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水墨的“中国性”

近年来，当代水墨的“中国性”（Chineseness）概念问题已然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热点与前沿问题。具体而言，中国当代水墨如何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里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如何在一种混杂现代性的体验之中找到表现“中国性”“中国精神”“中国经验”的叙述，凸显“中国性”并将之放置于全球艺术一体化宏观体系之中。寻找当代水墨整体性转型的内涵与路径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渊源上来说，水墨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艺术形式。荆浩的《笔法记》开宗明义：“随类赋彩，自古有能；如水晕墨章，兴我唐代。”王维在丹青之外，以黑白水墨入画，“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并指出“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张躁以墨为主，“笔墨积微”，“不贵五彩”。朱景玄论王墨“泼墨”，张彦远云“是故运墨而五色具”。文人作画乃墨戏，“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绘画不再单单指向物质材料，而且承载着精神性的文化特质。水本身象征着中国文化精神，水承载着人的个体生命与自然之永恒的相融共生关系。古人正是在以水悟道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儒道禅三教正是在以水的原型象征中找到了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独特方式。“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水成为了抽象时间的基本原型。水的这一精神性的文化特质凝结着古人对宇宙、生命与自然的体悟。“水墨”的主体性在于其不止于媒介，且拥有独立自足的文化精神。

　　“中国水墨”之称是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一个文化概念，而这一概念总是与二十世纪以来大大小小的文化运动相联系，与文化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重建的文化相关。文化的“断裂”使得中国水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水墨”这一概念是相对于“西洋画”的引入而谈的，意在凸显民族性与地域性。自水墨进入现代以来，文化界掀起了中国画改革，力图通过引进西方来救赎中国画这一古老画种。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美术革命》，提倡如同文学革命那样掀起“美术革命”，力图“阐明美术之范围与实质，阐明中国美术之源流与理法，阐明欧美美术之变迁”。（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