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如果不能改变世界就改变世界观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城学者，博导，学部委员；

国务院特贴专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清华大学伦理和宗教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客座研究员；浙江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客座教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山学者”讲座教授；

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学术常委（Steering member of Transcultura Institut European）；

美国博古睿研究院资深研究员（Senior fellow of Berggruen Institute）；

哈佛燕京学社及哈佛大学东亚系，蒲塞杰出访问学者（Pusey Distinguished Fellow），授课教授（2013）。]

文/赵汀阳

世界首先是个坏世界，而人们幻想好世界。人们通过政治去研究坏世界，而通过道德去想象好世界。古代人看重理想，所以把政治学看做是伦理学的一部分，现代人认清现实，因此政治哲学成为了第一哲学。

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痛苦之中，除非灵魂深处闹革命痛改了自己的世界观。除了无法超越的局限性以及与运气有关的不幸，人类的痛苦主要来自错误的政治。政治决定人的命运，或者说，政治就是命运。

如果一个世界足够好以至于人人都能够满意，那么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好世界没有什么需要想的。只要具备人人自私和资源稀缺这样两个条件，世界就是一个坏世界。很不幸，人类世界所具备的缺点远不止这两点。人性自私和资源稀缺这两个条件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必要的，这两者导致了人类生活所有值得思考和言说的悲欢故事和成败历史。好世界不仅没有问题可想，甚至无话可说。假如存在极乐世界，那一定没有历史，一定非常无聊。人类一直追求“样样都好”和“天天都好”的极乐世界，可这是个悖论性的追求：“样样都好”的世界里无所谓价值，而价值的消失导致生活意义的消失;“天天都好”的世界不发生故事，即使长生不老，一生也只等于一瞬。真实世界虽然不好，却充满意义。

在一个坏的真实世界中，最世俗而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其重要性和世俗性恐怕只有经济能够勉强与之相比。关于政治的研究一般分为政治哲学和政治学，它们共享着有关政治的大多数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关于权力与利益的问题，即人们如何获得他们能够获得的权利和利益。不过，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角度有所不同：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策略，相当于有关权力和利益问题的“兵法”；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的正当理由和原理，相当于有关权力和利益问题的“法理”。与其他哲学问题一样，政治哲学归根到底也是一些简单得难以置信的问题，然而又是艰难得几乎无望解决的问题——哲学问题往往如此，虽然并不复杂，但非常艰难，都是看着容易想着难的问题。人们从文明开始就不断思考政治哲学问题，它们都是生活中要命的问题，它们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不想不行。

我如何才能获得我可能得到的利益？这是个最简单也是最难的问题。根本的难点在于，如果没有他人的同意，我就根本得不到我想得到的利益。他人是生活全部难题的根源。为什么不能去抢、去偷、去杀人放火？如果被告知因为人应该遵守伦理规范，这是一个浅薄轻浮的回答，甚至是谎言。真正的原因是“他人不同意”。他人的力量和可能的反抗是人们放弃去偷去抢的最终原因。假如把他人杀掉，那么自己也可能被杀掉，而且，杀人并不能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他人是个最大的悖论：他人一方面是每个人利益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是每个人生活全部意义的来源，无论痛苦还是幸福，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一切都与他人有关，因此每个人都绝对需要他人。

在雅典，希腊老雕像

政治哲学一般比较诚实，而伦理学有时会自我感动地用一些虚伪的道德呼唤掩埋严肃问题。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共享许多问题，但各自的核心问题有所不同。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幸福；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则是权力和利益。伦理学往往错误估计伦理规范的能力，可是在利益面前，规范是软弱无能的，如果不是完全徒劳的话。在古代很长时间里，政治哲学与伦理学没有明显区分，甚至政治哲学曾经被认为是伦理学的一部分。严酷的事实终于使人们发现伦理没有能力去对付和解决社会困难，人性自私的力量强过伦理规范太多，在坏世界里幻想好世界是典型的望梅止渴，因此，必须有政治哲学去深入研究坏世界。如果没有把最坏的社会情况考虑在内就不是有效的研究，就等于在掩盖问题，于是，政治哲学不得不考虑人们不择手段谋私利的局面。在一个如此坏的世界里人们如何才能发展出某种制度以保证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当然，这绝非贬低伦理学的重要性，事实上伦理学另有重任，而且是政治哲学所无能为力的，那就是幸福问题。利益和幸福同样重要，而又无法互相替代。关于幸福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看我的伦理学著作《论可能生活》，里面有关于幸福的诚实讨论。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幸福，而将讨论权力和利益。

准确地说，权力和利益是政治哲学要面对的事实，我们必须把事实化成问题，才构成研究。由权力和利益的事实（按照摩根漂亮的说法是“作为利益的权力”）所能够化出来的问题很多，采取不同的分析框架就会产生不同的问题。柏拉图和孔子各自独立开创了至今一般视为最正宗的政治分析框架：统治制度。其核心问题是制度的治理能力和制度的正当性。柏拉图研究政治制度像在研究人的卓越性（virtue），他认为国家之首善是公正，有了公正，国家就必定是正当的并且有政治效率。孔子则相信，如果一种制度的精神为“仁”，规章合“礼”万事皆得“正名”，这种制度就必定是正当的且有政治效率，即形成善治。从制度去分析政治问题是政治哲学经久不衰的主流。毛泽东和卡尔·施米特也各自独立地发现了一种独辟蹊径的政治分析框架：敌人意识。毛泽东甚至早于施米特看出划分敌友是根本性的政治意识，不过施米特的论述更具学理性，他指出，正如真假是知识判断，善恶是道德判断，美丑是美学判断，敌友则是政治判断。这种关于敌人的问题意识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特别是追溯到基督教的异教徒意识，甚至追溯到柏拉图。施密特的敌人意识虽然深刻，但也未免偏激，似乎应该弱化为异己意识比较合适。意识是由文化或价值观的差异所导致的政治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就是敌人意识的当代表达，因此，意识的政治分析构成对制度分析的一种重要的补充。不过，无论是制度分析还是政治意识分析都还不是总揽式的分析框架（comprehensive framework)。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治——乱”概念似乎提供了一个总揽式分析框架，它大致相当于当代的博弈论提供的分析框架，而且能够深化我们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的理解，可以说是目前最优越的分析框架。(节选自《坏世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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