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大众教育

在《师者，毛泽东》一文，笔者探讨了毛泽东对人民军队思想文化的培育与实践，建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有文化的人民军队。但革命的终极目的为了建设繁荣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靠90%以上的文盲是不行的，所以，毛泽东在打造“有文化”的军队的同时，也在探索着如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的大众教育的问题。

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大众教育思想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1910年，17岁的毛泽东踏上了求学的道路。青年毛泽东受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影响，曾倾向于教育救国，还做过短暂的小学教师。但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和引导下，毛泽东感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教育救国行不通，决心献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他发起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21年7月，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以更高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党的建设工作中去。1923年6月，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但农民漫山遍野都是。因此党应该发动农民，以取得革命成功。为此，毛泽东开始尝试在农村发动农民革命。

毛泽东从自身的成长感悟到，传授革命理论必须以文化知识为前提，“教师”也是最好掩护身份。1923年冬，毛泽东派遣党员创办了农村补习教育社，编写农村教育计划。1924年9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决定在湘江学校开办农村师范部，为农民运动培训领导人才。他依靠当地的进步知识分子，在韶山开办了18所农民夜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和文化知识的传授，组织、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3月，毛泽东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干部，探索农村教育的实践。这些活动，为毛泽东大众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为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2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不仅考察了农民的革命运动，还关注了在运动中的农民的教育活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首先论证了中国农民没有文化的原因：“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接着描述了农民运动带来的新气象：“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毛泽东欣喜地看到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并热切地展望到“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

有了农民运动的经验和收获，在大革命受到重创后，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直奔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环节，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在井冈山和瑞金时期，不仅在军队内办大学，提高军队的思想文化水平，而且在农村办农校，进行文化扶贫。1929年10月，毛泽东转移到上杭县时，为一个世代文盲的乡村办过一个“平民小学”。他亲自编写课本，当了整整一个月的“教书先生”。1931年9月，毛泽东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的徐特立谈到，党和红军要关心群众生活及其文化教育。为着革命的需要，必须发展教育事业，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他还请徐特立起草了根据地教育方案。

这些孩子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可还记得他们曾经的老师吗？

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大众教育方针

1934年1月在瑞金,毛泽东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要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明确提出了“开展苏维埃领土上的文化革命”，使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的思想，强调要“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

千百年来，教育是统治阶级的特权，对劳苦大众采取的是愚民政策。孔子的“有教无类”不能认为是平民教育思想。试问劳苦大众有几个能拿得起十条“束脩”，“有教无类”大概指呆傻、顽劣也可以来当学生，只要“束脩”拿得起。孔子不是骂过一个上课时睡大觉的学生“朽木不可雕也”吗？所以，只有毛泽东才真正提出了大众教育，“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这才是大国领袖的襟怀！

1940年 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

毛泽东还强调了“大众”就是农民，“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之一正确地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倚重农民，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而且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非常准确。

1945年 4月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提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身居窑洞、胸怀天下的领袖正在描绘着新中国的蓝图。

这时毛泽东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充满了信心，以其战略家的眼光对“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已经有了新设想，其中应包括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全国范围内的“扫盲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脱盲1亿人；适龄儿童全部免费入学，消除未来的文盲；进行汉字改革，简化汉字笔画；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加快学习速度等。毛泽东时代真正实现了“大众教育”，助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的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