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之后还要鸡娃吗？

过去这段时间，“双减”红头文件和上海“禁止联考月考”的通知接连出台，让暑假过得跌宕起伏。

一片议论纷纷中，一条宁波市教育局官网的留言火了：“建议教育局立法禁止教师给自己子女补课，维持公平。”

虽然这条留言多半是反讽，但反映出许多家长内心真实的想法：禁止补课，其他人高价找一对一家教、偷偷补课怎么办？以后，还要“鸡娃”吗？

对此，“爸爸真棒”的专栏作者维舟给出的回答是：还是要“鸡娃”的，因为家长对教育的“终极焦虑”并没有变。但是“鸡娃”的概念可能变了，“家教”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家长们也必须正视以往被教培机构掩盖的问题，让“家教”也回归本质。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欢迎文末讨论，本文配图来自电影《西小河的夏天》剧照。

#01

“鸡娃”的根源从来没有变过

只要学历与个人收入、社会地位密切挂钩，又不取消高考制度，仍然必须凭借高考成绩才能拿到名校的入场券，那么家长想要竭尽全力提升自家孩子成绩的意愿就不可能打消。这就是“鸡娃”真正的根源。

1972年，我小舅舅16岁那年去北大荒插队。那时全国中小学都停课多年了，压根没学业压力，都去“广阔天地”了。但在他临行前，我那当中学语文老师的外公叮嘱：不管别人怎样，也不管这一时读书有没有用，不要放弃，一定要记得读书。

六年后，形势大变，高考恢复，但录取率极低，很多人荒废已久，追悔莫及，而我小舅舅因为在下乡期间也都在读书，一举考上大学，人生命运自此完全改变。

这是中国一千多年科举制度的深厚遗产：在门第阶层瓦解之后，社会势必主要依靠考试来选拔人才，即便偶尔被打断，但最终都会发现别无它途。

到最后，这还会演化出一种学历崇拜，此时决定社会资源分配的是你必须取得某种学历资格而不一定是真实能力。

在这方面，其实更典型的还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正如《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所言，在日本，东大是跻身精英阶层的跳板：“毕业于东京大学，特别是毕业于法律系，就意味着与一个能随时轻易启动的巨大关系网自动挂上了钩。东大成为日本教育系统中无可争议的最高峰，这倒不是因为其法律系的学术水平有多高，而是因为它过去的毕业生都达到了行政上的最高级别。”

这个校友网络对精英身份极为关键：除了极少数例外，日本战后有影响力的首相几乎都是东大毕业生，1985年全日本1454家大企业中，有401家的总裁也都曾毕业于东大。

正因此，早在中国近些年出现“鸡娃”现象之前，日本就已有所谓“教育妈妈”，用以指称那种“剥夺孩子正常的童年生活，逼着他们攀登教育阶梯的妈妈”。

这些妈妈受强大的动力驱使，从小就不断驱策孩子努力学习，有时甚至在孩子身上植入极强的负罪感，使他们在成绩达不到妈妈预期时深感愧疚。

尽管日本的教育体系饱受诟病，但这一状况在长期难以改变，直到近些年才逐渐有所松动。

这一方面是由于人才上升机制有所改变（如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和小泽一郎这三位影响近三十年日本政坛的人物，无一出自东大），另一面也是由于更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日渐多元化，不再都想着挤破脑袋去当政商精英。

有良好的职业教育，凭着最基层的劳动，也一样能过上体面的生活，那社会心态自然平和多了。

如果决定一个社会分配机制的基本因素只有教育背景，价值观和出路尚未实现多元，考试的指挥棒仍在，那么家长们的“市场需求”就仍然在。

他们最终忧虑的并没有改变：中考和高考就在那里，选拔难度从没有降低过，最终也还是“一考定终生”，那孩子跟不上，将来考不上好学校怎么办？学校又不给补了，需要补缺的又去哪里？不会做的题，晚上已经没教培老师及时解答了，家长又没有辅导能力的怎么办？

绝大多数中国家长，都不甘心自家孩子生下来就注定去流水线上工作，至少总得搏一下。就像有一位跟我说的：“我自己不偷不抢辛苦挣的钱，用来教育孩子改变命运都不行了吗？我生孩子不图个好前程图什么？”

