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民间文学（一）司马迁的民间情怀

《史记》是一部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同时也开创我国传记文学的伟大著作，与民间文学会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文学起源于民间，但荒古无文，人们的文学活动长期停留在口头上：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历史上凡有远见、有成就的文人作家都非常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滋养，司马迁也不例外，而且深得民间文学的底蕴。其鸿篇巨制《史记》之所以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成为史学史与文学史上的丰碑，我认为于司马迁的博览古史典籍和发奋著书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把自己的创作根植于具有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的民间文学，把民间文学作为创作的土壤与源泉。研究和探讨《史记》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进一步认识和重视《史记》的现实价值，对当代文学的创作，特别是对拯救闭门造车、苍白无力当代文学具有重要借鉴和启迪意义。

一个作家接受民间文学的熏陶，并自觉地向民间文学学习，其先决条件是能够深刻地了解民间，突破阶级偏见，关心下层人民的生活，具有民间情怀，这些条件司马迁都具备。

首先，司马迁是了解民间的。《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十岁前的司马迁一直生活于民间，杂沓于牧童与农夫之中。而“龙门”是一个极具诗意和神化色彩的名胜古地，“两崖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传说中的“鲤鱼跳龙门”和“鲧禹治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大禹凿龙门后，每年三月冰化雪消之时，有几千条黄鲤鱼从百川诸海云集龙门之下，竞相跳跃。一年之中，能跃上龙门的鲤鱼只有72条。一登上龙门，便有云雨相随，天火烧其尾，鲤鱼乃化成神龙飞天。登不上龙门的鲤鱼，就点额曝鳃，碰壁而返。——《三秦记》

《史记》载：尧舜时代，洪水泛滥。尧派颛顼之孙鲧专治水患，因鲧用塞堵之法，九载无成。舜便杀了鲧，又命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采用疏导法，凿开龙门山，使黄河之波涛奔流其间，出龙门一泻千里。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鲤鱼跳龙门”和“鲧禹治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民间古朴的风尚与民间文学的魅力，给司马迁的童年生活增添了神奇的色彩。如果说，儿时的感受还是感性的和肤浅的，那么20岁后的壮游和后来的扈从巡行，奉使外出，则是司马迁对民间有意识地深刻体会和考察了。公元前126年，司马迁20岁，胸怀继承父业的大志，暂时中断经传史籍的诵读，到各地去游历，实地考察祖国的名山大川：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壮游的路线，西南到四川、云南，南到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东到山东曲阜、泰山，西北到过甘肃、北到察哈尔，登过长城。（这比孔子的“周游列国范围可大了好几倍，孔子只在鲁国周围的小国转了一遭，山东之外到过湖北、河南、河北。）司马迁游历长达16年之久，所到之处大都是历史风云席卷过的地方。可见，司马迁的游历是有目的的，是在太史公父亲的指导与安排下的一次对历史人物“考之行事”，对历史“网罗天下放失之旧闻”（《报任安书》）的考察采风活动。司马迁就像一个探宝者，跋涉在乡间古地，将古书史记和民间口头流传的历史故事、轶闻一件件地搜集起来。然后分析、鉴别、整理、选择，成为其日后撰写《史记》的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如，司马迁“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五帝本纪》）南下会稽听到了范蠡、伍子胥的故事，分别记载到了《越王勾践世家》和《吴太伯世家〉里。到长沙汨罗江，凭吊了爱国诗人屈原，感念诗人对楚国的热爱与忠贞，最后的绝望自沉，“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到齐鲁又是另一番景象，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这里的烟火正旺，传承了孔子的义礼之风，反映了孔子在汉武帝时代被尊为“国教”的盛况。

祭孔、尊孔从汉代始

其次，司马迁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司马迁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在民间的长期游历，被民间的传说故事所感动，对民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情感融入到《史记》中，使《史记》具有了明显的人民性和倾向性，这主要表现在他所歌颂和讽刺的对象上。对于民间的英雄，司马迁是抱着同情与赞扬的态度的，正如毛泽东评价的那样“颂扬反抗”。

如，对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描写：“与人佣耕”就怀鸿鹄之志，足见其志向；与吴广密谋起义，竖起扶苏、项燕的大旗，问卜，鱼腹藏书等，表现其智谋；起义前慷慨陈词“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政治才能尽显；起义后“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不久封王。司马迁不仅为陈胜立传，而且破例把他归入“以纪侯国”的“世家”，不只是肯定他抗秦的历史作用，还有对这位民间失败英雄的赞誉与惋惜。

陈胜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对“以武犯禁”的游侠，司马迁从心底里是敬佩的，并为他们作《游侠列传》。在传前有一大段宏论，称颂了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但这些出身卑微的侠士既没有像战国四公子那样因是贵族而赢得贤名，也不被儒家、墨家承认，叹息世俗不了解游侠的用心，而轻率地将朱家、郭解等人与豪强暴徒看作同类而加以嘲笑。为这些游侠作传的目的就是要为他们正名。在壮游时，司马迁还特意去拜访了健在的郭解：“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这些游侠形象影响了现代武侠小说的创作，快意恩仇、侠肝义胆依然是当代人们心目中“大英雄”的形象。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与敬佩这些民间英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马迁对帝王与官僚没有敬畏之心。他常常“漫不经心”地帝王们的可笑与丑恶赤裸于光天化日之下，极尽讽嘲之能事。如，用一些小故事把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塑造成“好酒与色”之徒，在与项羽、韩信等人的比较中展现出刘邦背信弃义、流氓无赖的人格。很多小故事都富有民间文学的色彩，一定是民间有这样一些传说。对于官僚，司马迁更是不留情面地给予了讽刺与鞭笞，并特作《酷吏列传》记录，把张汤、杜周等这些朝廷的爪牙，痛责为“皆以酷烈为声”，“其治如狼牧羊”。

司马迁笔下的刘邦有那么一点流氓无赖习气

司马迁这种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招致了正统史学家的批评，如班固认为他“不与圣人同是非”（《汉书.司马迁赞》）。但恰恰说明，司马迁的思想接近下层人民，也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能在民间文学这一广阔天地里尽情地采撷，并融入到《史记》中，使其闪烁着永恒的光辉。

《史记〉记载了大量的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在塑造人物与评价人物时用了大量的谚语、俗语，增加了历史人物形象的生动性与感染力。近期会一一呈现，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