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芜战役期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导致国民党军6万人覆没，扭转了华东战局，成为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一切，是由一位愿意为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而奉献一切睿智的军人来完成的。他就是韩练成。而韩练成与桂系和我党之间又是如何串联起来的呢？他又是如何选择了我党的？

中央陆军大学学习的经历，为何让他选择桂系？

说到桂系军阀，主要是指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由蒋系进入桂系，韩练成在陆军大学的经历是一个转折。1935年的秋天，经校长蒋介石特批，韩练成得以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学习深造。这是一个特殊的学习班，就是冯玉祥这样的老前辈、老将军，也都来这里学习，是难得的学习与请教的机会。蒋介石兼任校长，实际事务由教育长杨杰主持，他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也是中原大战、商丘“救驾”时韩练成结识的老朋友。

中央陆军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办校时间最长、设施最为完善的军校，根据德国和日本陆军大学办学的模式兴办，经历过清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三个时期。1931年，校址迁到南京汉口路，学制三年。是一个综合性军事学府，培养能指挥各种兵种的人才。中央陆军大学从1906年在直隶保定府创办起，到1948年底离开南京止，共计43年。

中间因时局动荡，迁校达6次之多，其中包括抗战时期在遵义办校。为国民党培养了大批高级军事人才。韩练成能进入当时的最高军事学府学习深造，对他后来的影响很大。

韩练成进陆军大学特别班。在陆军大学任过教的郭汝瑰回忆，开办特别班，是蒋介石的思路。当时，蒋军中许多高级军官都想进入陆军大学旁听，但是每期能批准旁听的人很有限，蒋介石便开办了一个特别班，招收这些人入学。入学考试不考普通学科，只考军事学。招生办法，完全仿效日本陆军大学。即报考学生必须是受过正式养成教育的军官学校毕业，任主队职军官两年以上，经过资格审查合格，才能参加考试。笔试之后，还有复试，最后才能被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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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学资格上，韩练成自然是破例了。

学校的管理模式是开放性的。入校者都是带职学员，他们原本已是高级指挥人才。教官中外皆备，德国教官偏重于战术和战略思想，俄国教官偏重于战略和战术，中外战史是主要课程。中国教官偏重于传统武学典籍，同样是主要课程。重点在军事学术，包括战术、战史、参谋业务、谍报勤务等，还有马术。非军事课程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法、数学、外语等。

应用战术是重点中的重点，分别由中国和德国的教官担任，课堂教学与实际演练相结合。德国教官大都是德国陆军大学毕业，战术素养较高。教材取自德国《军队指挥》一书，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彻底进攻，速战速决的原则。

战史也是陆军大学非常重视的课程。熟读战史，不仅可以推敲战争双方的妙算谋略、战略决策，还可以师法古代名将如何用兵，如何布阵。当然，更要找出相应的战例，以证明战术原则。韩练成对战史的研究很精深，对古代兵法和战例也很熟悉。

陆军大学学员，学的是联合兵种的指挥作战，这就要熟悉各兵种的情况，包括实地参观演练。这些军事内容与军事实践，都增加了韩练成的实战经验，提升了他的实战能力。

进入陆军大学后的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将在西安督战的蒋介石软禁。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对于陆军大学的学员来说，他们都会非常关心事态的发展及其走向。陆军大学停课了，教育长杨杰要求教员与学员都要关注“事变”的动态，提出解决事变的“对策”，这就需要军事谋略与智慧。

西安事变这一突发的重大军事行动如何解决，韩练成借用《尉缭子·兵令》中的一段话来陈述自己观点：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两者，知胜负矣。”

尉缭，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他在这里把军事与政治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他的这段话论述了战争和政治、经济的联系，以文为种，以武为植，就是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活动的制约与指导作用。韩练成认为西安事变是因政治而起，必须由政治途径和渠道来解决。

