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招致命：我最喜欢的十位评论家（排名不分前后）

谢有顺的评论

在谢有顺的评论里，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存在”，他认为真实的写作指向存在的本质，而存在的本质在于写作的良知。谢有顺悲观地指出：“在当下中国小说中看不到作家那明亮的信心。他们的作品呈现的都是思想的黑暗，情感的颓废，意志的消沉，这显然不是终极的文学。写作要回到存在，实际上就是回到良心的立场来表现人类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可是，在中国当代的小说中，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明亮的良心的向度呢？”时代在巨变，写作者已经无力承担心灵的高贵与道德的良知，在内外压力面前，中国文学已经出现溃败的迹象。重温谢有顺的评论，空谷足音，令人怅惘。从对存在的强调，谢有顺在诗歌里发现写作的真相——让诗回到具体、细节、日常的生活中，对生存的现场发言，并贯彻个人对生活最为人性的理解。以此抵抗空洞大词的写作与虚幻理想的知识呈现。随着精神向度的深入，谢有顺提出了文学身体学的写作立场，肉体只有经过了诗学转换，走向了身体的伦理性，它才最终成为真正的文学身体。事实上，真正的文学书写需要双重的融合：贴近地气，抵达日常生活；深入存在，昭示精神向度。文学并非大众的抚慰品与传声筒，文学其实乃是小众的心灵独语，切开存在的真相，在黑暗中与虚无相遇，留下对微弱的光明的向往。在此，谢有顺以带着体温的批评笔墨绍介了当代作家里极少数能够“在真实中写作”的作家，譬如余华、格非、于坚、北村、尤凤伟、贾平凹等人，通过阐释他们的写作，强调文学如何立心，如何重建叙事伦理，最后抵达的乃是文学写作的存在现场。谢有顺的批评远离（主动性的）技术主义的滥觞，而是把批评的目光锁定在“个人对存在的理解”，与此解答文学的现状与未来，为文学批评赢得了独立的价值存在。不过在谢有顺的批评思想里，有时候也会有一种自相矛盾的地方，或许这即是批评家的“思想的偏见”吧。譬如他一方面批评诗坛知识分子写作时的凌空蹈虚及海子诗歌的“拒绝身体及日常生活的匮乏”，另一方面又认为“所有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者”。那么诗坛知识分子写作及海子同样也应该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的诗歌写作并非与存在无关，与日常生活无关，而是更加隐蔽的存在真相的呈现。事实上，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日常生活的侵袭，无论他们怎样的书写，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必然带有日常生活的痕迹。文学写作应该有无数条大路通向罗马，海子所走的写作之路，确实与口语化写作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但他们都有可能抵达真实的存在现场，向我们昭示存在的奥秘。艺术价值有高低之分，写作方式并没有尊卑之别。所谓大道永在，殊途同归。

