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阳笔记原创

01 错失的历史拐点

前段时间有个很有意思的新闻，某知名学者因为在演讲中辱骂乾隆皇帝，被爱新觉罗的后裔起诉。

这位学者的原话是：“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断绝了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机会。让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错过了现代化。乾隆皇帝统治中国60多年，我个人认为，他没干什么好事，他是一个王**！”

学者的言辞确实激烈，这场官司也闹得沸沸扬扬。

我们今天不讨论这场官司里谁对谁错，我们就聊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把近代中国衰落的锅扣到乾隆头上。

乾隆皇帝

有人说，中国近代屈辱史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也就是道光皇帝在位的时候，乾隆与道光中间，还隔了一个在位25年的嘉庆，怎么看鸦片战争的惨败也不该由乾隆背锅。

人们把乾隆皇帝单拎出来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乾隆在80岁的时候，错过了中国近代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拐点。

这个对中国意义重大的历史拐点是大英帝国的特使马嘎尔尼带来的。

1793年，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乾隆皇帝接受了大英使臣马嘎尔尼的觐见。彼时的英国刚刚发生工业革命，为了拓展庞大的中国市场，英国政府极其重视此次出访。马嘎尔尼为了向清朝展示大英帝国胜人一筹的发展状况，精心挑选了各种能代表英国国力的礼品。

马嘎尔尼

在研究了中国历史之后，知道中国人重视历法，马嘎尔尼就带来了当时最新的天体运行仪，这个仪器能够准确地模仿出太阳系中各天体的运动。

另外，马嘎尔尼还带来了英国当时的最新发明，比如蒸汽机模型、望远镜，英国当时先进的战舰“君主号”模型，以及大铜炮、“自来火枪”等。

蒸汽机模型

自来火枪

我们知道，英国的工业革命是由珍妮纺织机与瓦特蒸汽机开启的，四十七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国也是被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

马嘎尔尼摆在大清君臣面前的蒸汽机与新式武器，可以算作一次送上门的攀“科技”树的机会。

但是乾隆皇帝对此却兴趣寥寥。

乾隆命大臣带使团四处参观，展览中摆放着精美的欧洲挂钟、地球仪，很多东西比使团带来的还先进，在清朝官员的眼里这些西方先进的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罢了。

大清不在意西洋使团带来了什么，而是在意西洋使团怎么给乾隆皇帝行礼。

在使团去往热河觐见的路上，清廷官员向使团反复强调礼仪的重要性，要求使团遵守向乾隆皇帝觐见的礼仪，即 “双膝跪地，三跪九叩”。

马嘎尔尼是英王的使节，自然代表着英王，英国政府给他的训令是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但必须表明中英平等。要知道，当时觐见英王的礼仪是“单膝下跪，行吻手礼”，大清三跪九叩的要求自然遭到了马嘎尔尼的拒绝。

在马嘎尔尼看来，这不仅仅是单膝或双膝的数量问题，而且是是性质问题，作为大使，怎么能对外国君主比对他自己的君主还要恭顺呢？大清与英国使团的礼仪之争，最终以乾隆皇帝的让步收场。

马嘎尔尼身穿一件花团锦簇的天鹅绒上衣，头戴饰有大白羽毛的帽子，向御座上的乾隆皇帝单膝下跪，颔首，并呈上一只嵌着宝石，装有英王乔治三世信函的盒子。

绘画中的觐见场面

依惯例，乾隆皇帝赏给马嘎尔尼一柄如意。马嘎尔尼精心准备的，代表着大英帝国最先进技术的礼物，被完全忽略了。乾隆赞赏马嘎尔尼的礼物“好得足以逗乐小孩”。

在马嘎尔尼看来，这次外交活动本可以让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也有人说，如果清政府能够看到英国的技术优势，能够吸收对方的优点，那中国可能会像美国日本一样走上工业强国的道路，近代中国发展史会重写，近代世界格局也会大大的不同。

但是，由于礼仪上的分歧，双方不欢而散，马嘎尔尼的出访失败了，英国扩大通商的目的没有达成，马嘎尔尼经由广州回国时，看到大清的国防军仍然使用着刀枪弓箭之类的冷兵器。

四十七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近代历史混着血与泪开始了。

02 两千年的上国观念

很多说法认为：乾隆皇帝因为狂妄、愚昧，让中国错失了对外开放、融入近代工业化浪潮的机遇。自始至终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乾隆皇帝，背上了这口误国的大锅。但是，历史真的这么简单吗？我们认真想一下，中西世界相碰撞的大势，真的能因乾隆皇帝一人之力改变吗？乾隆皇帝真的那么傻吗？近代中国的大动荡真的是因为清廷的愚昧无知导致的吗？