确实，如今已经没什么人想“养儿防老”了，更多人的思路，倒像是《不平等的童年》里所描绘的美国中产阶级家长，即把孩子“当做有待开发的项目”。

我遇到的一位妈妈就是如此，殚精竭虑地挖掘儿子身上的潜力，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她的育儿就像是“做一个产品”。

#02

“双减”后，

家长必须正视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在“双减”政策推出后，有人在宁波市教育局官网留言：“建议教育局立法禁止教师给自己子女补课，维持公平。”

这可能是反讽，却机智地道出了一个真相：即便禁止节假日校外培训、甚至哪怕进一步禁止一对一上门补习，但无法禁止家长教自家孩子。

我小时候没听说过有什么校外补课的，但有位小学同学在升初中后学习突飞猛进，跃居全班第一，因为他爸就是我们初中班主任。

通常来说，一个孩子的学习，教师的教诲固然重要，但他从家长、同伴那里所受的影响也不可小觑，而这最终都体现在他的自学能力上。

这些年来的问题之一，是教育资源不平衡，大多数非重点中学在面对考试时，教的很少考、考的不太教，而很多家长又忙于打工养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和能力去辅导孩子的学业，这才有了校外教培机构的野蛮生长，因为这至少给了家长们一个选择，可以让他们花钱就能买到一份服务，提升自家孩子的成绩。

从这一意义上说，很多家长对教培机构的不满，主要是两类：一是不能或不愿花那个钱，认为这影响了公平，没能让所有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二是花了钱，却发现未能有效提升自家孩子的成绩，白白给教培机构送钱了。

不可否认，这两个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的，尤其是第二个，毕竟教培机构也只是辅导，起到的作用不过就像有人揶揄医生的那样，“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未必都能迅速见效。

至于第一个问题则更无解，因为任何市场化的产品，都不可能让所有人都享受到。然而现在取消节假日课外培训之后，不管怎样，最终结果就是家教将变得非常关键——除非孩子极具天赋，能自学成才。

这倒不是说家长现在就得自己撸起袖子，去做以前补习班老师做的事，何况你就算这么想，也未必能做得好，只是说在“双减”的新形势下，决不意味着家长什么都不用做了，又或只是把心思放在防范别家孩子偷偷补习上，而必须正视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因为你现在甚至都没办法花钱外包了。

#0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并不是一句空话

以往教培产业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种种症结的外化，暂时回避了某些结构性的问题：学校难以动态地回应家长需求，而很多家长自己也无力辅导孩子，乃至没有时间陪伴孩子。

现在，问题没有解决，又回来了：如果父母仍然自己不改变，不注重有预见性地引导孩子，那么指望孩子能神奇地逆袭，是不现实的。

以往那种题海战术式的“鸡娃”其实往往是家长自身焦虑的投射，很少是孩子自发自愿的，也因此常常收效甚微。

学习本应是很值得投入也很吸引人的，小时候亲子互动之下的言传身教，每个人都能不费力地学会，也谈不上可怕。孩子本来都天生具有探索精神，了解新知、解开谜团，只要你有兴趣，本来都是很开心的难得体验。

只是到了现在，学习在家长那里变成了工具性的，考试也变成了筛选的工具，这两者才只剩下了“苦”。

如果说现在教育正在回归本质，那家教又何尝不需要回归本质？

要让自家孩子成长，最好的办法是自己也跟他/她一起成长。家长不必什么都懂（毕竟博士的父母也未必都是博士后，世界冠军的父母也可能只是普通农民），也不必面面俱到地指导他的学业，但首先应当了解自家孩子，因为绝大部分家庭教育的失败，都可以归结为一点：父母不了解孩子。

只有在了解进而理解的基础上，日复一日地滋养孩子的内心，创造一个安全、自由、温暖的成长空间，才是父母所不可取代的地方。

所谓“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并不是一句空话，因为理论上父母最有可能做到“因材施教”，让孩子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道路——老师无法变成孩子的家长，但家长却可以成为孩子的好老师。

文章转自：爸爸真棒，作者：维舟；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