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是甘肃华池县的辖区，位于陕甘交界处，无论是延安、庆阳还是保安都较远，南边是照金，四周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山岭连绵，是个陕西不管、甘肃不管、土豪劣绅管不了的“三不管”地区，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南梁政府也是我党在西北最早建立的政权 。

创建南梁游击队

渭华起义于1928年3月失败，刘志丹等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回陕北，从事革命工作。同年的秋天秋，他回到家乡保安后，和曹力如组建了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刘志丹任书记，曹力如任组织委员，王子宜任宣传委员。他们以学校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是年冬，刘志丹到榆林，参加中共陕北特委工作。

1929年春，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不久，谢子长也被派回到陕北任特委军委委员。刘志丹、谢子长一边继续从事兵运和农运工作，一边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探索前进道路，在毛主席进军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启发下，逐步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在陕甘交界的桥山山脉创建革命根据地。这里习惯上被称为“陕甘边”，是个“三不管”的地区，自然条件差，地瘠民贫，地广人稀，交通闭塞，社会、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利于搞工农武装割据。

1929年，陕甘两省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中共陕北特委首先在陕北发起了饥民斗争，斗争很快波及陕甘边。华池县南梁地区的贫苦农民赵二娃、杨培胜率众暴动，组织农民武装抗粮、抗税。刘志丹利用同赵二娃的姑表兄关系，多次到南梁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支持农民的反压迫斗争。同年8月，刘志丹辞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职务，到陕甘边地区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利用亲戚朋友等关系，先后打入陕甘边界一些军阀军队和民团进行兵运活动。

1930年夏，乘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扩军之机，刘志丹、谢子长在谭部挂名建军。刘志丹出任谭部骑兵第六营营长。10月初，刘志丹在保安县党组织的配合下，成功地袭击了合水县太白镇民团，击毙团总黄毓麟及部下10余人，缴枪60余支、骡马数十匹，创建了陕甘边第一支革命武装。刘志丹带着这支部队，驰骋于甘肃合水、庆阳、宁县和陕西保安、安塞、甘泉一带打土豪分财物，几个月内部队发展到200多人。刘志丹抽出部分枪支给民间武装赵连壁、同守孝，让他们在南梁一带发展武装，自己则率部在永宁山石峁湾的深山密林里加紧练兵。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陕北特委合龙山扩大会议关于继续进行兵运工作，条件成熟时举行起义，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的决定，刘志丹于1931年1月率部进驻瓦子川。2月，进驻合水固城川，与赵连壁、同守孝等民间武装会合，部队扩大到300多人，刘志丹任总指挥。2月下旬，这支革命武装遭到陇东军阀陈珪璋部骑兵的袭击，损失惨重。刘志丹遂率部分骨干突围后转到中部县小石崖休整。3月，刘志丹奉命到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并任中共支部宣传委员，驻栒邑县职田镇，准备起义时不慎暴露，刘志丹被捕，囚禁于平凉，补充团也被缴械改编。旋经党组织和南汉震、杜斌丞等通过杨虎城关系营救获释。

1931年7月，刘志丹出狱后，根据省委指示，利用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又打进平凉甘军新编第十三师陈珪璋部从事兵运工作。陈珪璋明知刘志丹是共产党员，但对他的能力十分钦佩，又想利用他反对当地军阀张庭芝、谭世麟，扩充自己的实力。刘志丹借机以陈珪璋的名义在宁县成立了一个旅，编为第十三师第十一旅，自任旅长，人枪300余，并不断吸收当地共产党员和农民参加。同年夏季，陕西省委决定在桥山建立工农武装斗争区，开展游击战争，令潜伏在各军阀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策动起义。

但这些起义系单纯的兵暴，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且带有盲目性，因而都未成功。刘志丹的第十一旅也因发动兵暴而被陈珪璋打散，他本人则遭到陈的通缉。刘志丹只身回到南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集合起部分失散的战士，又对赵连壁、赵二娃的农民军和党所控制的合水县的贾生财民团进行了整编，沿着桥山山脉，逐渐发展成一支500人的队伍，并于1931年9月正式成立了由陕甘边党组织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

1931年春，中共山西省委在孝义县成立了晋西游击队，由阎红彦、杨仲远率领，在吕梁山一带宣传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后在敌人“进剿”下，晋西游击队于9月初西渡黄河，与陕北杨琪、师储杰带领的游击队会合，改称陕北游击支队，共300余人。1931年10月20日，陕北游击支队在阎红彦的率领下，到达合水县灵锦庙，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两支部队会合后，建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等任委员。会合后队伍有1000余人，改编为两个支队，南梁游击队为第一支队，陕北游击支队为第二支队。陕西省委委任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这支革命武装的建立，揭开了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

红二十六军诞生

九一八事变后，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针，于1931年冬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支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阎红彦任第二支队长。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在甘肃正宁一带开辟新区，进行革命武装斗争。

