即使是国共合作抗日期间，蒋介石都没忘记消灭我党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得中国国内的各种主要政治势力，在挽救民族危机方面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共两党的矛盾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有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分歧和斗争。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主张。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其施政纲领中，也体现了这一基本指导思想。

而1938年3月，在国民党武汉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上，也制定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其核心是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蒋介石迫于人民的压力，不得不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他时刻没有忘记消灭共产党。

1938年10月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其侵华策略做了一些调整，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便乘机大肆“反共”, 1939年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意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后，它们强化了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以便尽快解决中国战场问题，使日本能从中国战场抽出来身来，国民党顽固派看到时局对他们有利，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也长期受到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包围，甚至还遭到局部的武力进攻。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转折点，欧洲各战场上的法西斯势力开始失利。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因受到美军打击节节败退，南洋与大陆的海上联系被切断，日本本土也遭到了以中国内地为基地的美国空军的轰炸，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去了主动权。而日军在中国战场已完全陷入泥潭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1943年11月22日，中、英、美三国的首脑在埃及开罗召开了会议，讨论在太平洋和亚洲地区协同对日作战问题，决定1944年中、英、美联合在缅甸开始反攻，打通滇缅路，支援中国抗战。

抗战胜利之后，一场民主与独裁的交锋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943年抛出了《中国之命运》，大肆宣扬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民主、自由，鼓吹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是没有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应该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并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新式军阀割据。当时，延安文化界和民主人士对其进行了批判，指出这本书的内容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实为主张买办的封建法西斯主义。

同时，蒋介石也加快了个人独裁的步伐，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后，在9月举行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海陆空军大元帅，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这样蒋介石已为其个人的独裁统治铺平了道路。

为了保障国内的和平与民主，改善国共两党关系，1944年春，中国共产党主动与国民党接触。周恩来表示，

“我们共产党人一向是主张从民主途径解决国共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以争取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的”

并要求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我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武装，撤销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

同年5月，中共代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进行了协商，后双方又移到重庆去继续谈判。但国民党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缩编为4个军共10个师（共10万人），其余37万人限期取消，并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应由国民党中央任免等。实际上就是要限制和取消人民武装和人民政权，实行国民党一党的独裁。这就致使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1944年秋，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会议上，林伯渠就国共两党的谈判情况作了详细报告，并代表共产党郑重提出希望国民党马上结束一党独统的局面。组织联合政府。

周恩来也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进一步阐明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要求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原则，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替代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政府，并提出了“各党各派推举代表成立国事会议；改组国民党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人民普选国民大会”等6项具体步骤。中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立即得到了国内各党派和全国人民的拥护。

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支持国民党，但不愿中国在这时发生分裂，影响到对日作战，派特使赫尔利到中国进行调停。赫尔利在和蒋介石等人多次交换意见后，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到达延安与毛泽东谈判，双方就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承认各抗日团体的合法地位等问题达成了协议。虽然双方还有分歧，但考虑到抗日大局，中共中央还是派周恩来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但蒋介石对赫尔利与中共达成的协议非常不满，对周恩来也极为冷淡，并坚持共产党只有先交出军队后，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更不同意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赫尔利也推翻了在延安的协议，致使谈判无法进行下去。

1944年1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在会上周恩来就时局与国共两党谈判问题作了报告，参议员们就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进行了讨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1945年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以民主为基础，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起一个联合政府，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共同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现行政策，赶紧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封锁在边区的几十万大军必须撤退，调到抗日前线去。

1945年春，苏联红军已攻入柏林，德国法西斯势力失败，而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定，抗日战争已处在胜利的前夜。这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围绕中国两个前途和命运的斗争更为激烈。

毛泽东同志分析抗战胜利后，中国可能面临的两种可能性和两种前途：

要么“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

要么“或者是半殖民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

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指出“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而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尽力去争取第二种可能和前途，反对第一种。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指明了革命胜利的道路和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明确目标。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借实行宪政之名，以抵制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扬言与中共的斗争是无法妥协的，要消灭共产党。在大会通过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中，虽提出抗战未结束，国内外形势不允许发起内战，因而仍以政治解决为宜。但在这个决议案中，大肆指责中国共产党，实际是为其发动武装进攻制造舆论准备。

显然，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围绕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之争仍在继续，特别是随着抗战进入后期阶段，这种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就集中了第三战区的10个师，向苏浙的新四军进犯，胡宗南部也向陕甘宁边区的淳化、耀县进攻。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不惜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使得国共两党的斗争更加尖锐化。

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5年6月21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在延安召开了各团体代表会议，讨论发起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事宜。推举林伯渠、李鼎铭等9人为陕甘宁边区参加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