愚昧和落后一样，是有着鲜明现代化色彩的词汇。马嘎尔尼访华之时，中西各自并行着一套行为模式。这套行为模式脱胎于中西差异巨大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土壤，本质上是没有高下之分的。

因为今天的我们接受了西方的行为模式，所以就容易以后来者的上帝视角评判历史。

如果脱离前人所处的历史环境，简单以现代人的视角评判前人的作为，很容易把历史简单化，把多样复杂的历史脉络抽离成线性、单一的趋势。

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历史事件的现场，真正了解古人的观念与行为习惯，我们将会发现更加丰富生动的细节，发现那根牵动历史走向的真正主线。

我们没有为古人开脱的想法，但是我们要弄清楚乾隆皇帝拒绝马嘎尔尼的真正原因。

当时乾隆皇帝和大清官员对西方人的刻板印象从何而来？他们为什么坚信自己是天朝上国？

清政府在外交中的迷之自信，还有种种愚昧表现，根源其实是中国人脑子里存在了两千年的华夷观念，而不是乾隆皇帝一手导演了马嘎尔尼访华的荒诞一幕。

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华文明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华夷之辨。华和夷是有差别的，最初是华是指汉族，而夷是指少数民族，后来华夷也用来区分中国与外国，对封建帝王来说，华夷观念的解释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对这一观念的阐发，比如在清代，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华夷观念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重要工具。

官书中对外国人称“夷人”的例子

同时，华夷观念在近代的中西交往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一种轻飘飘悬浮在空中的思想，更深刻影响着中国历代统治者和整个官僚群体的行为。只有懂了华夷观念，才能明白清政府看似“愚昧”的行为。

我们来看一下，刻在中华文明骨子里的华夷观念，是怎么形成的？

“诸夏”和“夷狄”的说法产生很早，西周末年就有了“夷夏之防”的理论，孔子作《春秋》提出“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点，意思是说，天子居住的京畿是内，周边的诸侯是外，京畿与诸侯国统称“华夏”。然后，整个华夏是内，周边的夷狄部落是外。

秦汉以后，后起的儒学家很热衷于解读“华夏”“夷狄”这两个词，“华夏”成为中国的泛称，而“夷狄”则成了东南西北各异族的统称。

这是华夷观念的最初说法，但“华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和种族的区分，文明开化的程度才是区分诸夏和夷狄的主要标志。当时的人们认为，华夏群居于中原，是文明的中心，周边地区则较为落后，因此逐渐产生了以文明礼仪为标准，进行人群分辨的观念。合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不合者为“夷”。

西周末年形成的华夷观念，一直被十分灵活地使用着，在史籍记载中我们能看到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式微，争霸的中原诸侯就经常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发动战争，“尊王攘夷”尊的是华夏共主，而攘的则是不开化的夷狄。

这里我们要提一个奇葩的诸侯国-楚国，它为兼并战争找的理由十分与众不同。据《史记》记载，楚国讨伐随国，无辜的随国质问楚国，“为什么打我？”楚国的回答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当成是蛮夷，所以可以不讲道理”。

楚王

楚国原本也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由于楚人在南方生活的时间很久，久到文化与习俗都开始与当地融合。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图腾，中原华夏的图腾是龙，而楚地则盛行凤凰崇拜，这也可能是九头鸟称呼的起源。久居南方的楚人，因为在文化和信仰上与中原不同，所以没被看作华夏，而被当成夷狄。国力强盛的楚国希望成为华夏的一员，却遭到周天子的无情拒绝。

楚国恼羞成怒，干脆自立为王，也就是武王，发起对其他诸侯的攻伐。

楚国的故事验证了两件事，第一是东周时华夷观念就已经深入人心；第二是习俗与文化，而非种族才是区分华夷的标准。

到了魏晋至隋唐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统治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虽然还有华夷的观念，但已经开始提倡对各族“爱之如一”。

对华夷观念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经典，华夏的皇帝被称为“天子”，代表“上天”统御万民，天子的统治区域是“天朝上国”。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于中华文明长时期在东亚地区无可争辩的优越，以当时的认识水平看，华夏的天子理应是天下共主，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到了清王朝统治时期，作为入主中原的异族，为了巩固统治，满汉君臣都在千方百计地修补这种天朝上国的观念。

清朝时已经形成了“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邦”的三重关系。这种天朝与藩属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与西方列强推行的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掠夺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03 中西并行的两套体系

清王朝的强盛，使周边地区的各国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向清王朝纳贡，受清王朝册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朝贡贸易，在对外关系上不像如今建立的邦交，而是把自己当作“宗主”，把对方看作“附庸”，双方之间的商业往来是以“通贡”方式进行的，对方呈上贡品，历代王朝进行回赐，这是朝贡贸易的基本形式。

