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为什么需要信念

　　有信念并坚守信念，确实并不能使我们一切顺遂直至成功，但是，信念阻止了我们在不成功之后的堕落，并且阻止了我们在堕落之后如洪水泛滥一般变成世界的祸害。

　　做好人出于人的信念

　　何为信念？

　　信念之信，乃是对不确定东西的确定的信。信念之信，非科学之信。科学之信，是对事实的认知；信念之信，是对价值的认同。信念之信的逻辑与科学之信的逻辑正好相反，科学之信的逻辑是：因为存在，所以我信。信念之信的逻辑是：因为我信，所以存在。

　　之所以说信念之信的对象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是因为：其一，信念所寄托的人格化的对象，比如上帝，往往是无法客观判定其物理性存在的；其二，信念是相信应然的东西，但应然并非实然，它是不确定的；其三，更重要的是，在价值论证上存在着这样的困局：这种信念对我们有可以验证的好处吗？它符合我们对自身利益的理性判断吗？比如，很多人奉行的“好人有好报”，其实是一个因善良而自欺的口实。这种对于“道德的有效性”的相信，甚至构成了整个社会道德基础的主要部分。

　　但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命题。如果放在一个局限的时空中，它的破绽就更加随处可见。而人生恰恰是一个局限的时空——谁能言之凿凿地说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和获得的回报是丝毫不差的？如果是这样，道德将转变为财务报表，人仅凭对自身利益的理性算计就可以做一个好人。佛教之所以把人生延展到“三生”（前生、今生和来生），就是有感于这种困局，于是要在一个更“广大”的时空，论证人的业报因缘。

　　所以，有关道德信念，核心问题不是我们要做一个好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答案是：做好人不是出于人的理性，而是出于人的信念。

　　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信念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信念？

　　其实，两千多年前，一对圣贤就讨论过这个问题。《论语》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都记载了这一故事。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路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常常疑惑的问题：做好人难道没有好报吗？作为文化精英，子路的道德信念如果在这个层面上，就出问题了——因为，理性的人总会发现（不够理性的人哪怕从自身经历也能体会到）：道德的行为并无一个预设的道德报酬，好人并无一个预置的道德美满。也就是说，道德的行为，对于一个人在世俗的世界里获得世俗的好处，往往是没有帮助的，往往是无效的。没有一个足够的世俗的报应来证明一个人保持自己的道德水准，对于个人的利益来说，是合乎理性的选择。

　　于是，孔子面对子路的“好人难道没有好报”的问题，给出的答案斩钉截铁，不，斩尽杀绝：君子固穷——好人本来就没有好报。

　　“君子固穷”其实很好理解：君子不能不择手段，在险恶的社会里，手段选择上的自我约束必然导致利益实现的自我掣肘。一个带着原则行走世道的人，如同拿着一根竹竿，横着穿过森林。另一方面，世人也往往并不因为你富有仁德和智慧而选择站在你这一边——他们往往选择站在利益一边。

　　同样，坏人及其坏的行为，也并不一定有报应。人类的制度建设，其目标之一，就是试图解决这个好人的报答和坏人的报应问题。但是，就道德建设和伦理学建构的角度而言，如果道德建立在报答和报应的前提下，会降低道德的崇高性，也会降低人们实施道德行为时的崇高感。

　　这是孔子对子路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不打破子路对道德有效性的迷信，就不可能建立道德正信。这个正信是：好人本来就没有好报，但没有好报我们也要做好人。做好人不是出于一种理由，而是出于一种信念。

　　当然，还有一种疑问：好人之所以没有好报，是否由于好人还没有足够好，或好人有某些智慧上的不足呢？

　　人能反躬自问、从自身寻找问题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我们足够智慧和仁德，就可以获得好报，这仍然是一种迷信。孔子和子路谈到了这个问题。子曰：“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连伯夷、叔齐这样的仁者，王子比干这样的智者都不能免于饿死和被挖腹剖心，我们还能够对道德有什么世俗利益的指望？其实，孔子早就告诉我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意思就是：人可以弘扬道德，道德不能报答人。只有我们帮道德，没有道德帮我们！

　　道德陷阱

　　既然道德并无帮助人们成功的有效性，这个世界还需要道德信念，还有人坚持道德信念吗？《史记》中有《伯夷列传》，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说他要为这对兄弟作传的原因是：“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