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风光在纸上：我最喜欢的十本书

《笑傲江湖》（小说·金庸著）

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对人性及中国历史有深刻的揭示，是一部寓言式作品。《笑傲江湖》没有明显的历史背景，正如金庸所言：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金庸借虚构的江湖争霸来影射中国三千年的政治斗争，于是小说体现了一种寓言化的本质，一种人性的大丑恶与大善良。《笑傲江湖》对武学的超脱令人耳目一新，“无招胜有招”这一石破天惊的构思体现了金庸作品灿烂夺目的思想内涵。此书可谈论处甚多，譬如政治角逐、权力斗争、道家无为等等。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写道：“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从《笑傲江湖》的表面描写来看，主角令狐冲确实深得“自由主义”之精髓，“令狐冲于世俗的礼法教条，从来不瞧在眼里。”天生不受拘束，洒脱豁达，任情使性。然而仔细分析，令狐冲又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渗透在他飞扬跳脱、不受约束的性格中。令狐冲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与随意的生活方式，追求个性的舒展和心灵的自由。但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他所追求的东西，而他得到的又不是他所向往的，无论在武功、爱情还是在江湖中的位置。可能，表面上的放任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在令狐冲特立独行的狂诞之下，隐藏着主人公的“自我的脆弱”。

《天行健》（小说·燕垒生著）

燕垒生才气逼人，读其大作《天行健》，对其文笔大是佩服，与当下流行的网络小说相比，《天行健》无疑显得另类。其厚重大气之处，在纯文学之长篇里也极为罕见，作者虚构了一个庞大的自足空间，穿插了无数中外历史的典故，倘若深入其中，不难发现某些史实的模拟。此类作品，大概惟有台湾张系国的《城：科幻三部曲》可以相提并论。楚休红，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中国籍男子，在血与火的史诗战争之中，特立独行，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楚休红的结局很惨，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所谓共和理想，主动上了断头台。性情如此，作者也无法控制他的生与死。小说里其他的人物，如武侯、文侯、陈忠、郑昭等，皆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他的一些传奇系列譬如《道可道》、《贞观幽明谭》亦非常可观。《道可道》乃元末背景，世道离乱，旱灾饥荒，正邪对立。写小道无心，神气活现，剥去传统武侠的英雄外套，赋予主人公凡人色彩，更为真实可信，杂以术士、道法、咒符等种种奇谈，自见风骨，饶有读趣。小道无心，隐隐有着韦小宝的风采。而《贞观幽明谭》以唐代贞观末年的长安为背景，描写了一个自幼背负诅咒的少年明崇俨在追寻自己身世之秘的过程中，卷入了太子、虬髯客、南昭郡王等争夺皇位的阴谋。作者燕垒生以娴熟的传奇笔法建筑起自己风格的贞观幽明世界，同时把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镶嵌进去，虚构与史实交融在一起，让人如真如幻。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随笔·刘小枫著）

对刘小枫先生的著作发生兴趣，是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那时读了上海三联文库之一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一书，内心大受震撼，仿佛自己所有的经验、知识都被它贯穿起来，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虽然《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主要是讨论了20世纪最重要的几位天主教和新教神学家的思想，如俄国的舍斯托夫、瑞士的卡尔·巴特、德国的舍勒·布尔特曼、朋霍费尔、默茨、海德格尔、卡尔·拉纳、莫尔特曼、瑞士的汉斯·昆、巴尔塔萨、法国的薇依、美国的尼布尔等，但由于作者在写作中渗透了自己的学术立场，表达一种经过自己深思和理解的“我信“，故对汉语思想界大有启示（当然对我自己更是有一种震撼的力量）。《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并非学术意义上对20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评价，而是作者带着自己的问题去思考，不是科学的解刨，也不是宁静的旁白。其中有刘小枫个人的信赖，个人的期待，个人的挚情，可以说是他与这些思想家们的共同陈述。他与这些思想家一起，接收十字架象征出的苦难启示，勇敢正视无可避规的生存困境、悖论、绝望、无根基性，对形形色色的宗教准宗教和自然神学、本体神学、道德形而上学、人本主义等等进行了批判性清理与重审。辩锋所向，远自柏拉图、孔子、老子，近至斯宾诺莎、康德、尼采、萨特、新儒家。作者的批判参照与理论根基完全支撑在书名所示“十字架上的真”。