耿占春的评论

耿占春最早是以写诗而知名的，偶尔他还发表一些意境深远的短诗。现在的他已经彻底成为一个文学理论的书写者，由外化的激情转变为冷静的客观叙述。早期的《观察者的幻象》以诗人的感悟写下词语的秘密。从个人的感觉出发，对生存体验作纯粹现象学的描述，既抛弃了“再现（模仿）”的套路，也跳出了“表现”的窠臼；它不是“创作”而属于“写作”，它既非文学作品亦非哲学论著而是一个辉煌的文本；它既没有沿袭传统的线性的因果叙述方式也没有使用时髦的“意识流”、“超现实主义”、“陌生化”技巧，它运用了音乐中“对位式”的结构方法。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理论界开始为语言、结构、文本诸因素努力，耿占春却已经转向“重建一种文化诗学”了，《隐喻》一书就是耿占春十余年来对诗学理论研究的成果结晶，他是被视为对诗学的内在因素作深刻探索的极少数理论家之一。事实上，其先锋性的研究价值尚未被大多数人所充分认可。理论独语与思想超前并没有给耿占春带来名望与光荣，反而使他始终游离于理论和批评界的主流声音以外，因为他的非学院化（非专业化）表述方式与思辨色彩浓郁的语言，使人们在确定他的思想身份时屡屡尴尬。耿占春虽然声名寂寞，却也少了一份学术名望和身份之累，获取了相当自由、广阔的思考空间。耿占春学术功力深厚，却不事张扬。在学界进行“文化诗学”的研究热潮中，耿占春没有跻身其间大发空洞的议论，而是拿出了学术分量厚重的《叙事美学》，对“走向文化诗学”进行了实际的回应。《叙事美学》一书从当代叙事理论和文本社会学出发，分析了经典现实主义以来的各种叙事模式与社会-历史结构之间的关系，论述了叙事的危机和叙事的可能性，尤其是叙事艺术自我更新的能力：一些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的出现。它们通常具有多样性和当代性，以及个人色彩的修辞风格。这些新的叙事方式体现了这样一种叙事美学：叙事行为最具有魅力的时刻，是在真实的世界与太虚幻境之间形成的叙述空间。如果说，随笔集《隐喻》是耿占春在语言与诗领域中的思想探险，那么，评论集《叙事美学》则是耿占春在小说叙事理论上的突破与超越。青年学人冷霜在《90年代的“诗人批评”》一文中说，如果一个人不读耿占春等先锋批评家的文章，很难说他理解了九十年代的诗歌。同样，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耿占春的叙事理论，他就很难谈得上对现代小说的发展与意义有真正的了解。《叙事美学》是一本独创性的“小说修辞学”或“小说美学”。该书在写作方式上没有作学究式的旁征博引，而是建立在对小说发展演变深刻的洞察与理解基础上的思辨分析，带有作者个人的体温与印记。在耿占春的笔下，小说并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新的美学方式重新崛起。

夏志清的评论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传奇之书，名声显赫，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师陀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在序言里，我们可以知道夏志清写这部论著的缘由，出于反红立场的需要（起码从这个动机出发才有这部论著的出笼）。这种不无偏见的立场，或许才有这部不同流俗的现代文学史的问世，恰如刘若愚先生所云：“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的趣味。”夏志清在这部书里，高度评价了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张天翼、师陀等作家，而这些作家在红党的御用文学史家里几乎是被忽视不见的。现在阅读夏志清当年的论断，让人震惊，几乎是预言性的结论，如老吏断狱，不得不服。他几乎是以一个人之力，掀翻了御用文学史家的大山，为后来无数的现代文学史树立了不灭的标杆。这种掘荒者的历史功绩，无论如何言说，都不过分。不过全书读下来，也发现一些问题。譬如《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第一章谈及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等人激进的反传统主张，有这么一句话：“由此看来，他们后来大半投向红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个就有点过啦，对作家作品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偏见，都可以理解，艺术面前，人人平等。但直接以政治方式加以议论，未免对学术论著有所损害。当夏志清自己在书里不断说到红党对文艺的政治压迫与侵害，如今论人论文，却也露出政治的评判视角，令人失望。另外一个问题乃是夏志清常常喜欢以西方小说的创作手法与人物来比照中国的小说家，固然有比较文学的优点，但亦突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小说如何能够摆脱西方的观照物而自成一派，所谓的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何时能够驱散？这个问题牵涉甚广，中国文学如何不被西方视为社会学上的意义，恐怕在莫言获奖之后，未必会有多少改观。海外学人的论著一向以客观著称。不过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却并非如此，乃是他的立场问题。夏志清以国民党为正统，视大陆为沦陷。故尔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是文学史论著，却凝聚着家国之思。从我个人而言，我喜欢这种立场的书写。从学术乃天下公器的角度而言，不免有些问题。个人政治的喜好掺杂到学术史的建构，容易拔高或贬低与自己信奉相同或相反的一方，做不到理解之同情。

