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观道——何兆武与史学理论研究

　　2021年5月28日，何兆武教授在清华园寓所中安详离世。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对待生活，物质需求极低，处事谦退，声名看淡，而对待学术研究，则不为时代所左右，唯与真理为友，不掩其思想锋芒。青壮年时代，他主要做的是翻译工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在六十岁至八十岁，一般所谓暮年晚景的二十年间，始进入自由写作、精思迭出的黄金阶段，留给读者大量佳作。

　　何兆武先生的著译文字数量颇多。约略言之，译作约有三十种，价值最高者为数部西方思想史、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如卢梭、帕斯卡尔、康德、孔多塞、柯林武德等人作品，流传最广，嘉惠学林已久。他本人并无专门著作，论文、杂文等各类创作统共约两百万字（由笔者协助厘定为“何兆武文集”五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相继刊行）。何先生本人的著述重点，大致落在史学理论、西方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三个领域，其中用力最深的是史学理论研究。笔者在此仅就何先生的学术经历及其在史学理论方面的相关见解略作介绍，限于本人学力，这里所陈述的不免只是一些浅陋的看法，谨供读者参考。

　　何兆武先生出生于北京，祖籍湖南岳阳，中学时代遭逢抗日战争爆发，南迁就学，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求学七年，由工转文，本科先后就读于土木系、历史系。毕业后考取哲学系研究生，因病休学半年，感觉所学与预期不合，遂转入外文系，师从吴宓、温德。战时的西南联大集聚了一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在生活艰难、物质匮乏的年代，却让何兆武享受了自由读书的乐趣。他得以转益多师，广泛涉猎科学、哲学、历史、文学等学科，研习了英、法、德等多种外文。

　　西南联大名师如云，在养成学术趣味方面，张奚若、噶邦福两位老师对于学生时代的何兆武影响最大。他在政治学系旁听张奚若开设的两门课程——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引发了对于西方思想史的研究兴趣，不仅希望由此加深自己的思想深度，而且确信，唯有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精华才有可能理解一个历史时代的灵魂。噶邦福（Ivan Ivanovich Gapanovich，1891—1983）是十月革命后流亡海外的白俄，曾师从世界古代史权威学者罗斯托夫采夫，有专论史学方法的著作，在清华及联大历史系开设俄文、俄国近代史、西洋上古史、希腊罗马史等多门课程，纯以英文授课。在噶邦福教授的课堂上，何兆武得到了史学理论的启蒙指引，并且初识西方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路径。在考虑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时，他起初计划专治西方思想史，最终选择了兼顾哲学与历史学的史学理论。

　　西南联大毕业之后的最初十年（1946—1956），何兆武先后在台北、长沙、北京、西安四地工作。之后，因其外文能力的特长获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赏识，从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今陕西师范大学）调往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由此开始，在历史所工作服务三十年（1956—1985），参与了侯先生主持的多种中国思想史著作的撰写，其研究重点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交流。何先生自述，在历史所的三十年，“可惜时间虽长，外部干扰也多，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用在正业上”。在此期间，工作与劳动之外，他利用业余时间“干私活”，翻译西学经典。20世纪50年代，译出卢梭《社会契约论》《论科学与艺术》，以及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1966—1968年，这两年为一生读书最多的时期”，开始翻译帕斯卡尔《思想录》以及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两部译作均在“文革”后期完稿（正式出版则迟至1985、1990年）。

　　1980年，何兆武开始有机会走出国门，数次赴美访学、参加会议，先后应邀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马堡大学的客座教授。清华大学重建文科，于1985年创办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返回母校服务，执教直至退休，期间指导了两位硕士研究生（张立平、彭刚）。此时，其学术思想日臻成熟，关于史学理论、西方思想史的多篇重量级论文，集中发表于20世纪的最后20年。其中，成稿于1986年的《历史研究中的可能与现实》一文，尤其具有原创性，融合中西文化不同的思维特性，于历史知识的本质有极富洞见的省察与深思，不啻为历史理论研究的一篇典范之作。

　　何兆武先生是否考虑过写一部专著，将他关于史学思想的理论思考加以系统、完整的表达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1992年，何先生接到湖南教育出版社邀约，准备将部分论文初次结集成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他的至交好友、哲学家王浩为其撰写序文《从昆明到纽约》。王浩在文中介绍说，何先生在“文革”结束以后已经大量发表论文及出版翻译著作，“他正计划写几本系统的书”，并以为“他的工作的发展过程代表了文科研究中一条颇健康的演进道路”。1996年，何先生在答复侯旭东的书信中提到，“每想深一步认真写一小书，然限于水平、时间与精力，恐难期以实现”。笔者曾见20世纪90年代某出版社寄给他的约稿合同，标题大意为“历史哲学精神纲要”。何先生以谨慎起见，此稿并未动笔。因而，最终，读者所见何先生有关史学理论及西方思想史的论述，即为北大版“何兆武文集”中收录的三部论文集：《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从思辨到分析——历史理性的重建》《杂草集——西方思想史散论》。