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兼政委，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高岗任中共队委会书记。从此，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为后来陕甘边红军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决定以陕西的淳化、耀县、栒邑、宜君和甘肃的正宁、宁县为活动区域，开展对敌斗争。2月13日，红军游击队向栒邑职田镇发起攻击，全歼该镇民团，捣毁区公所，镇压了罪大恶极的豪绅，组织了农民协会，领导群众进行分粮抗捐斗争。2月中旬，敌一个营和邠县、栒邑、长武三县的民团共千余人向职田镇扑来，被红军打了个伏击，毙敌160余人，俘敌400余人。4月11日，攻克栒邑县城，歼敌两个连及民团共300多人。5月上旬，敌人集中6个团“进剿”红军。游击队为了不与强敌硬拼，转向宜君、洛川等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行动。5月15日，游击队奔袭栒邑马栏镇，歼敌第八十六师两个连，17日又歼敌两个连及民团500余人。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五里镇一带大量地发动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同时也吸收大量农民参加红军，红军队伍很快就发展到1500多人。

20日歼灭白水县、中部县民团百余人和宜川县的一个营。至此三县的民团基本被歼，敌人第86师转入也不敢再主动进攻红军，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红军游击队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半个月里挺进数百里，经过5个县，大小9战8次获胜，共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支，粉碎了敌人的“进剿”。

6月上旬，陕甘游击队由鄜县东移，在甘泉县、韩城县的战斗中，部队损失巨大，被迫退到正宁县麻子掌时，只剩下200余人。

7月间，国民党甘肃警备第十一旅第一团第一连连长、共产党员高鹏飞率部起义，给游击队增添了生力军。

8月底，谢子长、刘志丹率部南下耀县，在照金以北全歼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共400多人，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战斗中被打死，县团总蔡子发也被生擒。照金之战后，敌人又集结几个县的兵力，进行疯狂反扑。为避敌主力，红军游击队撤离照金，北上保安县。临离照金时，刘志丹留下他的特务队，就地坚持打游击，开辟根据地。9月25日，游击队进攻保安县城失利，伤亡很大，撤至合水县平正川。经过两个来月的休整，筹粮筹款，并寻机消灭小股敌人，部队又恢复了战斗力。

1932年12月24日，陕西省委指示，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任军、团两级政委，团长王世泰，参谋长郑毅，刘志丹则担任任政治处处长，管辖着步兵连、骑兵连、先锋连和政治保卫队，一共220余人。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就决定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因为照金位于栒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五县的结合部，对红军的活动非常有利。

而且这里是老游击区，群众基础好，加之李妙斋等率领的游击队一直在此活动，红二团成立之后，又正式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党政组织均已建立，只要路线正确，这里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但是，杜衡坚持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只知斗争，不搞统一战线，主张打倒一切，并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大加排斥，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的职务，将谢子长、阎红彦调离部队，刘志丹虽被留队却不给分配工作。当时白军中有些军官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和红军干部有秘密联系，送枪支弹药给红军，杜衡就说红军干部勾结军阀。对和红军订有友好协定的夏玉山民团也要进攻，导致夏玉山和周围民团联合起来反对红军。后来，他们又烧了香山寺，使得几百个和尚也和红军对立起来。

这种路线造成树敌越来越多，根据地不断缩小，只剩下照金中心区薛家寨，还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弄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给，处境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杜衡故意夸大敌人“进剿”的严重性，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南重建新的根据地。

1933年5月底，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南华县，到敌人重兵防守的关中作战。红军一进入关中地区即遭敌人重兵围攻，杜衡又慌忙下令进入终南山，结果在蓝田县张家坪被5000多名敌军包围。杜衡以向省委汇报为名逃回西安，不久被捕叛变。在《白鹿原》里姜政委的原型估计就是这位杜衡。

这时，刘志丹出面召开队委会，决定丢掉辎重，分三路轻装突围，在终南山里苦战两个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损失惨重。

1933年夏，全国革命形势又有一个新的发展。由于日本侵入华北，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中央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又开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抗日运动和红军的胜利，推动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发展。

7月21日，杨虎城手下的个骑兵团，团长是王泰吉，他带领部队在耀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与新成立的耀县游击队先后转入照金根据地。

这时，由于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陕甘边摆脱了“左”倾路线的直接统治，形势转好。

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决定成立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被任命为总指挥。10月4日，刘志丹从终南山脱险后历尽艰辛回到照金，即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由于红军集中指挥，而且斗争策略运用灵活，很快就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伏。敌人急忙调4个团和三原、淳化等六县民团共6000余人，进攻照金根据地的。10月中下旬，刘志丹、王泰吉率领红军北上，穿插到了敌后，配合当地游击队一举拿下合水县城。

接着在合水县境内三战三捷，歼敌数百人，重挫了敌人锐气，大振了红军声威。此后，部队继续在合水、庆阳一带打游击，连获胜利。

1933年11月上旬，陕甘边区特委举行联席会议，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这次会议上被撤销，第二十六军番号被恢复，成立了第四十二师，由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高岗任政委，下辖第三团和骑兵团，共500余人。会议还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为实现建立南梁中心根据地的计划，1933年冬，刘志丹率师部及第三团向东北行动，在洛川击退敌军一个营。王泰吉率骑兵团向西北行动，