胡河清的评论

《灵地的缅想》是作者胡河清在结束年轻的生命之前唯一留给世人的自编论文集。读后大为震动，这是一位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理解的学者对当代文学的一次批判与反思，当然更多一份深情的关注。书里的自序一文，置于现代散文名篇之林可谓毫无愧色。胡河清的“作家论”，看似随意的抒情文字，却蕴涵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的功底。胡河清对西方文艺理论显然极为熟悉，但所写的“作家论”却极少西方理论的直接引用，而是融盐入水，挥洒自如。看看他写下的作家论吧，譬如洪峰、马原、史铁生、贾平凹、汪曾祺、杨绛、钱锺书、阿城、莫言、张炜、格非、苏童、余华、李锐、刘恒等，文采风流，贴近地气。其写法，乃是以传统文化的根底重新观照当代文学，用词、意象，清新有力。每一篇评论皆是文辞优美的散文，更有学养深厚的国学前辈赞为“这哪里是一篇评论，实实的是一篇小说哩。”他的文字会让我们想起福柯所说的那句话：“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因为他就属于那种给文字带来生命的批评家。那么文学对于胡河清又是什么呢？他如是说：“文学对于我来说，就像一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我爱这座房子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中青花瓷器在烛光下映出的奇幻光晕所沉醉，更爱那断壁颓垣上开出的无名小花。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间房子里，如寂寞的守灵人，听潺潺远去的江声，遐想人生的神秘……”他写作家洪峰论，结尾有云：故不论洪峰抑仙抑凡，对他的艺术创作生涯来说，赠以西方诗人“玫瑰花正在此时此地”之句，大概都是合适的吧。一洗传统评论的枯燥与理性，而是融入自己的感性与灵思。或许正是这种灵思与感性让胡河清对生命有一种更高的要求。胡河清生前酷爱晚唐诗人许浑的《谢亭送别》一诗，而死亡让此成为了谶语。“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1994年4月19日那个电闪雷鸣的雨夜，胡河清在上海华山路枕流公寓坠楼自杀，年仅34岁。学人远去，风雨西楼。胡清河留存于世的三部作品：文学评论集《灵地的缅想》、博士论文《真精神 旧途径：钱锺书的人文思想》、遗稿集《胡河清文存》。

王德威的评论

作为海外当下首席文学评论家的王德威，先后在中国大陆推出了《想象中国的方法》、《现代中国小说十讲》、《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当代小说二十家》等大著，不但博得学术界的一片喝彩声（荣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6年度文学评论家，云其“既为作家画像，又为作品正名，学养丰厚，见地明晰，感悟力超群。”），也赢得许多大陆粉丝的“自我的脆弱的心”，形成世纪末华丽的“众声喧哗”。记得当初读《想象中国的方法》，王德威以娴熟的西方文学理论对晚清小说重新观照，旧瓶新酒，写的灿烂多姿，让我耳目一新。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诸文，亦多有闪光之思想锋芒与真知灼见，文字华丽诡谲，带着浓浓的鬼魅之气，撩人神经，乱人眼目。虽是“小”说中国，譬如王德威所云“我却以为小说之为小说，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中国的大任。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然注入作者的历史情怀与家国恩怨，毕竟有一种宏大的叙事流淌其间，令人深思，令人琢磨。王德威毕业于台大外文系，师承学者刘绍铭，可谓是夏志清的再传弟子。说起台湾大学外文系，不由得人不心生敬佩，海外文坛一批呼风唤雨的人物，象李欧梵、余光中、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刘绍铭等等，竟然都出自台大外文系。王德威的论学路子注重理论穿透与文本解读，而其笔墨“闲闲如散文，行云流水，如话家常，全是就文论文，不落理论，偶尔用之，也是自然化之，不留痕迹。论述张爱玲及张派传人的文字，简直是天衣无缝，那种瑰丽诡秘，带一点妖冶的鬼气森森。”王德威对西方文化理论的娴熟，使他能够从中西文化的观照对比中指出华语小说家隐秘的内在书写，譬如他说台湾的朱天文，认为朱天文的怨毒写作缘于尼采的辱恨说，是被放逐的恐惧，是对回归的欲望。像《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写政治犯被放逐30年后的回忆，只陷入恍然隔世的时间错乱。像《袋鼠族物语》写平凡母亲的逐步退化与无言抗议，又像《春风蝴蝶之事》写女同行恋在男性话语霸权下，暗道心事。种种议论，无不犀利，且带着独特的文风倾泻而下。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在一个娱乐至上的时代里，文学如何把握自我。王德威以《当代小说二十家》为我们树立了一种尺度，一种标杆，展现了华语小说的可能性。对与错倒在其次，何况文学评论从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喧哗。我们需要认真关注的是王德威的写作思路，他为何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正如福柯所说的“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张新颖的评论

