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该找人聊聊」第十四章 哈洛与茉德

第十四章 哈洛与茉德 Harold and Maude

读医学院时，我的大体老师叫哈洛──其实是我们这一组的人给他取的名字，因为旁边那组给他们的大体老师取名茉德。[《哈洛与茉德》是一部美国电影，讲述一对祖孙恋的故事]我们当时在上大体解剖课（医学院通常是一年级上），拜慷慨捐赠身体给科学研究的人之赐，史丹佛的学生一组分到一具大体。

进解剖教室前，教授给我们两道指示。第一，敬大体老师如祖父母（「可是正常人会切自己的爷爷奶奶吗？」有个怪胎学生问）；第二，解剖人体是冲击极大的过程，留意自己的情绪。

我们完全不知道大体老师的信息，姓名、年龄、病历、死因──全不透露。不提供姓名是基于隐私，隐瞒其他部分是为了让我们自行「破案」，只不过重点不是「凶手是谁？」而是「他为什么死了？」因为抽烟？因为爱吃红肉？还是因为糖尿病？

一学期下来，我发现哈洛换过髋关节（线索：腰部有金属U形钉）、二尖瓣瓣膜渗漏（线索：心脏左侧肿大）、便秘（可能是临终期间在医院卧床所致，线索：结肠囤积粪便）。他有双苍白的碧眼，牙齿整齐但泛黄，头上一圈白发，指头肌肉发达，像是工人、钢琴家或外科医师的手。我们后来得知他九十二岁死于肺炎都很惊讶，连教授都啧啧称奇：「他的器官看起来像六十岁的人。」

茉德不同。她肺部全是肿瘤，精心涂抹的粉红指甲掩住指头上的尼古丁污点（应该是长年吸烟所致）。她跟哈洛恰恰相反，身体未老先衰，器官像是年纪更大的人。有一天，茉德队（我们这样叫茉德那组）取出她的心脏，其中一个学生小心翼翼捧起，传给其他人观察，怎料它滑落手套，砰地一声掉到地上，裂开，我们倒抽一口气──心碎。怎么这么容易碎呢？我心想，怎么你万分小心别伤到别人的心，它还是这么容易碎？

教授要我们注意情绪，可是在剥下大体老师头皮、把他们的头骨像哈密瓜一样锯开时，关闭情绪其实简单多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五金教室，」教授在头部解剖单元第二天上课时，这样招呼我们。我们一星期后就能做耳部「细解剖」──不用锯子，只用凿子和锤子的意思）。

每节课从拉开尸袋、取出大体老师开始。全班先静默一分钟，向容许我们支解他们身体的故人致敬。我们从颈部以下开始，蒙住大体头部表达敬意；进行到脸部时先盖住眼睑，一方面仍是出于敬意，另一方面，是让他们看起来比较不像真实的人。

解剖让我们深切体会生命有多脆弱，我们也竭尽所能与这个事实保持距离，拿代代相传的猥亵解剖口诀放松心情。例如十二对脑神经──嗅神经（olfactory）、视神经（optic）、动眼神经（oculomotor）、滑车神经（trochlear）、三叉神经（trigeminal）、外旋神经（abducens）、颜面神经（facial）、前庭耳蜗神经（vestibulocochlear）、舌咽神经（glossopharyngeal）、迷走神经（vagus）、副神经（accessory）、舌下神经（hypoglossal）──口诀是「Oh,Oh, Oh, To Touch And Feel Virginia’s Greasy Vagina, AH」（喔喔喔，摸摸尝尝弗吉尼亚滑嫩的阴道，啊哈）。解剖到头部和颈部时，全班会一起喊这句话，然后死命K书，预习第二天的课程。

用功是有回报的，我们每个单元都高分通过，只是我不太确定有没有人注意自己的情绪。

考试周的第一场是「跑台」（walkabout）。顾名思义，就是在一屋子的皮肤、骨头、内脏间跑来跑去，跟搜查空难现场差不多，只不过你辨识的不是罹难者的身分，而是人体个别部位。换句话说，不是要你回答「我看这是张三」，而是要你仔细看看孤伶伶摆在桌上的那团血肉，想想它是手的一部分还是脚的一部分，然后回答「我想这是桡侧伸腕长肌」。但即便是跑台，也还不是我们最血腥的场面。

这天要解剖哈洛的阴茎（冰冷，了无生气，跟块皮似的），因为茉德队的同学解剖的是女性，所以凑来我们这组看。我们组的凯特（Kate）向来下刀精准（用我们教授的话说，她的专注力「犀利如九刃刀」），但茉德队的人边看边鬼叫，害她分心。而且凯特割得越深，他们就越吵。「呴！」