政治解决，就是要蒋介石“主动而和平”。他的观点与大多数师生不同，但与杨杰的“由蒋主动，和平解决”的思路不谋而合。由此可见，韩练成的军事思想已经贯通古今，融合中西，能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从事件发展的大局来审视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韩练成与杨杰，早已有过接触。数年前河南归德救援蒋介石的经历，在杨杰看来如同昨天。他当时就说过：韩练成是“一个有战术头脑的勇将”，而现在韩练成提出的政治解决西安事变的应对之策，更加使教育长杨杰刮目相看，认为他已经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才”。

杨杰，是国民党时期著名的军事家，能得到他的赞赏，自然是不容易的事。由对“西安事变”提出的解决办法，已看出韩练成驾驭客观军事战略的能力和谋略。

缘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杨杰曾极力推荐韩练成去德国学习军事。韩练成也不放过这难得的机会，刻苦学习德文。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但从德国教官身上同样学到了德国的军事战略思想和治学精神，对他后来的各方面影响很大。

在往后的岁月里，一些国民党将领都误以为韩练成是在德国学习深造过的将军。说明他的治军方略和精神，深受德国军事专家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同德国方面秘密签订了一个协定，用中国的矿产资源换取德国的武器以装备军队。同时，由德国派遣顾问来军校训练干部，包括陆军大学。当时蒋介石建立了许多军官学校和兵科学校，最高阶层就算陆军大学了，其目的就在于训练干部，有了干部再训练军队。当时陆军大学有一批德国军事顾问，国民党将领在这里接受整体训练。

按照德国军官学校的训练程序，陆军大学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训练内容齐全，如营连战术、传递信息与确定位置、联络方式、炮兵装备等，包括骑马、剑术、装备、地缘战略、战术思想等。在陆军大学，韩练成相对系统地学习了现代战争理论，丰富了军事知识，开阔了军事研究视野，极大地提升了军事指挥能力。

同时，也结识了许多年轻的军事人才。北伐战争时期就相识的白崇禧的副官石化龙，这时也进入陆军大学，他们二人再次相遇，成为同窗好友。这种特殊的环境和经历，使二人的关系又进了一层。对于韩练成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契机。

数年之后又成为同窗，再次相逢，他们都视对方为知己，因而两人过从甚密。石化龙认为韩练成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极力想把他拉入桂系。他一方面不断给韩练成宣传桂系建设广西的成绩和他们的爱国运动，一方面灌输李宗仁、白崇禧治军开明，礼贤下士，地利人和皆备。

言下之意，是要韩练成陆军大学毕业后投奔桂系，在那里发展。一方面，多次把韩练成介绍给李宗仁和白崇禧，劝说他们重视这位战将。

石化龙虽是这么说，但韩练成想得多一些，继续在蒋介石这边干，还是投向桂系，在去就方面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横下心想这些年自己的经历，再看看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政治黑暗，尤其是特务横行，同时，又感到蒋介石对他赏识厚爱，尤其是信任，背弃蒋介石而去，感到又对不住蒋。缘此，他对未来还是非常迷惘。“事齐乎？事楚乎？整整徘徊犹豫了两年。”韩练成后来这样记述了他当时的心情。

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期间，是韩练成人生重大转折时期之一。在这里，他与周士观重逢。开明人士周士观，与国民党上层何应钦是神交之友。周士观与韩练成也有一些交往，而且对他的才干很赞赏。有了周士观这个中间环节，何应钦也知道了周士观眼里的韩练成，便被作为谈话的对象而关注了。

有一次，何应钦与白崇禧闲聊，偶然间谈到了韩练成，而且有意识地作了推荐。白崇禧是一个很爱才的人，北伐时期白崇禧对韩练成的印象较深，再加上韩练成言谈敏捷，擅长诗文，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才能赢得了白崇禧赏识。缘此，何应钦所介绍的韩练成，白崇禧还是很愿意接受的。

蒋介石和桂系之间，韩练成还是选择了桂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危机，韩练成非常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抗日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与人民一道开始抗战。

