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霸权野心挑战多极现实，面临灾难性冲突的风险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拜登政府积极与欧洲接触，以重振跨大西洋联盟。在接下来的主题采访中，格伦-迪森教授解释了美国是如何因为“赢者通吃”的意识形态而反对多极世界的新兴现实的。这样做，华盛顿倾向于敌对和军事化的关系，主要是与俄罗斯和中国。

这种对抗性政策的目的是在欧洲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挑拨离间。华盛顿面临的问题是，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这种对抗性政策是不可行的。欧洲盟友被迫与美国结盟，但地缘经济现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美国的战略存在实际的局限性。使用有关“价值观”和“人权”的花言巧语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在竞争对手面前获得虚假的道德权威。

西方单方面使用制裁是必然的结果。但这种战略只会进一步形成多极现实，导致美国和欧洲联盟的软弱和自我孤立，如果美国和欧洲联盟选择走这条徒劳无益的道路的话。迪森教授认为，如果世界大国之间没有妥协和相互尊重，最终的风险可能是灾难性的战争。他说，美国和欧洲有责任承认彼此竞争的国家利益，超越自身利益，然后努力达成妥协，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

问: 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动员欧洲和北约对俄罗斯和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 华盛顿的地缘政治目标是什么？

格伦 · 迪森 : 拜登的“美国回来了”和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都旨在扭转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衰落。特朗普认为，为盟友提供集体商品会让美国失去竞争力，而拜登认为，美国必须团结盟友对抗崛起的对手。地缘政治目标依然不变：保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领导地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地缘经济，因为其竞争对手正在开发替代技术、战略产业、运输走廊和金融工具。然而，美国并没有成功地把对盟国安全的依赖转化为对地缘经济的忠诚。这一点很明显，因为欧盟使用了中国的技术和资金，而德国正在与俄罗斯合作建设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有强烈的动机促使美国军事化地缘经济竞争，因为它加强了盟友之间的团结和忠诚。因此，北约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即使俄罗斯坦克没有前往华沙，中国军队也不会入侵巴黎。

问: 华盛顿能否成功地推动一场新的冷战运动？

格伦·迪森：华盛顿肯定正在恶化与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尽管还不清楚他们是否会让欧洲跟随他们。欧洲人与美国有许多共同的担忧，尽管他们不希望在新的美中两极体系中在美国的保护下撤退。

欧盟将其利益定义为追求战略自治，发展欧洲主权。美国团结欧洲人反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努力，依赖于在安全挑战或人权问题上的言论，尽管这意味着减少与这两个欧亚大国的经济联系。然而，欧洲和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利益存在分歧，欧洲也越来越担心将俄罗斯推向中国。

问: 你之前提到过美国的目标是: a)阻止欧洲与俄罗斯在能源贸易方面结成伙伴关系; b)阻止欧洲与中国在新技术、贸易和投资方面结成伙伴关系。在一个多极化、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这样一个分裂的美国目标能够实现吗？

格伦 · 迪森: 美国的政策旨在阻止多极秩序的出现。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误入歧途的目标，因为华盛顿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权力分配。我认为，美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它可以促进和塑造一个多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是“平等中的第一个”，或者它可以旨在遏制崛起的大国，以扩大其霸权地位，尽管随后将出现一个直接反对美国的多极体系。通过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美国鼓励莫斯科和北京定义它们的伙伴关系，而这种伙伴关系往往是反对美国的。

随后，全球经济开始分崩离析。美国的地缘经济主导地位取决于其支撑其战略产业的领先技术、对世界海上走廊的控制，以及对主要开发银行和世界贸易/储备货币的控制。因此，俄罗斯和中国发展了战略伙伴关系，以发展它们自己的技术生态系统、新的海陆运输走廊，以及银行、支付系统和贸易去美元化等新的金融工具。因此，美国将发现，孤立中国和俄罗斯的努力将导致美国孤立自己。

问：您还提到，美国可能试图重演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时代迫使中俄分裂的政策。这样的美国目标在今天可能实现吗?

格伦 · 迪森: 看起来不太可能。基于对苏联的疑虑，尼克松得以与当时较弱的中国接触，从而分裂了苏联和中国。因此，美国容纳了弱小的对手，以平衡强大的对手。

如今，更强大的对手是中国，因此必须与俄罗斯接触。北京没有理由反对莫斯科，因为俄罗斯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对中国的地缘经济崛起至关重要。

与莫斯科接触可以获得很多好处，尽管这将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俄罗斯不会转而反对中国。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依赖于将俄罗斯排除在欧洲大陆之外，而美国的反俄情绪使得双方不可能找到共同点。此外，莫斯科对北约不断扩张其边境的不满，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认识到，在欧洲不迁就俄罗斯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标是加入大欧洲。与欧洲渐进一体化的希望在2014年结束，当时西方支持了乌克兰的政变。俄罗斯现在正在推行大欧亚倡议，为此目的，它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中国。