「痛痛痛──」

「我快吐了。」

围观同学越来越多，有些男生开始绕圈跳舞，拿胶装教科书护着裤档。

「很爱演。」凯特咕哝一句。她是要当外科医生的人，没闲情为特定器官作呕。重新集中精神之后，她先用探针确定精索位置，然后再次拿起手术刀，从阴茎根部垂直切下，俐利落落劈成两半，跟切热狗一样。

「够了，我要闪人！」其中一个宣布，他的几个朋友跟着冲出教室。

课程最后一天是典礼，我们一起向大体老师致敬。我们全都读了自己写的谢卡，并演奏音乐，向他们献上祝福，愿他们即使身体支离破碎，灵魂仍完好无缺，能接受我们的感谢。我们谈了很多大体老师的事，关于他们的脆弱，关于他们愿意交出自己，任我们宰割，承受千刀万剐，化为无数组织样本，一毫米、一毫米地被放在显微镜下检视。但真正脆弱的其实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脆弱，更显出我们多么脆弱──一群不晓得自己有没有本事行医的一年级学生；一群近距离凝视死亡的年轻人；一群时不时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掉下眼泪、不知如何是好的学生。

老师曾要我们留意情绪，可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情绪是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们。有人去上医学院开的冥想课程，有人热中运动，还有些人埋首研究。茉德队有个同学变成烟枪，时不时偷溜出去抽烟，但坚决不信自己将来会跟他的大体老师一样败给肿瘤。我则是去当识字计划志工，念书给幼儿园小朋友听──他们多么健康！多么活泼！身体各部分又多么完整啊！不当志工的时候，我写作。既写下自己的经验，也对其他人的经验越来越好奇。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为报章杂志写稿，诉说这些经验。

有一次我写到医病关系课的事。那门课的主旨是教我们怎么与病人互动。期末考有一部分是让学生询问病史，并把过程录像下来。我们教授讲评时提到只有我有问病人感觉如何，「那应该是你们首先要问的问题，」他对全班说。

史丹佛很重视待病人如人，而非案例。然而在此同时，教授们也坦承这越来越难，因为行医方式正在改变。长期建立关系和仔细问诊的老派作风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新潮的「管理式照护」──每个病人看十五分钟、工厂式的治疗过程、限制医生能为每个病人做多少处置。上完大体解剖课后，我为该选哪个专科想了很多：哪个专科还保有老派家庭医生风格？还是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自己将来不会记得多少病人的名字，更不可能了解他们的人生？

我跟很多专科医生见习，删掉与病人互动最少的科别（急诊医学科：很刺激，但你不太有机会再看到你的病人。放射科：你看的是片子，不是人。麻醉科：你看的病人都在睡眠状态。外科：同上）。我喜欢内科和小儿科，但我跟的医生警告我环境在变，医病之间的人际连结越来越淡──为了不陷入财务窘境，他们每天得赶着看三十个病人。有几个医生甚至告诉我：如果现在能再选一次，他们也许会考虑选别的专科。

「你既然能写，为什么要当医生呢？」有个教授读了我在杂志上的文章之后，这样问我。

在NBC时，我的工作是编故事，但我渴望真实人生。现在我有了真实人生，却开始怀疑：在现代日常医疗世界里，还有没有办法好好听人说故事呢？我发现，当我沉浸在别人的人生时，我觉得充实；而越是以记者的身分写作，这种感受越深。

我有一天跟教授谈到我的犹豫，她建议我双管齐下，既写作也行医。她说，如果我能靠写作赚些外快，看诊量就不必那么大，可以用老式作风看病人。但她也说，即便如此，我还是得处理保险公司盈篇累牍的文书作业，它们会耗费大量时间，压缩我照顾病人的机会。世界真的变成这样了吗？我心里嘀咕：靠写作支持行医生活？以前不是反过来吗？

无论如何，我把她的建议列入考虑。只是我那时三十三岁了，医学院毕业还要两年，住院医师至少三年，然后是研究医师……而我知道我想成家。管理式照护的影响看得越多，我对行医越是踌躇。我愿意再花那么多年完成训练吗？就算顺利当上医生，我有办法既照自己希望的方式行医、又继续写作吗？此外，我不确定自己真有身兼二职的能耐（至少这不是我的强项），何况还要保留一些空间给个人生活。学期结束时，我觉得自己得做出抉择：写报导，还是当医生？

我选择了写作。接下来几年，我为报章杂志写了几百篇文章，也出了书。皇天不负苦心人，我想，我总算找到我的职涯天命了。

至于另一个人生目标──成家──应该也能水到渠成吧？离开医学院时，我对此非常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