一九九六年的秋天，我读完了张新颖的《栖居与游牧之地》，当时有些振奋，张新颖的视野比较开阔，把目光能够聚焦在港台文学，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解读。譬如他对小说家王文兴、欧阳子、西西、诗人罗门等人的评论，既有同情之理解，也有锋芒的批判。至于他对大陆当代文学的批评，譬如他的马原论、残雪论、余华论、吕新论、史铁生论，更是独具只眼，不仅眼光远大，文字亦漂亮可读。正如陈思和在序言所说的那样：“写出了一篇很漂亮的评论史铁生的文章《平常心与非常心》。”不过我略有不满的是，他对张炜的过度偏爱，虽然从文字上说，他的那篇《大地守夜人——张炜论》也非常漂亮。2005年的冬季，我在海口见到张新颖，让他在我收藏的《栖居与游牧之地》一书签下作者的名字，算是了结一段读书之缘。后来又读到张新颖的《歧路荒草》，其风格本色并无多大的改变，只不过《歧路荒草》少了一份学术的庄重，而多了一份随笔的自由与活泼。《歧路荒草》不必被某种学术正统所拘，故而可以谈崔健、张楚、李宗盛、郑智化等歌手。张新颖写作这一组歌手，用的分类标题为“从流行中偏离”，毕竟是文学评论出身，关注的歌手也不是那些红得发紫的流行歌手，如谭咏麟、刘德华、梅艳芳等，而是注重歌手中具有精神品质的一小众，这些小众歌手，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诗人。作者在“后记”里自云：检讨这本小书里的文章，我以为，有些竭力想以一己的方式发出个人的声音，有些则是通过模仿别人，或者是通过模仿一种说法而说话。《歧路荒草》寄托了作者的心声——夜里生长的语言，未被限制与挤压的语言乱草式的生长，这是一种对现实无言的反抗。对于文学批评，张新颖有着非常强烈的自觉意识。他认为：当代批评本身置身于现实之中，要有一种“置身其中”的自我意识，才能真正进入文本，理解文本。作品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批评就有可能有多么丰富和复杂。