7月13日，各解放区、各界代表110人齐集延安，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正式召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林伯渠主持，通过了《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决定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于1945年11月在延安正式举行，选举林伯渠、李鼎铭、续范亭、成仿吾、周恩来等25人为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周恩来为主任。8月1日，中国解放区行动纲领起草委员会成立，周恩来、陈云等29人为委员，着手起草中国解放区行动纲领。

9月17日，《中国解放区行动纲领草案（初稿）》完成。后由于日本投降后不久，国共两党已签订了《双十协定》，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解放区行动纲领草案（初稿）》未正式公布。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美、苏的联合打击下宣布无条件投降。15日，日本天皇发布了《停战诏书》。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9月3日，中国战区日军代表在湖南芷江草签了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正式举行。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它也是中国人民在对外御侮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

边区人民也同全国人民一样，为之欢欣鼓舞，在各地以各种形式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8月15日，在延安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9月5日，延安两万多人冒雨集会，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以及中共中央领导朱德、刘少奇等同志出席了庆祝大会。

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得到了解决，但国内的阶级矛盾又很快上升。特别是蒋介石一心想依靠其军事实力上的优势，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因而在日本投降后，一面命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一面又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抢占战略要地，并大力收编伪军，为取得军事上的主动权、发动内战做准备。

当时，首先是国内人民在经历了八年的抗战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希望在战后能有一个和平的休养生息时期，因而是反对内战和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的，就连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士，也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强烈不满。

早在国民党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冯玉祥、屈武等就联合提出了《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反对武力消灭共产党，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其次，美、英、苏三国虽在战后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盟友变为战略竞争对手，但在中国问题上既争夺又妥协，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

“三外长关于中国现状曾交换意见，他们共同商定关于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有一个团结及民主的中国之必要，并必须广泛吸收国内一切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机构中。”

最后，蒋介石虽有军事上的优势，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还在远离前线的后方，调遣军队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以上种种因素促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策略，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手法，以摆脱其不利局面，并可嫁祸于人。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如毛泽东拒绝谈判，便可将内战责任推给共产党；如同意谈判，则以做官为条件诱惑共产党交出兵权。此外，即使以上目的均达不到，也可以借谈判拖延时间，为其军队调遣争取时间。而美国为了控制中国，一方面借帮助“受降”的名义替国民党向前线运送军队，一面支持蒋介石的所谓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的和平，派出驻华特使赫尔利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早有察觉，但为了揭露和孤立蒋介石集团，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出发前发表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必要的让步，以顺应民意，促成全国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同时，也告诫全党，对蒋介石要有必要的警惕，站在自卫立场上，还击国民党的任何挑衅行为。

经过43天的艰难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大到内容就是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重庆谈判虽在我军军队缩编、解放区政权合法化方面仍未能达成协议，但毕竟使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的方针，使全国和平有了一线希望，同时也使蒋介石如发动内战，就会在政治上处于被动。

国民党虽然签订了和平协议，但仍以打通交通线为由，在除了陕甘宁的其他解放区都发动了规模不等的军事进攻。

1945年12月，鉴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武装进攻，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正式向国民党提出，以停止军事冲突为召开政协会议的前提，于是在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

1月10日，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在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国民代表大会、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重要方面，经过激烈的斗争，最终都取得了一定成果。政协会议达成了基本体现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意愿的《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通过了以中共的草案为基础的《和平建国纲领》，但在军事问题上仅做了些原则性规定，未能解决实质问题。尽管如此，这次政协会议其意义重大，它是一次成功的合法形式的斗争，虽然协议的内容因国民党发动内战未能实行，但其民主精神还是应当肯定的。

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陕甘宁边区人民也迫切地盼望着国内的全面和平。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为争取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而努力，立即着手进行选举，加强边区的政权建设，

“在抗战胜利结束以后，全国进入和平建设的新时期之际”，通过普选，“对于全国政治的民主化和地方自治推行”提供经验。同时，边区政府还着力解决地权纠纷，实行“减租减息”，调节租佃关系，“在农民按照减租法令取得应得的利益后，适当地照顾地主的利益”，明确提出要“保证交租交息”，指出“这是团结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的必要措施”。

很显然，边区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减租以调动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边区的经济及各项事业，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对边区内各阶级、各阶层的团结，努力营造一个民主、和谐的局面，为推动国内的全面和平做贡献。

最终，蒋介石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但是，当时的中国走向何方？尽管我党站在历史的高度，希望把中国带向“独立、自由、富强”，可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愿意自己的权力得到分享。因此，他们的和谈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目的就是借助美国的支持，把偏安一方远离抗日战场的主力部队调到东北、华北，占领各大城市。

饱受战争痛苦的广大人民，哪个不希望从此休养生息，过上安定的日子呢？而国民政府在撕毁《和平协议》那一瞬间，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尽管在军事上占有巨大的优势。武器和兵力并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在后续几年解放战争中，人民的力量表现出了巨大的能量，最后终归是得民心者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