1937年7月，韩练成参加蒋介石在庐山举办的军官训练团，当他听到蒋介石准备抗战时，觉得非常兴奋。8月返回南京。这一时期正是国家用人之际，白崇禧时任副参谋总长，在南京召见了韩练成并与他进行长谈。北伐时期，他们有过接触与了解，而且他给白崇禧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次召见，二人谈得更为投机。韩练成不仅学识渊博，言谈敏捷，而且对军事谋略和战略思想有独到的研究。在军事思想方面，韩练成提出的运动战与阵地战有机结合的战略战术思想，与白崇禧不谋而合，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深得白崇禧的赏识和推崇。韩练成表示愿意去抗日前线，白崇禧也准备让韩练成进入桂系带兵。不久，经白崇禧推荐，韩练成进入桂系军队序列，奉命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高级参谋，并成为李宗仁、白崇禧与各方联络的军事代表。

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韩练成陪同白崇禧会晤了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高级将领，白崇禧向周恩来介绍韩练成的战功的经历。

韩练成则向周恩来敬礼，并尊称“周老师”。同时，白崇禧当着周恩来等人的面，明确指派韩练成负责与各方军事代表的联络工作。对于韩练成来说，这自然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他游刃于国民党与共产党高层之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和环境。

从这时开始，韩练成与周恩来就相识了，并为他们后来进一步联系奠定了基础。

1937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尤其是上海陷落，日本侵占南京，中国军民30余万人惨遭杀戮。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以攻取徐州为目标，南北对进，津浦路一线大战在即。

1938年1月，李宗仁委任韩练成为八十九军117师副师长。同时，指令韩练成整训这支军队，尽量训练出战斗力，韩练成不怕训练部队，他有自己的军事理论和严格的战略战术训练模式。他以为，真正的兵权在手，并不在于你担任了一个师或一个旅的主官，而在于你究竟和部队一起经历了多少次磨炼。没有战场磨炼的部队只能靠训练，在训练中提高部队素质。他也希望能训练出一支素质高、在抗日前线能打硬仗的军队。实际上，最难对付的是他的上司、军长韩德勤手下的这位师长李守维。

韩练成到了三五一旅，才知道这是一支怎么样的部队：大官吃兵饷，小官喝兵血；没有纪律可言，军纪散乱，更不要说打仗了。面对这种现状，韩练成对这支豆腐军极度不满意，另一方面，他没有失去信心，更没有顾及军长韩德勤与师长李守维的裙带关系，他要下决心整顿。在向军长的呈报文字中是这样写的：

“职自到任一一七师三五一旅旅长，已经月余，自察本部军官战术意识模糊，士兵战斗技能低下，后勤管理混乱，全旅革命精神不振。眼看部队出兵抗战在即，职乞准予依《战时军律》及《战时军律施行条例》进行严肃整顿。”

韩练成治军严谨，用军律约束。

一一七师师长李守维，是复兴社的激进分子。韩练成任副师长兼三五一旅旅长，李守维虽然嘴上不说，心里还是不高兴，但他还不敢公开抗拒李宗仁的命令。当韩练成严肃整顿军纪时，与李守维更是貌合神离了。韩练成一方面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反对李守维的汉奸行为，着手整顿军官吃兵饷、军纪松散的现状，一方面调动和吸引力量清洗活动在三五一旅的复兴社分子。韩练成的举动，触及了韩德勤、李守维的私利，引起了他们的忌恨，矛盾日深，他们派人暗中谋杀韩练成，弹中左肩，好在未伤着骨头。枪手也是个草包，用韩练成的固原方言说：

“牙长的一点点距离”

打了数枪，才中了一弹，还没有在要命的地方。韩练成虽然没有大碍，但这种谋杀行为影响很大。在徐州指挥军队的李宗仁闻讯，立即派人前往苏北前线接韩练成，并迅速送往汉口医院治疗养伤。

