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有大美，女子多颜色

女性诗歌，在中国这个男权至上的国度里，非常罕见。虽然作为诗歌大国，诗人辈出，但女诗人寥寥无几，留下大名的只有古代的李清照、近代的秋瑾。然而五四之后，女权高涨，尤其是1980年代之后，涌现了一大批非常有才华的女诗人，譬如翟永明、伊蕾、海男、唐亚平、傅天琳、王小妮等。她们在男权文化中脱颖而出，长袖善舞，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女性诗歌，为千年暗室照亮了微弱然而坚定的光芒。“你梦中的故乡/怎样成为我内心伤感的旷野”——翟永明在上个世纪的喃喃自语，与互联网时代的“新红颜写作”不期而遇，这让我们重新打量互联网时代的女性诗歌，寻找“新红颜写作”的诗学意义。

人在海南的李少君先生，一直关注当下的诗歌写作，他所命名的“诗歌的草根性”已成为标志性的诗学名词。面对互联网时代的诗歌，少君先生又提出了“新红颜写作”的诗歌命名。针对新红颜诗歌写作，评论家刘复生如是说：“新红颜写作是当代诗歌寻求新转折的一步尝试，是它将自己的根须扎向当代生活的顽强努力，借助女性更绵密、更具持久渗透力的感性，一部分中国新诗试着进一步摆脱既往观念性的诗学亡灵的纠缠，寻找新的眼界、新的语言和新的感觉。”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无疑为文学的书写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诗歌更是网络文学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借助于网络论坛、博客等新媒体，诗歌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新红颜写作正是其中的光芒所在。新红颜写作，顾名思义，指的是女性诗歌的写作。红颜之前有“新”字，区别于传统的女性诗歌，具有当下性、自由性。网络这个新媒体催发了女性写作的荷尔蒙，“让日常生活可能被流逝的精神之光，被论坛、博客接纳，成为我行我素的诗歌文本。”

有鉴于此，李少君先生主编了《新红颜集》，把散落在论坛、博客里的女性诗歌，汇聚在一起，天地有大美，女子多颜色。《新红颜集》收40位女诗人的254首诗歌，这些当然不是女性诗歌的全部精华所在，但揭示了互联网时代女性诗歌书写的风格与秘密，值得我们好好打量。《新红颜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乃是女性在当下生活的写照，她们以诗歌的形式，艺术化介入日常的生活之流，走出一条极具个人化经验的幽居之路。

面对“芦花秦岭”，诗人横行胭脂发现的是“山中，众多的花，已不分唐朝宋朝地老去。”首先惦记的是花，弥漫着女性气息。但“唐朝宋朝”又预示诗人不仅仅关注“自己的房间”，而是面向普遍的历史，“风吹西部人间，吹过这灵魂的肤色。”诗人翩然落梅从“落日”里看到自己：“最后的瞬间，照亮了我体内的荒草、荆棘、幽深的灌木/和几近颓圮的庙宇。” 对自身的深切关注，诗人为我们提供了女性独有的内心世界。

1980年代的女性诗歌，强调的是“女权主义”，注重的是个人的私密性。新红颜写作，个人私密经验依旧在握，但走出了“自己的房间”。譬如诗人金铃子的《曲有误》，似水柔情里有男儿的豪迈——“我今偷生而来，乘着风月，放养马匹/只等一个宿醉未消的清晨/直取西川”仿佛穿盔披甲的女将，明艳不可方物，又有英姿飒爽的一面。林莉的《春风十二行》，文字现代感十足，隐隐有宋词的余味。李晓旭的《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苍凉大气，寒意逼人，有女性诗歌难得的硬度。

虽然被集体命名为“新红颜写作”，但这40位诗人，皆各有风格，而不是千人一面。横行胭脂的《1993年小镇记事》有叙事诗的风味，承袭口语化写作，又有发挥。吴素贞的《崇福寺》，恍若一幅静物写生，带着湿漉漉的体温，寄托“一颗尘世负累的心”。兰雪的《月夜感怀》，与东坡的月色小品有异曲同工之妙，简洁不失趣味。成都锦瑟的《隐居》隐隐然有道家之气，在短小的篇幅里蕴含着无限的思与道。余小蛮的《凉水寺》，绵长细密，颇类清真之词。李成恩的《春风中有良知》，低回往复，在对字句的精雕细刻里，让我们触摸到诗人敏感的内心。

末日已过，新秋来临，有幸读到这么多的好诗，过往的经验被这些熟识而又陌生的诗句所唤醒，诗，原来可以写的这么美。新红颜写作以扎实的诗歌创作比肩于男性诗歌，填充了后女性诗歌时代的历史空缺，且以富有朝气的新鲜质素与非凡的表现，把女性日常生活的微妙展现出来，为汉诗的写作提供了一份极具价值的文本。正如翩然落梅所写的那样：“在灰烬上种下一棵乔木的幼苗。”期待乔木的幼苗长成参天大树，这是新红颜写作的责任所在，也是她们的历史宿命。——我们有红颜诗一卷，且具纷纷的美（改自诗人姚月的《月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