尽管俄罗斯不会加入任何针对中国的伙伴关系，但与莫斯科的接触将使俄罗斯能够实现经济关系的多样化，避免过度依赖中国。

问：拜登(Biden)政府提议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跨大西洋联盟(transatlantic alliance)和一个更统一的北约(NATO)，这似乎受到了欧洲各国领导人的欢迎。例如，3月23日至24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峰会上，法国最高外交官让-伊夫·勒德里安(Jean-Yves Le Drian)滔滔不绝地谈论拜登领导下的新联盟，宣称北约已经“重新发现”了自己。为什么欧洲政界人士似乎如此乐意安抚华盛顿，即使这将损害他们自己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格伦 · 迪森: 欧洲人只是在美国的领导下，在二战后才形成了团结。因此，欧洲只是作为较大的跨大西洋区域内的一个“次区域”而存在。冷战期间，这种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平衡苏联，冷战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建立了集体霸权。欧洲人在美国的领导下繁荣发展，并能够发展欧洲区域自治。

多极体系对欧洲和跨大西洋区域内部凝聚力的基础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欧洲人希望与美国保持政策一致，以维护欧洲和西方国家的团结。另一方面，欧洲人渴望“战略自治”，因为他们认识到美国和欧盟在多极世界中的利益分歧。对抗俄罗斯和中国会削弱欧洲的经济竞争力，增加欧洲对美国的依赖。

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本周访问中国时表示，欧盟单方面破坏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原因是近期的一些举动，可能是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你是否同意欧盟对俄罗斯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有害措施?

格伦 · 迪森: 是的。制裁不是一种解决办法，而是破坏了建立伙伴关系以找到共同解决办法的可能性。制裁的目的是迫使俄罗斯作出单方面的让步，而不是通过妥协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必须认识到，每一场冲突都有两方，然而布鲁塞尔倾向于将所有冲突都视为俄罗斯的违法行为，必须受到欧盟的惩罚和纠正。我经常提出，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的一个维持现状的力量，是对西方修正主义的反应。俄罗斯干预克里米亚是对西方支持政变的回应，而俄罗斯干预叙利亚是对西方推翻政府的回应。这些冲突背后的问题是，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从未包括在内，而制裁只是这种霸权心态的延伸。

制裁使欧洲在多极世界中的相关性降低。一个分裂的欧洲给欧盟带来了系统性的压力，要求它在美国的保护下撤退，而俄罗斯同样必须使其经济多样化，摆脱欧洲，转而与中国保持更紧密的联系。

问:你认为欧盟是否有可能意识到，欧盟需要修复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这大概需要欧盟在地缘政治上独立于美国，而问题是:欧洲的政治阶层是否有这样的意愿甚至想象力?

格伦·迪森：如何修复关系?与俄罗斯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未能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冷战后解决方案。建立一个没有俄罗斯的欧洲的努力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欧洲对抗俄罗斯的努力。起初，俄罗斯的担忧是可以忽略的，因为俄罗斯很弱，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欧盟既可以解决将欧洲最大的国家排除在欧洲之外的根本问题，也可以着眼于仅仅解决症状，包括俄罗斯转向东方(主要是中国)的战略。

法国和德国都对继续把俄罗斯推向中国的愚蠢行为表达了更多的意见。法国在重新思考与俄罗斯的关系以解决根本问题方面更加雄心勃勃，而德国则更注重通过保持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来治标。

欧盟能做些什么？中止北约向俄罗斯边境的扩张或结束反俄制裁都会破坏欧盟和北约的团结，因为这是美国和某些中东欧国家所反对的。欧盟和西方并不是为多极世界而设计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危及其内部凝聚力。

欧盟没有表现出任何改变与俄罗斯的主客体关系、通过相互妥协寻求解决方案的意图。当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访问莫斯科时，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努力因此仅限于就俄罗斯的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中的行为对俄罗斯进行说教。

问: 最后，你是否担心日益恶化的国际紧张局势可能导致战争？

格伦 · 迪森: 是的，我们都应该关注。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冲突不断增加，可能引发一场大战。叙利亚、乌克兰、黑海、北极、南中国海和其他地区可能爆发战争。

所有这些冲突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们都遵循了“赢者通吃”的逻辑。一厢情愿的想法或积极推动俄罗斯、中国的崩溃，欧盟或美国也是赢家通吃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在国际体系正在转型之际，大国更愿意接受更大的风险。坚持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言论也有明显的零和意味，因为它意味着俄罗斯和中国必须接受西方的道德权威，并承诺单方面让步。

国际权力分配的迅速变化带来的问题只能通过真正的外交手段来解决。大国必须认识到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然后努力达成妥协，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

格伦 · 迪森是挪威东南大学的教授。他也是《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的编辑，同时也是瓦尔代讨论俱乐部的特约专家。他的研究重点是大欧亚地缘经济学和自由主义危机。他专门研究俄罗斯对欧洲和欧亚一体化的态度，以及中国西部的动态。他著有几本书: 《西方文明的衰落和俄罗斯的复兴: 在共同社会和社会之间》(2018年) ; 《俄罗斯大欧亚地缘经济战略》(2017年) ; 《欧盟和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 苏联解体后》(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