在汉口医院治疗期间，环境比较舒适，身心得以放松。白崇禧也时不时去看望他，二人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增多。这期间，韩练成与白崇禧之间的情谊也进一步增进，言谈中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政策流露出不满。对于这次枪击事件，白崇禧也有他的看法，认为整顿军队没有错，但“强将凌帅”就犯了兵家大忌。同时，韩练成利用养伤的时机阅读了一些进步的报刊和书籍，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觉得此前难得有相对宽裕的时间去思考一些问题。

韩练成在汉口已经待了数月。痊愈后的韩练成知道一一七师不能再回去了，往哪里去？李宗仁、白崇禧也知道韩练成不能再回到一一七师了。

李宗仁作了重新调整，韩练成任第十六集团军170师副师长兼五〇八旅旅长。这次调整，当然也有白崇禧的鼎力相助。同时，韩练成继续以李宗仁第五战区高参的身份，往来于李宗仁、白崇禧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之间。

这期间，由韩练成联络并安排，白崇禧邀请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等共同商讨津浦路的作战方案并达成共识。在作战方法上，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以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在抗击日寇的同时，拖住日军向前推进的速度。周恩来、叶剑英、白崇禧还一起商讨了具体的军队布防和调遣。

韩练成刚刚担任了第十六集团军170师副师长，仍是他们和八路军之间的联络代表，他告诉周恩来和叶剑英，白崇禧马上要调往广西。如果八路军军在广西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李宗仁和自己，如果自己和李宗仁不在，可以找韩练成，这是白崇禧对韩练成高度信任的表示。

1938年秋，韩练成赴广西就职。受李宗仁夫人、白崇禧夫人的关照，韩练成夫人汪萍和孩子们已由白崇禧派人护送并先期到达广西，家安在荔浦。抗日的烽火岁月里，韩练成有了一个家，一个暂时得以团聚的家。

进入桂系，一度驻军桂林。尽管有李宗仁、白崇禧的看重，但具体到中层，人们对他这个“外来户”就有不同的看法了。一一七师的经历对于韩练成，记忆犹新。因此，这次到170师后，依旧没有任何根基，也不敢有任何疏漏。他的处世哲学就是“有苦我先吃，难事我先做，有危险我先挡”，吃苦在前，不图名利。这样，外来的阻力小了，干扰少了，他的脚跟反而站得稳了。不久，代理师长。很快，就被擢升为全副美械装备的170师师长，成为桂系的一员骁将。

驻桂林期间，韩练成还任过桂林军官学校校长、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等职，率军参加抗击日军的武汉会战、桂南会战等。1940年夏，调任国民党国防研究院第一期研究员。

韩练成在桂林与夏衍和李克农相识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后，武汉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军政机关大部分都迁到武汉，全国性各类救亡团体、爱国人士大多也来到了武汉，一些进步刊物也在这里出版。但不到一年时间，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

1938年10月的武汉，正面临着深重的灾难。日本侵略者像乌云一样从北、东、南三面合围，武汉外围天险和沿长江要塞随之陷落，在武汉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全国性团体再次南撤。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人员撤离武汉，乘“新升隆”号轮船南下，到桂林筹建办事处。同时撤离的还有新华日报社和印刷厂的人员，包括随船的物资。

武汉沦陷后，周恩来在去长沙的途中，因白崇禧的汽车出现故障而相遇，二人有过同车而行的经历。在周恩来的车上，他们谈得比较投机，其中一个话题就是准备在桂林设立办事处。在周恩来看来，

“武汉失守之后，桂林就成了重要的大后方，在桂林成立八路军办事处，有助于国共抗战”。

白崇禧表示欢迎。同时，周恩来还明确表示，“不会挖你们的墙脚”。这样，就有了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口头协议。

1938年11月22日，经过周恩来与白崇禧商谈后得到同意，挂牌成立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合在一起办公的是新四军通讯处，任命李克农任办事处处长。周恩来、叶剑英对办事处的工作作了详细布置，还会见了从武汉撤退下来的一些文化界进步人士。办事处的任务，就是对李宗仁、白崇禧进行联络，做进一步的统战工作。同时，领导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另外，还负责从越南、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筹集物资并转运到延安，指导西南地区地下党的工作等。