至于藩属国以外的西方各国，清王朝一般都把它们看作“化外蛮夷之邦”。在官方文书上蔑称为“夷”，在国名上也要加上“口”字旁，比如英国，称为“英咭唎”。为了遵循儒家礼仪，清王朝拒绝与不愿意纳贡的国家作正式的官方交往，但是儒家经典同时说道“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就是说即使是与夷狄打交道，该有的品德还是要坚守的，所以清王朝又准许这些国家通商。因为中国更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以朝廷在其中的获益不多，更多是把通商当作天朝对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

中国的藩属国与西方的殖民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中国不谋取特殊的经济利益，在朝贡中采取“薄纳厚赠”的政策，让来朝贡的藩属国有利可图。同时朝贡行为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藩属国君主通过朝贡维护自己的地位，借助宗主国的势力来对抗国内的反对派，作为宗主国的大清又通过支持藩属国的君主，减少外来入侵，保持边境的安全。比如我们熟知的甲午中日战争，就是发端于朝鲜的东学党农民起义，就是由于中朝之间形成的宗藩关系，朝鲜政府请求清廷出兵帮助镇压。而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趁机出兵朝鲜，向清廷挑起战争。这种宗藩关系，有时出于双方自愿，有时也有武力强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宗藩关系是一种地位不平等的政治同盟关系。

两千年的华夷观念塑成了不可撼动的天朝上国心态，当1792年英国使节马嘎尔尼来华谋求商务利益时，广东巡抚郭世勋的“奏闻”，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下国上贡，把英吉利国王归为“边塞夷王酋长”同类。

虽然我们现在能看出来这太过离谱，但在清朝官员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当中，却是应有之理。当时清朝官吏出于渲染盛世的心理，在官方文书中将英国列为朝贡国，甚至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人龚自珍，也不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的官绅士子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外国的褒扬，也就是在表扬这些“化外”之邦有进步之心，而西方人却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由此可见，中西世界的碰撞本就带着出其不意却又无法避免的误解。那位不肯对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仪式的英国使节马嘎尔尼就是这种误解的牺牲品，他带着近代西方观念中的外交使命来到中国，目的是为了与清廷交涉，缔约通商，结果在官员的渲染下，他的到来却成为了朝贡之举，乾隆皇帝也本以为会接受一如往常的觐见，双方的误解在举办仪式时终于到达了顶峰。

西方人眼中的乾隆（画像）

马嘎尔尼不可能理解华夷观念，更不可能领会朝贡贸易的真正内涵。相应的，乾隆皇帝脑海里也不可能有西方外交与贸易的概念，误解最终发生。

马嘎尔尼带来的“礼品”，直接被清廷当成了“贡品”，后人大肆渲染了乾隆皇帝对科学仪器的漠视，乾隆皇帝对西方特使所传科技的态度，并不代表着中国对科技没有兴趣。实际上，马嘎尔尼在参观皇家花园的时候，就看到乾隆皇帝收集了各式制作精良的天体仪、时钟和自动弹奏音乐的机械装置，甚至让马嘎尔尼感到自己的礼物相形见绌，“不得不惭愧地把脸藏起来”。乾隆皇帝也认为，“内府所制仪器，高大精巧者，尽有此类。”他有理由怀疑使团只是在大张其词。

至于礼仪的事情，往小处说是三跪九叩的仪式，往大处说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恶。不可否认，华夷观念是巩固清朝统治的重要工具。

到了清朝时期，面对渡海而来的西方人，统治者越来越呈现出紧张和心机缜密的戒备，清代开国海禁之后，直到康熙二十四年，才解除海禁，开设四口海关，允许西方诸国与沿岸定期贸易，当时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宣扬自己的教义，传教士所宣扬的罗马教廷规制与中国礼仪之间，逐渐产生了矛盾，所以雍正时期中国开始明令禁止传教，到了乾隆时期，大量的英国商船不断叩关，引起了统治者深深的戒惧。

总体而言，当时人们对“外夷”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有着蔑视和不屑，另一方面又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疑虑。所以，虎门销烟前，虽然广东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对西方各国的了解，但并没有引起当时人的注意和重视，毕竟在华夷观念中，都是讲究向“天朝上国”学习，哪有向“化外之邦”学习的道理呢？到了帝国晚期，统治者更是不屑了解他们，同时还严禁官员们与“外夷”直接交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这种观念还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后来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实现 “自强求富”，都要顶住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这在我们当今社会是想象不到的，夷夏观念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弄清楚了华夷观念，我们就能够理解清政府当时处理中西关系的行为逻辑，不是一句简单的盲目自大就能概括的，马嘎尔尼觐见闹剧的种子，可能在两千年前的西周就已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