　　何先生说，他曾师从的张奚若先生，“学问极好，但极少写什么著作”。此外，对康德有深湛研究的老一辈学者，如冯文潜先生和沈有鼎先生，前者一生无著述，后者也是著述极少。“老一辈的学人自重如此，远不是当今动辄以炒作千万言为其能事的弄潮儿所能望其项背的。”此种做法自然与当下的制度要求已属关山阻隔的不同时代，但可以为我们理解前辈学人对于学术与著述的心态提供一种参考。

　　200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将何兆武先生已出的两种论文集析为三卷，外加一部译作帕斯卡尔《思想录》，以及与友人合撰的旧作《中国思想发展史》，汇为五卷“何兆武文集”出版。何先生见书后，在与笔者的闲谈中多次说到，且不论其中有译文、有集体撰述，“文集”不是一般作者当得起的，普通人写的书不该叫“文集”。在此之前，2001年前后，相继有两家出版社约请何先生撰写回忆录，他都婉言谢绝了。他以为，自己是无资格写自传或者回忆录的。不过，他在晚年是将自己完全敞开的，可以说对登门拜访者来者不拒，与学界同人、后辈学生、媒体记者谈古论今，畅所欲言，故而虽然不写自传，却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篇访谈记录，以及一部口述史《上学记》。

　　绘制史学理论的思想地图

　　1980年代初，中国学者的史学理论研究由复苏而渐趋活跃，相继有学术会议、学术译文集、著译丛书等出现，进而在1987年创办专业刊物《史学理论》，标志着史学理论研究已经在中国形成一个独立的专门领域。

　　1984年出版的张文杰等编译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遴选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的文献二十篇，为第一部系统介绍国外相关研究的译文集。何兆武先生是此书的主要推动者及译者之一。与此同时，何兆武、张文杰两位先生合作，译出了英国学者罗宾·柯林武德的名作《历史的观念》（1986年初版）。此外，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亦由何先生与同事合作译出（署名何林，1987年初版）。以上二书均被列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编“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尤其是柯林武德一书在国内关心史学理论问题的读者中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反响。

　　1990、1991年，何兆武先生独立翻译或与友人合译的三部著作相继问世，即康德著《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沃尔什著《历史哲学导论》、罗素著《论历史》。其中，康德一书为何先生在六七十年代完成的译稿，也是他最为看重的西方史学思想的巅峰之作。

　　1996年，何兆武先生与友人合作主编两部论著《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与陈启能合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七卷《历史哲学》（与张文杰合编），集合国内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主要成就加以系统总结和评述，反映了当时国内学界的认识水准。稍后，由他主编的一部大型的译文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发表（商务印书馆1999年初版），是书接近七十万字，迄今为止仍是内容收录最为全面的一部西方史学理论文献集。

　　进入21世纪，何兆武先生已届八十高龄，又不辞辛劳，相继完成伊格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布莱德雷著《批评历史学的前提假设》的翻译。此二书就时代而言是一前一后，布莱德雷代表着史学理论中分析的历史哲学在19世纪后期的开端，而伊格尔斯是对最近一百年来西方史学思潮的总结。

　　以上就何兆武先生自1980年代以来所做学术工作中，关系到史学理论研究的部分成果，加以简单胪列。此外，在同时期，他本人所撰史学理论的专门论文陆续问世，或载于期刊杂志，或见于译著序文，总计约二十余篇。值得一提的是，何兆武先生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史学理论专文，题为《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刊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是年何先生已经有六十五岁。作者自言，此文只是为一次介绍性的讲座所做的发言提纲，然而观其内容，确乎是博学慎思者的精辟之见，对于18世纪以降近代西方史学理论演进的思想地图给出了清晰的勾勒。何先生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学者大致沿着两条思想路线展开历史思想的研讨，一为思辨的，一为分析的，依据不同的出发点，各有成败得失，但是总的来说，他以为，分析的历史哲学并不能取消或者代替思辨的历史哲学，换言之，“一种思想方法，无论多么正确，终究不是知识本身，尽管它有助于知识”。文中对西方史学理论领域各时代的名家要旨给予简明概括，丝毫未作含糊之语，而是给出立场鲜明的评判，由此呈现给读者的，就不只是一种西方史学理论的学术发展史，而且是一篇思想明晰、未假颜色的判词。

　　历史学家应该是思想者

　　何兆武先生本人对于历史思想的见解如何呢？愚以为，不妨从如下一种逻辑结构来尝试理解。

　　首先，“枢纽”是何先生在1986年撰写的一篇论文，最初发表时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可能与现实》（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此后收入文集时改题《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构图》，英文版亦为Possibility，Actuality，and History-Picture（载英文杂志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22:4,1989）。此文以维特根斯坦式的哲学思辨形式展现其论证，文字极为简约，逻辑圆融，同时又机巧迭现，而内容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的所有重要问题。简言之，大意约为：历史世界大于历史事实的总和，故而，历史学的研究不仅要着眼于历史事实，还应该把眼界扩大到既成事实之外的一切可能性，而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实现了的恰好是这样一种可能而不是另外一种可能。历史知识是历史学家所构造的一幅历史图像，而历史图像是将史实安排在一个概念结构之中，史实是原料，本身并不能提供概念结构。（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