《灵地的缅想》（评论·胡河清著）

《灵地的缅想》是作者胡河清在结束年轻的生命之前唯一留给世人的自编论文集。读后大为震动，这是一位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理解的学者对当代文学的一次批判与反思，当然更多一份深情的关注。书里的自序一文，置于现代散文名篇之林可谓毫无愧色。胡河清的“作家论”，看似随意的抒情文字，却蕴涵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的功底。胡河清对西方文艺理论显然极为熟悉，但所写的“作家论”却极少西方理论的直接引用，而是融盐入水，挥洒自如。看看他写下的作家论吧，譬如洪峰、马原、史铁生、贾平凹、汪曾祺、杨绛、钱锺书、阿城、莫言、张炜、格非、苏童、余华、李锐、刘恒等，文采风流，贴近地气。其写法，乃是以传统文化的根底重新观照当代文学，用词、意象，清新有力。每一篇评论皆是文辞优美的散文，更有学养深厚的国学前辈赞为“这哪里是一篇评论，实实的是一篇小说哩。”他的文字会让我们想起福柯所说的那句话：“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因为他就属于那种给文字带来生命的批评家。那么文学对于胡河清又是什么呢？他如是说：“文学对于我来说，就像一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我爱这座房子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中青花瓷器在烛光下映出的奇幻光晕所沉醉，更爱那断壁颓垣上开出的无名小花。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间房子里，如寂寞的守灵人，听潺潺远去的江声，遐想人生的神秘……”他写作家洪峰论，结尾有云：故不论洪峰抑仙抑凡，对他的艺术创作生涯来说，赠以西方诗人“玫瑰花正在此时此地”之句，大概都是合适的吧。一洗传统评论的枯燥与理性，而是融入自己的感性与灵思。或许正是这种灵思与感性让胡河清对生命有一种更高的要求。胡河清生前酷爱晚唐诗人许浑的《谢亭送别》一诗，而死亡让此成为了谶语。“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顾准文集》（随笔·顾准著）

在一个万马齐喑、风雨飘摇的年代里，顾准写下了他的暗夜笔记，留给后人一份极其珍贵的思想资源。即便当下读来，依旧寒光闪闪，令人深思。《顾准文集》分两部分，前一部分题为《希腊城邦制度》，乃是他研究西方史的先声。后一部分题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系列的思想卓见即在于此。然而他的所思所想，其立足点就在于对希腊文明的深入研究，破除了当时的教条主义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巨大身影。在语言问题、韦伯问题（顾准当时已知马克斯·韦伯的大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可惜无缘阅读）、雅斯贝尔斯问题、市民社会问题、波普尔证伪理论、库恩范式理论等等皆已点到。而他论证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优劣所采取的经验主义，与本世纪最杰出的西方思想大家如海耶克、伯林、贡布里希等不谋而合。顾准如是说：“直接民主与代议制，其弊病，哪一种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作为革命者，顾准从对希腊文明的研究及对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的重新审视，最终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斯人独寂寥，五十年过去了，依旧还是鲁迅先生那句话“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在约伯的天平上》（神学·俄罗斯舍斯托夫著）