吴俊的评论

南京评论家吴俊，昔年读过他的《文学流年》，此书有一个副标题“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个标题已经显示了所关注的时代意义。作者以当代的思想文化立场为根基，探讨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道路选择、人格姿态及创作面孔等一系列问题。作为文学评论家，作者当然不会放弃对具体作家的细节研究，他着重分析了马原、莫言、陈村、迟子建、史铁生、白先勇等小说家的当代性意义，从文本分析的细节处揭示写作者的内心世界，展现了一位评论家的敏锐与才华。《文学流年》的第三辑为“鲁迅与我”，算是此书的一个重心。其实鲁迅的价值，在于每个人都能给出自己的感受与体验，鲁迅是一位活生生的文化人，而不是一尊神像。正如作者吴俊所说的那样：“重读鲁迅，认识鲁迅，研究鲁迅，我们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可以说吴俊对鲁迅下过很深的功夫，他的鲁迅研究，专注于鲁迅的“个性”，恢复鲁迅作为一个人的本来面目。虽然有论者以为“研究鲁迅，往往到后来，不见鲁迅，只见研究者。”然而为了不至于虚无化鲁迅，我们还是需要用文字来为鲁迅先生招魂，为先生筑一座文字之《坟》。后来，吴俊又写出《希望是不可言说的：从竹内好的<鲁迅>谈鲁迅的文学精神》，其关注点在于“经由苦难的个人——其实也是民族的——经验而获得对于鲁迅的理解”，从这个角度展开他对竹内好与鲁迅的论述，“我在没有语言的空间里，看到的是一个怀有绝对信仰的希望者鲁迅的形象——并且，他为此而历经苦难。”面对无从命名的文学变局时代，吴俊以一系列的著作，譬如《文学流年》、《文学的变局》、《文学批评的向度》、《遮蔽与发现》等介入文学发生的现场，呈现被遮蔽的秘密，澄清文学的尴尬，质疑文坛的众生相，在喧哗之中坚执批评的理性与正义。恢复了批评的尊严，让我们重温文学原初的价值与意义。

崔卫平的评论

记得十余年读崔卫平先生的随笔集《看不见的声音》，对其文大感兴趣。她对东欧文学与思想的绍介仿佛空谷之音，实有开启民智之功也。她翻译的《哈维尔文集》、《米奇尼克文集》、伊凡·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又给我们带来多少的精神滋养，功德无量。后来读到她的《积极生活》，乃是“先锋批评丛书之一”，所收文章有诗歌评论与学术随笔以及一些访谈录。“郭路生”、“海子神话”、“远方和阿里巴巴”等文章展现出崔卫平先生对诗歌的真正理解，“他的诗留了下来，就像他自己所期望的‘全部复活’。这复活的海子永远是一个伤口。他集中了我们这些和他一样的人全部的死亡与疼痛，全部的呜咽和悲伤，全部的混乱、内焚和危机；人们纪念他，就像纪念自己的负伤和思念多么像一个伤口的黎明。”那个时候，我对诗歌同样有一份热爱，读崔卫平的评论，心有戚戚焉。“积极生活”表明了一种精神的态度，它指向带有生活体温的写作，指向有感情的学术生涯。它同时承担生活中的负重，以思想的敏锐昭示着“介入生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崔卫平评论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电影、诗歌、小说以及现实感所带来的“政治思想、公共事件和日常生活”。而对“政治思想、公共事件和日常生活”的介入，亦让她真正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从“消极自由”走向“积极自由”。她对汉娜·阿伦特的解读，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与当下同呼吸，共命运。纵然乃是影评集《我们时代的叙事》与《迷人的谎言》，里面也没有明星的风花雪月，而是人性、心理、伦理、道德的追问。在崔卫平的写作世界里，话语方式可以变幻，始终不变的惟有个人性的道义立场。“不断地挖掘那些闪光的边缘思想，是正义工作的一部份。问题是，如何驱散历史的重重迷雾，将它们从某些不为人知的地方发掘出来，让人们得以了解，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崔卫平如是说。