当时的桂林，不但是武汉撤退后文化界进步人士集中的地方，也是抗战中期西南的文化中心，是以“桂林山水甲天下”而闻名的省城。1939年4月，周恩来再次来到桂林，会见了杨东莼、胡愈之等著名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参加文艺界的欢迎宴会，并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举办的日语人员训练班作《如何粉碎敌人的阴谋》的讲演。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取得合法地位后，陆续在各地建立公开的办事机构，以代表我党我军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各种事宜。同时，还需要承担为八路军、新四军领取、筹集经费和物资，联络友军进行抗日，发动各地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等。在广西桂林，董必武还派人进一步联络国民党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指出：要鼓励李、白坚持抗日，做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建议他们与抗战爱国人士加强团结，要防止蒋介石对桂系的分化，警惕中统、军统特务活动。此外，还请他们保护进步人士。

以上这些特殊背景和环境，对当时驻军桂林的韩练成来说，更为有利于与共产党的接触，便于同中共在桂林的办事机构与相关人员的来往。

胡乔木在他的《回忆毛泽东》一书里说：

“我们党对国民党1938年提出的抗战建国纲领是拥护的，并不是采取反对态度。”

这种背景，更加有力地鼓励着韩练成与中共来往，积极抗战，做有益于抗战的事。

1938年秋，韩练成以桂系十六集团军170师副师长的身份驻军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设立后，他就设法接近，寻找联络交流的渠道。转眼到了1939年10月，有一天，桂林戏剧界联合会公演夏衍的四幕剧《一年间》，目的是请一些社会名流赞助，替《救亡日报》筹集资金。夏衍另外动了心思，专门发售一部分票价五元一张的“荣誉券”。对于韩练成来说，机会终于来了，他一次性向《救亡日报》社的女记者高汾买了几十张票，邀请朋友们观看演出，并表示他希望见到著名文化人夏衍。

高汾把这个信息转告夏衍后，夏衍当时觉得意外，但却找了另外的理由推托了，没有如约与韩练成见面。

夏衍未见韩练成这件事原本都过去了。有一天，夏衍向李克农汇报完文化界的情况后，聊天的过程中，话题转到了与桂系军人的关系方面，夏衍就把韩练成买多张义演戏票的事给李克农说了一遍。随后又说：

“韩练成在中原大战时救过老蒋的命，我见了气就不打一处来……”

夏衍还在带劲儿地说着，却发现李克农眉宇间起了阴云，他在想着什么，并没有专心听他讲过去的事。夏衍也就停下来了。

李克农看了一眼夏衍说：

“站在外面骂娘不算勇敢，要深入敌人的心脏去影响他们。韩练成是桂系十六集团军的副师长，桂系的动静瞒不过他。目前李品仙在大别山鄂皖地区同新四军摩擦，我们为什么不发展这个关系呢？……和菩萨要打交道，和恶鬼也要打交道。”

李克农这样一说，夏衍明白了。作为老地下党，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偶然性会成就大事。韩练成买义演门票之举，最终把他与夏衍和李克农联系在了一起。

实际上，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再三强调：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都要大力加强，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根据周恩来指示，潘汉年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联系团结上层爱国民主人士。

1937年7月的一天晚上，潘汉年约夏衍见面后，一起去见周恩来。这是夏衍第一次见周恩来，周恩来给夏衍任务是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做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的统战工作，很长的时期内，夏衍等文人都要在国统区工作，肩负着文化战线工作的重任。

1938年10月以后，夏衍到桂林，筹划《救亡日报》的复刊事宜。这时，周恩来也到了桂林，与《救亡日报》社长郭沫若一起去拜会白崇禧，提出在桂林复刊的事，白崇禧表示支持，还资助了经费。

夏衍与韩练成相识，大约是在1939年4月。他遵照李克农的指示，自己去找韩练成，不但见了面，而且在之后的交往中还成了朋友。韩练成也常来《救亡日报》社，他们谈天说地，聊得很投机，也非常愉快。