大约是九十年代，我在海南的万宁读舍斯托夫的《在约伯的天平上》，由于身世之感，对舍斯托夫的理解有所局限。这次回海口，重读此书，另有所悟。舍斯托夫以“灵魂中的漫游”，对西方诸多思想家与文学家之思想作独特之考察，深究西方文化精神的两大核心元素：理论与宗教（理性真理与启示真理）。一个是形而上学的理性的至高真理，一个是创造了人并赐福于人的神圣天父的真理。由此，舍斯托夫推断出他的思维之路：从绝望哲学到圣经哲学。受苦是人的觉醒的开始，由受苦而让人仰望上帝，谛听上帝之思。舍斯托夫说过：通向生活的原则、渊源和根本的途径是通过人们向创世主呼吁时的眼泪，而不是通过讯问“现存”事物的理性。于是舍斯托夫以“流血的头撞击绝对理性的铁门”便让汉语思想界不可思议。然而舍斯托夫的启示哲学确实不容易被缺乏宗教意识的中土所理解，启示哲学其实是一种不可能用任何科学的、逻辑的、思辨的、理性的方法加以证实或证伪的真理，启示哲学最重要的根基在于信仰。对于舍斯托夫来说，不可掩盖、也不可逃避的存在深渊与救主的关系，才是哲学的真正主题。舍斯托夫所针对的首先是俄国的现世主义，以形而上学批评的方法，探讨生与死，科学与哲学，双重真理，真的哲学与好的哲学，伦理学等存在。作为哲学家、文学批评家，舍斯托夫与圣经中的先知们和使徒们为伍，同他们站在相同的思想立场上，关注死亡与地狱，及其与上帝的关系。故而他会说：“只有陷于绝望的人才会凝视十字架上的真理，因为他摆脱了人的理性知识的支撑，不顺从理性精神、历史法则以及任何现实原则。”在虚无中与上帝相遇，“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的一切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

《野草》（散文·鲁迅著）

鲁迅的非虚构作品一向被世人认为以杂文取胜，其实不然。鲁迅好的非虚构实实在在乃是散文，譬如《朝花夕拾》、《野草》，以及大部分的杂文选集。《朝花夕拾》乃鲁迅1926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1928年9月结集时改名为《朝花夕拾》。不过貌似纯粹的怀旧散文，譬如《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篇什，文中依旧夹杂着鲁迅特有的冷嘲热讽。《野草》于鲁迅重要，于当代散文更为重要。《野草》的诞生，标志着作者鲁迅第一次将目光投向自身的存在本身，从意义的搜寻不可得进而转变成对意义的反抗。内容从具体的现实折向象征与隐喻，从而抵达对存在的勘探。文多奥义，解释多重。但《野草》并非完美无缺，不乏无聊之作，譬如《腊叶》一篇。有学者曾经说过，假使鲁迅仅有薄薄的一册《野草》，便足以传世。这话说得老实，《野草》确实是一部震撼人心的独悟式写作。《野草》是不可复制的，故后来数十年未再见此类文字也。或许可以说，鲁迅那些论战的文章，如果乃是一时一地的意气之争，其价值不大。毕竟能够为后世的人所喜爱的，还是具有普世价值或独特体验的心境。作为散文作者的鲁迅，其写法很具有实验性与先锋性，几乎将散文的各种类型都写到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大概亦只有鲁迅先生可以当之。

《我与地坛》（散文·史铁生著）

曾经读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多遍，每读每新。为此，某年去北京的时候，一个人在地坛里转悠了一下午。后来北上京城，又多次去地坛漫游，满园的树，斑驳的影子，时间仿佛静止。《我与地坛》第一句话便是：“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务虚笔记》与他的名篇《我与地坛》相仿佛，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随笔。文字着重的还是对生与死的琢磨。借动物的繁殖、植物的生死，童年经验、革命和叛变、爱情、伦理等来思考虚无。笔触所带的是作者史铁生后来写作的宗旨——对形而上的思与想。 《务虚笔记》的开篇如是写道：“在我所余的生命中可能再也碰不见那两个孩子了。我想那两个孩子肯定不会想到，永远不会想到，在他们偶然的一次玩耍之后，他们正被一个人写进一本书中，他们正在成为一本书的开端。他们不会记得我了。”接下来的秋夜、古园、幽径、树香，乃是史铁生一贯的善意与温和。近似于记忆的片断与感伤的怀旧，生命在史铁生的笔下变得清晰可触，然而又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宿命，弥散在字里行间。因为残疾，史铁生对生命的凝注往往比常人多了一份难得的宽容，对习以为常的细节做了娓娓的叙述。作者写到“生日”，写生命自我意识对客观生日的确认，文字善意、美妙，充满哲思。“落叶飘零的夜晚，游人差不多散尽的时候，我独自到那座古园里去，走过幽静的小路，走进杨柏杂陈的树林，走到那座古祭坛的近旁。”这是《务虚笔记》最后一章的开始，仿佛又回到原初，结束或开始，史铁生的终极追问并没有答案。而我们在现代性的世界里彷徨，无处寻找家园，惟有那黑暗的虚无，遁入时间的长河，不知所以。

