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个在火车站等车的男人的照片火了！
简单绿T配朴素黑裤、光脚坐地靠墙看手机，手边放着两瓶饮料…火车站里，从来不缺这幅装扮的候车人，为什么偏偏他火了？
原因只有一个：他叫樊建川。
他34岁就当上了四川宜宾副市长，即将升任市长之际，却主动辞掉金饭碗，只因工资太低“吃不饱”。
樊建川，1957年出生于四川宜宾，父母都是军人，曾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几十年，骨子里就有种“不服就干”的军人血性。
父亲樊忠义从小就教育他：做人要有一股子拼劲儿，一人一条命，是用来拼的！
为了把这种血性传递给樊建川，小时候每次樊建川跟玩伴打架，父亲从不帮忙，抄着手躲在后面看，打赢了奖励他；打输了，就大骂他没出息，然后给他传授战场战斗经验，示范他怎么才能赢…
被父亲教导后的樊建川，进步飞速，和同学干架期间，提着板砖就把一个干部子弟脑子拍了个洞…樊忠义看到家长带着一身血的孩子找上门来，笑脸相迎，低头哈腰，赔礼道歉，送去医院。
樊建川以为自己闯了大祸，结果父亲樊忠义回来后，不仅没批评他，反倒笑逐颜开，一边骂“龟儿子真给老子长脸”，一边开了瓶酒和樊建川碰起了杯…
经此一事，樊建川觉得他老子真“爷们儿”，十分崇拜；久而久之，樊建川在言传身教下，养成了跟他老子一样不服就干的性格。
文革来袭时，早年曾被抓去当过“伪军”的樊忠义，不仅被批斗为汉奸，还被关进牛棚。
从小就崇拜父亲的樊建川，非常愤怒，为了搞懂父亲为啥子被批斗，就开始搜集找跟父亲有关的传单、小报、书信…
不料一来二去，收藏报纸、书信、奖章、像章等老物件，从中窥探历史的一角，竟成了他最割舍不掉的兴趣。
1975年，樊建川高中毕业，跟随政策下乡当知青，他心里憋着一口气，想要出人头地，于是一边拼命干活，一边拼命读书，一边混进公社宣传队，学习吹拉弹唱，期间累晕过两次。
后来，为改变命运，他又毛遂自荐，要去当兵。但因为近视，蒙混过关的他遭到举报被刷，颜面尽失，希望斩断…
他不甘心，通过调查，了解到招兵的不止一个队伍，于是直接找到另一个队伍的首长，给人家表演书法、二胡、手风琴，最终破格录取。
▲ 能弹会唱的樊建川
录取后，在冬天零下40℃的内蒙古，樊建川一驻守就是两年半。
这两年他也没有荒废，他不但成为特等射手，还当上了学雷锋的标兵，得到全军表彰，还登上过报纸…
全国高考恢复后，樊建川再次敏锐度嗅到命运的转机，于是复习资料，备考军校。全军报考80人，名额只有1个，很多战友劝他放弃。
樊建川心想：格老子的，既然有人能考上，为啥不能是我？干就完了!
于是如愿考上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三医大教书；这一教就是8年。8年期间，他一边结婚生子搞教学，一边废寝忘食的搞研究，发表了大量的、重量级的经济研究文章，头角峥嵘。
生活安稳，工作精进，多少人眼红，樊建川却觉得这工作一眼看到死，特别没意思；而且还没啥钱，给老婆买条裙子都得思前想后，更不用说满足自己收藏的癖好。
于是，主动放弃安稳，选择转业，到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不同于身边几个天天打嘴炮不干事的，樊建川工作务实，为了摸清宜宾的市情，几乎跑遍了宜宾每个村子，撰写了很多调查报告，还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
时任宜宾市委书记孙文启看到后，说：这小子是个人才，把他给我弄来当秘书吧。
结果，樊建川的秘书只当了一年，就被提拔为宜宾市常务副市长。那年他34岁，亲朋和同事都觉得：建川以后一定前途无量。
当了副市长后，樊建川主管经济，而他本身懂经济、懂政策，胆子大，路子野；帮助大量中小企业解决问题、实现现代化。
甚至还亲自到市场帮忙叫卖，开创了“市长带货”先河，引发媒体热议，瞬间打响知名度，比现在网上的“基层干部直播带货”早了二十多年。
▲ 做副市长时给书记汇报工作
同时，高大上的副市长樊建川，还是割舍不下走街串巷“收破烂、搞收藏”的爱好。
“比如遗书上面沾了尸水，我拿到手头看，一点都不觉得有啥子。曾经有一份珍贵的报纸，是从厕所头捡出来的，上面有一坨屎，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脏…”
樊建川把大部分工资都用在了收藏“破烂”上；但那时，他一个月工资也只有200多，又不能贪污受贿，端着金饭碗，却根本“吃不饱”。
1992年，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红遍全国，财富积累日新月异；喜欢搞收藏的樊建川，敏锐的发现了时代的风口。
1993年，组织找樊建川谈话：准备提拔你当市长。
这是能让多少人艳羡一辈子的事情，但樊建川当晚却失眠了：我其实对当官没什么兴趣，兴趣是搞收藏。但现在市场经济起来了，搞收藏不像以前全靠淘，主要靠买。当市长的工资太低，拿来搞收藏杯水车薪…