张闳的评论

一次偶然的浙江之行，让我结识了上海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兄和张闳兄，后又蒙张闳兄惠赐大作《文化街垒》一书，快读一番，文风锐利，如四川麻辣火锅，味道十足。在纷乱耀眼的文化现象面前，张闳兄以医生般对疾病的敏感，用手术刀划开当下文化诸多病症，“图穷匕现”，直指要害，不留情面，“搅动了文化界的一潭死水”，展现了自己一贯的批评风格，不得不说的背后隐含着法国思想家朱里安·班达所说的“价值的顶峰是正义”。世间许多问题，谈大者容易空泛，不着实际；谈小一些反而可以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正如庄子云“道在屎溺”。现在的许多论著往往以大取胜，看不到细节，看不到与生活现实相关的联系。只见其空，只见其大，而且还打着正统学术的旗号，仿佛是一尊不可动摇的金佛，其实一纸佛耳。张闳兄深知其弊，不走学院派陈腐的批评旧路，而是张扬自由独立的“短兵相接”式批评，撩开流行文化背后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看到其中的虚空丑陋之处。张闳兄将学术思想的严谨性与大众媒体的灵活简约的风格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学和解构性的言说方式，明显带有网络时代的叙事痕迹，强调对现实的关注与介入，对于清醒认识我们这个喧嚣而肤浅的时代面目大有裨益。《文化街垒》承袭了网络时代的文风，以大胆而富冲击力的标题震惊我们的阅读期待，凸现了言说的快感。然而与一般浮躁花哨的媒体批评不同，《文化街垒》始终保持着对文化背面的深度阐释，找到了通过语言将要抵达的彼岸，始终没有迷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个人言说是容易的，但如何言说却成为一个悬置的问题。葡萄牙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曾经说过：“思想比生存更好。”张闳兄并没有简化这个悬置的问题，在他独具个人风格的言说里，流动着不断的怀疑与否定，不断的反抗与延迟。至于他的文学批评集《内部的风景》、文化批评集《声音的诗学》、鲁迅论说集《黑暗中的声音》，或细读文学文本，或解剖文化病理，或阐释鲁迅作品，皆有自己的锋芒所在，犹如医生治病救人的悲悯，写下暗夜里的空谷足音。

王晓渔的评论

多年前我在天涯社区与王晓渔兄相识，对他的《文化麦当劳》一书大是喜爱。作为知名的文学批评家，晓渔兄以犀利反讽而不失温和的文化批评行走在喧嚣的江湖，在当下中国的批评话语中独树一帜。沉寂多年之后，晓渔兄携翻译之书——艾玛·拉金的《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重新回归公众视野。缅甸的“公共事件”成为一个吸引注意力的“变数”，然而文字永恒。譬如晓渔兄的《文化麦当劳》、《重返公共阅读》、《知识分子的“内战”》等著作。《文化麦当劳》属于充满娱乐精神的批评之书，晓渔兄游走在文坛及文化圈子，对各种文化现象及思想症候进行毫不留情的尖锐批评。看看那些标题：“海子：从精神家园到精神病家园”、“作为礼物的美女”、“机器猫、时光倒流和齐泽克”、“文学的麦当劳化”、“诗坛是个马戏团”等等，显示了晓渔兄敏锐、才气的释放。有的话题并不新鲜，但写的别有风姿，让人看了痛快。譬如鲁迅，坊间已谈的烂熟。但晓渔兄的“铁屋中的偶像”写的格外有力，对鲁迅及鲁学的批评一针见血，这才是真正热爱鲁迅的人。那些口口声称维护鲁迅的人，不过乃是吃鲁迅的饭而已。晓渔兄的文字非常炫目，骨子里却有着内在的学理支撑。这样的批评既有引人入胜的阅读效果，也有一定的深度，读后让人有所思，有所想。在一个“文化麦当劳”的时代里，如何秉持一种出世的批评态度，《文化麦当劳》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角度。在《重返公共阅读》里，晓渔兄提出“只有重建常识，才能走出虚无的泥沼。”一方面，晓渔兄做文学文本的细读，譬如《写给世界的一封情书：蓝蓝论》——“蓝蓝不喜欢缠绕那些技巧的线团，在她的诗歌里几乎找不到技巧的痕迹，这是批评者必须面对的最大难题。先锋诗人的高难度动作往往并不可怕，几乎每一个招式都有案可循，来自德国、爱尔兰或者意大利。蓝蓝看似保守的写作，却使得批评者束手无策，他们无法在上面插满某某主义的羽毛。”另一方面，晓渔兄不放弃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介入现实言说，留下个人性的呐喊，真正的批评家从来就是怀璧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