《沉默的大多数》（随笔·王小波著）

诗人臧克家有句话说的很好，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人死了，还活着”式的人物，虽然他自己未必愿意充当这样的人物标本，可毕竟由不得他了，死者没有发言权，只有苟活者在此喋喋不休。王小波是一个聪明睿智的人，是一个能读懂生活的人，是一个有着抗争精神的人，看他的《沉默的大多数》我能感觉的到。读过王小波作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他的作品有两大明显特征，一是自由性，二是理性，一以贯之，从生到死。他的思想开满了奇异的花朵，把花香弥漫在沉闷的文学世界里，让我们呼吸到特立独行的自由气息，让我们感受到思维的乐趣。在他生前，他说自己“就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在他死后，却以他的文字让我们“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收获到黑色的幽默。”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王小波的随笔，自由随意，常常以自己的切身经验叙述常识的思想。我开始把他当作我精神上的启蒙者。王小波的文字，看似波澜不惊，其实隐隐构成时代在言说和阅读中的一种原推动力。王小波还有另有一重重要的文化神学价值，就是他在思想中体现出的浓厚的英美经验主义理性。他思想随笔中的杰出篇章，都不是论述性而是叙述性的，其中的理性色彩充分体现了经验主义的精髓，从而近乎完美的将文学性和思想性的写作结合在一起。并充满了对欧陆思想哲人王传统和抽象逻辑的深度怀疑。如名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甚至王小波还引导了后来者的写作风尚，把有趣与理性摊放在新千年的文学写作之中。就象他自己最喜欢说的：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罗素语）。王小波曾经以沉默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那当然也是一种抵抗。但后来看到大部分人都在装傻，于是也就顾不得珍惜自己的清白，开始对文化、伦理、艺术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外国人要是以为中国人都在说“不”，把我们当傻子看待，“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低调，内敛，绵里藏针。以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说话，清通流畅。这或许便是王小波散文的价值吧。

《惶然录》（随笔·葡萄牙佩索阿著）

庸常的日子如流水一样驶过，在诗意匮乏的时代里，一个人在面对日常生活时会有怎样的感悟？我在葡萄牙的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思想随笔集《惶然录》中寻找到了答案。面对庸常的日子，费尔南多·佩索阿没有抱怨生活，而是“诗意地栖居”，在精神的无边空间里作自由自在的漫游，娓娓而谈的笔墨里洋溢着一个思想者的通达与冷静。费尔南多·佩索阿是极具眼光和见识的大作家，他拥有点石成金的心灵魔法；他那非凡的感悟，深深的穿透了事物的表面，是对事物内质的剖析；简简单单的一件事，他却以心灵的非凡洞察能力让地球这边的人也为之惊喜，为之沉迷。“思想比生存更好。”——费尔南多·佩索阿如是说。《惶然录》是他的一部拟日记体散文集，在埋没了半个世纪之后于1982年首次以葡文版面世，1991年才译成英文，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然而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作品和声名还是仅在一小部分人中流传。他的文学气质——一种对事物极度的感觉，一种对感受特别深入的意识，一种自我拆解的锐利智慧，一种用梦幻娱悦自己的非凡才具——极大地震惊了那些注重内心、内省型的人们。佩索阿喜欢一个词：梦想，他把文学、艺术以及与平庸生活相对的一切都归结为梦想。可以说佩索阿是那种能用细微的心灵感触为我们提供精神滋养的极少数的写作者之一，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不可思议的美。佩索阿在《惶然录》里很诚实地说过：写作是一种怯懦。他又说：“我们太过纤细脆弱，风都能将我们吹倒。”这句话可以跟法国神学家帕斯卡尔所说的“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相提并论。能被风吹倒的人，人是软弱的，但人会思考，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佩索阿一生就沉浸在思想的世界里，游历自己的第八大洲，写下个人性的所思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