韩练成经常提着三花酒，带上一包叉烧肉、花生米之类简单的小吃，来报馆与夏衍小酌几杯，谈论天下大势，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他们二人成了好朋友，总要说心里的话。韩练成也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李克农报经周恩来审查，知道韩练成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共青团，后来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便批准他为中共秘密党员，实际上是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

这一时期，韩练成与夏衍来往密切，做了大量的抗日与统战工作，而且好多工作都出于韩练成的抗日思想与民族情感，是他多年倾向共产党进步思想的积极体现。

因为韩练成自参加西北军起就受共产党人的影响，一直倾向进步；1942年与周恩来取得联系之后，韩练成就已经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秘密工作。

1939年，为国共合作的特殊时期。1月初，为了有效做好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工作，中央决定合并成立中央局，拟名为“西南局”，由周恩来、董必武等13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复电中央书记处，认为以“南方局为好”。这样，此后一段时期的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工作，都归南方局分管。不久，中央将江西、上海的工作也划归南方局管。这期间，南方局十分注意与桂系的关系。

曾派人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络，做他们的工作，指出：要鼓励李、白二人坚持抗日，认真实行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议他们与抗战爱国分子加强团结，对蒋介石要有较清醒的认识，防止蒋对他们分化，警惕中统、军统特务活动，对蒋介石要求实施宪政，实现民主，反对独裁，还请他们注意保护进步人士，支持这些人士的工作。

有了这个背景，同样为桂系将领韩练成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接近和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更多的方便。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一次重大的政治事变。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因拒登国民党中央社诬陷新四军的消息，当天报纸全部被扣。同时，白崇禧下令逮捕夏衍。10日，国民党下令撤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形势极为严峻，周恩来急电毛泽东。18日，毛泽东电示周恩来：请转告李克农立即撤销桂林办事处。周恩来当即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知夏衍、范长江立即离开桂林去香港。

夏衍离开桂林后，办事处于1月20日被迫撤销，李克农返回延安，韩练成与他的中共好朋友分手，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直接联系的关系中断。但他们有约，往后如有人来寻求帮助，就说是“桂林的李经理、蛮先生”介绍的，李经理、蛮先生，是李克农的代号。韩练成想继续为中共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国民党顽固派在阴谋取消中国共产党设在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办事机构的同时，加紧迫害进步人士，夏衍、胡绳等人相继转移到香港。

此时，白崇禧反共的步伐加快，最集中的事件是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打击。

桂林时期，韩练成与夏衍、李克农的接触，使他对共产党的了解更深了一层，倾向于共产党的心迹已经明朗化。1947年春天的莱芜战役，其所作所为证实了他向往共产党的心迹。莱芜战役的胜利，扭转了华东战场我军的被动局面。从个人情感上，抗战年代的风风雨雨使他们结下了难忘的情缘。

这一时期，董必武与周恩来一起，积极而又慎重地整顿并直接领导党的秘密工作，经常接见一些被派往国民党军政部门的党员。如在胡宗南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熊向晖，周恩来送给他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对于韩练成这样的在国民党军事高层的人物，董必武、周恩来更是谨慎，直接由他们来接触。

在桂林期间，韩练成和夫人汪萍，无论从经济、物资等各方面，都给李克农、潘汉年及其介绍寻求帮助的人极大的帮助。很多具体的工作由都是汪萍来完成，汪萍被李克农誉为“后勤部长”。

后续

解放后韩练成被授衔为共和国中将，1984年韩练成将军去世，《人民日报》1984年3月8日发表的韩练成追悼大会的全文。读者由这千余字的文字里，会清楚地看到一个有功于国家和民族的传奇式的栩栩如生的特殊人物。

同时，中央电视台新闻也作了报道，称其为“爱国将领”韩练成，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将军。

这位被誉为“神秘人物”的爱国将领，传奇般地走完了他的一生。30年前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的一幕，至今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历史远去了。对于后人，对于读者，这位远去了的传奇将军，却缓缓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