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病缠身，该如何去走人生的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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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遇到过几个自杀未遂的老人。一个是晚期肿瘤的80岁男性，拒绝放疗和化疗，偷偷的在卫生间用割腕的方式自杀。另一个是气管插管的女性老年患者，她不愿意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在半夜偷偷地把管拔掉了。第三个是70来岁的老年人，发现自己患上了白血病，难以面对，偷偷地割腕自杀。

这几个案例都是由于身患重病，拒绝进一步治疗，而家人非要他治疗。这就涉及到如下的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面对绝望、功能障碍和死亡呢？自己有权做主吗？还是按家人的意愿去“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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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电影叫《别告诉她》，讲述一个华人家庭的奶奶被诊断肺癌晚期，但家人选择隐瞒奶奶，假借一场婚礼的名义让所有家人回家见奶奶最后一面，在纽约长大的孙女碧莉认为知道自己病况是奶奶的人权，但遭到了家里所有长辈的强烈反对。

的确，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体系中，针对绝症患者的“善意”谎言是“合理的”、“正确的”。例如，面色发黑（也有苍白的）的朋友或亲属躺在最后的病榻上，他在接受大家最后的祝福和祝愿。会好的，会好的。我们诚恳地呢喃着我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安慰词语，病人亦欢快而严肃地表现出接受的神情。我们都假装在演一出人生落幕的大戏。我们假装很有信心，他也假装信心很有。其实，这是一个皇帝的新衣的游戏。皇帝知道自己没有穿衣，也知道下面的臣民知道自己没有穿衣，但大家就是不说。

03

放眼地球的另一边，情况似乎与我们不同。在西方，许多电影如《碧海蓝天》、《海上钢琴师》、《白鲸》、《深海长眠》、《末路狂花》、《完美世界》等电影的结尾都是主人公“选择了死亡”。《深海长眠》中的主人公活着时一直在努力与政府部门博弈，试图争取死亡的权利；《深海长眠》和《碧海蓝天》中主人公的亲人甚至在“帮助”或者说为选择死亡者“提供便利”。许多西方国家甚至现在把“安乐死”合法化了。

加拿大BC省Bowen Island的一位85岁退休心理治疗师GillianBennett，患有老年痴呆症，病情日趋严重。她不愿意承受将来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的状况，选择有尊严地死去。她生前创建了个人网站“死于正午”（deadatnooncom），与大家分享她的自杀计划。她在网页中写道：“我可能还要在加拿大的医院中度过十年生活，每年都要花掉5万至75万加元。”她认为在医院做一个包着尿片的无能者，给别人带来经济和身体上的负担，“是非常可笑和浪费的”。2014年8月的一个正午，她不要任何人帮忙，为避免涉嫌违法的“协助自杀”。她一个人从家中拖出一个垫子，放在她最喜欢的草地上，面对陡峭的岩壁，手拉着陪伴她60年之久的丈夫乔纳森，用一杯美酒吞下安眠药，平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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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孰是孰非呢？这就涉及到生命权的归属问题了。

在集体主义的文化体系下，面对沮丧、消沉的人，亲人和朋友们往往会用“你难道不能替家人想想吗”去劝解。这背后的意思是：你的生命不只属于你自己，首先属于家庭和社会。有首歌名叫“没有你哪有我”正好体现了这方面的意思。

如果从心理卫生的角度说，如果一个人无法左右自己的生命权，这是可怕的。

有研究者通过对近3万名癌症患者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知情者生存期更长；隐瞒癌症病情不再是“善意诺言”；被告知诊断结果的肺癌患者明显比被隐瞒诊断的患者生存时间更长。

曾经遇到一位老人，体检查出肺癌晚期，医生预测还有一年左右寿命。当时，离他退休还有5年，儿子刚谈了女朋友，女儿大学没毕业。他消沉过一段时间，但很快振作起来，因为好日子刚到，儿女们的人生大事还等着他把关。北京的专家给他做了手术（癌细胞已经扩散，手术没法做，胸腔打开就合上了，家人一直瞒着他），制订了化疗方案。他积极配合化疗，虽然身体痛苦，但他心里有希望，精神状态一直很好。回家后，他结识了癌友，互相鼓励。除了配合治疗外，他还尝试各种“偏方”，留下体验记录。一年“大限”很快过去，他还在，只是体力变差了。复查结果他知道，肿瘤也还在。不知道他独处时是否崩溃过，但人前的他依然充满正能量。他开始加大运动量，凌晨4点起床健身。星空下、晨曦中，独自一个人，在小区的公园小径走了一圈又一圈，一呼一吸间，都是求生的气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早上运动有点累，上班迟到了。”半年后，他慢慢走不动了。女儿工作了，没回台州。国庆前，老妻给女儿打电话，说爸爸想她。半年多不见，女儿眼前的爸爸完全变了样子：两眼外斜，走路蹒跚，说不清一句话。肿瘤已经转移到颅内，把一个大学生变成了没有自理能力的老小孩。一个月后，他因为呛咳窒息。从确诊到去世，比医生的预测多活了14个月。

我已故父亲曾经是个赤脚医生，懂点医学，在自己患肝癌后不愿去医院手术、介入治疗，而且不时下厨给子女烧饭做菜，我的母亲问他为什么？他说，在山沟里培养出几个有出息的孩子，而且一个还是研究生，这一辈子已经知足了，没有必要再到医院里受罪了，现在只是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给家人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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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角度说，选择“活着”和“死亡”涉及到了如何面对无意义、孤独、自由和限制等“存在性”困境问题了。正如尼采所说：“只有那些知道为什么而活着的人，才可以承受任何如何活下去的难题。”

世界上尤其在那些“缺乏独立个体意识”的社会中，没有多少人具有自己生死的决定权，许多病人甚至在临死前还不知道自己因什么而死呢？

如果不客气的说，部分亲属或医护人员出于善意的期望（或者说“谎言”）而“有意”不与病人进行“生死抉择”的探讨行为，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而剥夺病人的选择权利，这是有悖于仁道主义精神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在此讨论“绝症”、“死亡”等问题，并不是鼓励“自杀”，而是希望大家在有生之年把“个体生命”过得更加精彩，更有意义，用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说是“更有诗意”。——《走出绝望：心理医生教你摆脱抑郁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