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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冒名顶替事件”频频曝光，从2001年的“齐玉苓案”、2009年的“罗彩霞案”、2016年的“王娜娜案”，再到2020年的“农家女被冒名顶替上大学案”，“冒名顶替”事件不断发生。

“冒名顶替”的普发性和严重性可能超乎人们的想象。2018年，山东省各高校根据山东省教育厅下发的《关于开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普通高等教育学历反馈数据清查工作的通知》（鲁教学处函〔2018〕14 号），展开了对学信网上的山东省普通高等教育学历反馈数据的全面清查，在清查过程中，发现有242名学生涉嫌冒名顶替，发生时间范围在1999-2006年。

这还仅仅是一个省的简单清查，就已经发现了242名学生涉嫌冒名顶替。放眼全国，可能还有大量的未被发现的“冒名顶替”事件。

简单归纳可以发现，这些“冒名顶替”事件有一个共性：受害者多是农家子弟！

原因大家都能想到，农民群体在社会关系、经济资源、信息获取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占据社会经济背景优势的顶替者在做出冒名顶替行为后，一方面，其违法行为不易被这些农家子弟察觉；二是即使其冒名顶替行为被察觉，农家子弟在搜集证据、维护权益的能力方面也处于劣势。这就使得学习成绩优秀的一些农家子弟成为被“选中”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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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有一项基本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简单说，所犯的罪行要与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及所受的刑罚相适应，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刑法》第5条也有明确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如何判断罪轻罪重呢？主要是根据法益侵害性来判断。所谓“法益侵害性”，是指对于刑法所保护利益的侵害。法益侵害性大的，应当承担的责任就大；反之亦然。那么如何判断法益侵害性的大小呢？

其实，用朴素的社会道德观念就可以判断——一个人行为已经或者可能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或称之为社会危害性。如故意杀人，人命关天，自然是重罪；又如盗窃罪，则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根据盗窃次数、盗窃金额、盗窃场所等情况判断罪轻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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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回到“冒名顶替”行为，到底应该是重罪还是轻罪呢？

《刑法修正案（十一）》似乎认为是轻罪，因为对于“冒名顶替”的最高处罚也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列举了冒名顶替的三种情形：冒名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冒名顶替他人取得公务员录用资格；冒名顶替他人取得就业安置待遇。

我们知道，无论是高考入学资格、公务员资格还是就业安置待遇，对于普通人而言，这都是难得的机遇，是很可能改变人生走向、改变命运的机遇。更何况，被顶替者往往是在社会关系、经济资源、信息获取等各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的农家子弟，他们一辈子能够改变命运的机遇本就少之又少，无论是高考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还是就业安置待遇，对他们而言更是弥足珍贵。而他们努力奋斗而来的有可能改变自身命运的机遇，冒名顶替者却轻易地攫取，成为自己前途的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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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取别人钱财，可能判处无期徒刑；骗取别人钱财，也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抢劫别人钱财，最高甚至可以判处死刑。而窃取别人翻身的命运，最高量刑却在三年以下，太轻了！

我国目前几乎不存在“绝对贫困”了，但是社会阶层日益固化，贫富差距逐渐增大。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生存已经不是首要问题，发展才是首要问题。高考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和就业安置待遇，关乎一个人的受教育权、工作权和安置待遇权，这些都是一个人的“发展权”。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剥夺一个人的发展权比剥夺其财产权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性质更为恶劣，这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共识。立法机关应当高度重视对于发展权的侵害行为，侵害发展权的社会危害性需要从长期来看，其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一时财产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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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以前，“冒名顶替”者所受的惩罚，或取消学籍，或取消工作资格，严重者也只是追究行政责任，对被顶替者的补偿案例甚至都不多，相较于冒名顶替者攫取的利益和对被顶替者造成的严重影响，冒名顶替者所受的惩罚简直微不足道。如今，《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冒名顶替”入刑，已经是一个进步。

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对于发展权的保护，法律还大有可为。期待后续立法不断完善、法治持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