歼敌两个连及赵沟门民团，驱逐了二将川民团。两军在二将川会师，接着攻占合水县老城，击溃了驻合水陇东司令杨子恒的部队，和驻华池陇东清乡司令谭世麟的部队，攻占了南梁和大梁山。这些胜利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此后，部队利用战斗空隙，分兵发动群众，以连为单位，分别到平正川、太白川、白马庙川、二将川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帮助地方组建了保安、合水、庆阳3支游击队。

在根据地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为了加强统一领导，1934年2月15日，由红四十二师党委主持，在合水县小合沟四合台村召开了有陕甘边各根据地负责人和当地民众参加的大会，选举产生了根据地临时政府。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设立了主席和副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秣、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陕甘边革命政权建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南梁附近农村都相继建立起农会，并建立了成千人的赤卫军。此时，陕甘边根据地的范围，以南梁为中心，东至豹子川，西至老爷岭，南至东华池，北至黑水坡，方圆100多华里，人口过万。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犹如燎原烈火，愈烧愈旺。

在反“围剿”斗争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使敌人惊恐万状。1934年2月，西安绥靖公署纠集正规军8个团，在当地民团的配合下，分九股向南梁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避敌锋芒，刘志丹率主力跳出包围圈作战。敌军进南梁后，进行了报复性的烧杀抢，铡死了农会主任白扬珍、土地委员曹思忠和红军机械所工人李青山等6人，杀害游击队员、地方干部和群众数十人。为掩护红军，菜园沟的群众一天之内被敌人用铡刀铡死了18人，就连十四五岁的小孩也不放过，真是残忍至极。随后又扑到保安县抄了刘志丹的家，杀害了刘志丹的数名亲人，挖了刘志丹家的祖坟。

在反“围剿”中，坚持内线斗争的地方游击队，掩护群众，坚壁清野，利用深山密林与敌军周旋，乘机杀敌；在外线作战的红军主力和当地游击队协同作战，连打9仗，仗仗奏凯，其中4月的西华池一仗，全歼敌一个团部和两个整营，战果辉煌。5月，敌人又跟踪追迹，调兵“围剿”。刘志丹遂率部回师南梁，经过两个月的战斗，迫使敌军退出根据地，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从1933年冬到1934年夏，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刘志丹等率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从南到北作战30余次，歼敌3000多人，解放了陕甘边地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上百个据点，不仅将原来的游击区一个个被恢复，还创建了大量新根据地，陕甘边的十几个县被连成一片，反动的乡镇政权和保甲制度被摧毁，建立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11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和14个游击支队，并进行了土地分配，形成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随着南梁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1934年11月，在南梁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历史上称“南梁政府”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当选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农会，赤卫军，工、青、妇、儿童团等组织也相继建立。至此，纵横各三百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南梁成为陕甘边地区革命斗争的中心。

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和各项建设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所有制的改革问题。所以，实行土地革命是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

相对于南方各主要根据地而言，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进行得较迟一些。这主要是由于较长时间未建立工农政权，因而不具备进行土地革命的条件。

1933年冬，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进行土地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权保障。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十分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设立了专门的土地委员会，并在南梁附近地区搞过土改试点。1934年11月，南梁政府成立，在陕甘边工农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土地决议案》。按照这个决议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正式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根据这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结合南梁地区土改试点的经验，确定了土地分配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和牛羊、粮食，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牛羊、粮食，分配给没有土地、财产或土地很少的贫雇农；土地基本按人口平分，但优先照顾贫雇农；地主一般分给瘠田，做到既要打击地主阶级，又要给以生活出路；富农适当保留土地；对中农则以团结为主，基本不触动他们的利益；对红军家属有相应的优待。

1934年秋，南梁附近的玉皇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地开展土地改革起来。南梁土地改革取得成功以后，又逐步向根据地其他地区推广。结合土地改革还进行了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地主、富农约占总农户的5%。土地改革使广大贫雇农站直了腰。

陕甘边根据地土地革命是较稳健的，基本没有出现大的失误。通过土地革命，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进行，沉重地打击了农村的封建势力，使广大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为巩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陕甘边红色政权还颁布了许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法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项事业的建设，如开办银行、发行边币、建立城乡集市、组建各种合作社、鼓励与白区通商贸易、实行价格管理、搞税收优惠、开办列宁学校、改造旧学校和私塾、实行志愿兵役制、开办红军学校、加强游击队和赤卫队建设等等。另一方面，红色政权十分重视政风建设，大力提倡节俭之风，反对铺张浪费，严明法纪，惩治贪污腐败，教育党员干部以人民利益为重，关心群众疾苦，对领导干部要求更为严格。

陕甘边根据地政府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充分体现了根据地政权是劳苦大众的政权，体现了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根据地的广大人民能够热烈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筹粮筹款、出工出力、防特防奸、参军参战、支援红军、打击敌人——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