于是，36岁的樊建川，放着大路不走走野路，一不做二不休：我干脆辞职下海算了。
辞去市长后，，他跟朋友一起凑了十几万，在成都跟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建川实业；开始搞房地产开发。
当时，房地产市场方兴未艾，监管不严，很多老板为了省成本赚暴利，建房子偷工减料；但樊建川是个“异人”：谁敢偷工减料，谁就走人。
不仅如此，他还立下卖房三原则：
1.该赚一块时赚八毛；
2.不打广告；
3.物业管理自己做。
樊建川破釜沉舟，贷了巨款，修的房子却只靠关系卖了一户。熬了大半年，朋友们都傻了，他自己也感到山穷水尽；其他老板都嘲笑他是“大傻帽”，不懂变通。
结果2008年汶川大地震，都江堰商品房垮了好多，好些人命丧瓦砾，但樊建川建的房子却几乎完好无损。
业主们在小区拉起横幅：感谢樊建川，为我们建了这么好的房子。媒体也大为惊奇，大肆报道。于是，建川地产口碑爆棚，谁要买房，第一个准会想到他。
自此，建川地产迅速崛起成为四川TOP5房地产开发商。2005年左右，樊建川就有了20亿资产，《福布斯》也盯上他。
▲ 2005年左右，樊建川就拥有20亿资产
樊建川后来自我总结：“狠、拼、坚韧，彻头彻尾的冒险主义者！打仗哪有百分百的把握？我爹从小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成了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后，樊建川的梦也活了！
当年他辞职不当市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收入不足以支撑他的收藏爱好。有了钱，樊建川收藏的心就更大了。出身军人家庭的他，决定把收藏的主攻方向，放在了“抗战文物”上。
为什么？家庭熏陶，家国情怀。
1980年代，樊建川曾观看了电影《血战台儿庄》，之后有段时间，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抗战死了500多万中国军人，但大部分人死后，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举个例子，比如刘湘、刘文辉、杨森等四川军阀，本身争名夺利、抢占地盘，搞得不亦乐乎。
但卢沟桥事变后，他们立即停止内战：作为一个军人，这么多年来一直打内战，这是我们军队的耻辱。现在我们要出四川、出秦岭，去和日本人打仗，去打国仗，以日本人的血，来洗清我们的耻辱。
于是30万川军出川抗日，回来者寥寥无几，绝大多数都死在战场上，连名字都没有。
除了这30万川军，为了支援死伤惨重的抗日各军队，四川地区还连续征兵8年，每年征兵40万，一家两个儿子征一个，三个儿子征两个，五个儿子征三个。
出征前，每一位将士，都为家人留下了遗书：失地不复，誓不回川！
▲ “死”字旗
每次讲起很多这样的故事，樊建川都会热泪盈眶，甚至哽咽：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死了，连个名字都没有。难道我们不该纪念一下他们吗？
日军犯下了滔天罪行，却一直拒绝承认侵略，一直拒绝承认慰安妇，一直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甚至还把战犯列为“民族英雄”，常年参拜靖国神社，宣扬根本不存在的“民族大义”。
我之所以要收藏抗战文物，
一是要纪念中国不屈的民族精神，
二是要留下日本人侵华的铁证。
为收藏抗战文物，樊建川不惜血本。
一次，樊建川在天津了解到，有人正在准备炸碉堡，一打听，发现是抗战时留下的，他赶紧付钱，把50吨的碉堡买下，费尽周折，从塘沽运回四川。
2000年，某公司准备拍卖一批抗战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公文，上面列着113个驻华部队的名称番号。
拍卖目录刚一公布，很多买家就蜂拥至北京，有一神秘买家甚至放话：不论多少钱，势在必得。
樊建川为了拿到文物，发动很多线人寻找卖主，历时一星期，终于在天津找到。
“我与卖主长谈了一宿，用真情与激情打动了他，他愿意撤拍，而我以远高于起拍价的价格买下了它。”
▲国家一级文物——1945年8月15日《每日新闻》报
当然，樊建川也有过失手。、
尤其是在1990~2010年代，日本为了否认侵华历史，加紧收购抗战时期的文物，试图雪藏侵略史，甚至美化侵略，误导世界。
樊建川知晓之后，心头无名火起，不仅加紧国内收集抗战文物的步伐，还进行反扫荡。“你能来中国买东西，我也能到日本去买”。
于是，樊建川亲赴日本，把市面上能见到的基本都买光了；比如《支那事变画报》《武汉陷难画报》《跃进之日本画报》，以及日本投降的相关报纸，以及大量的日军家书、日记等，还在日本培养了一大批“线人”…
2001年，卢沟桥博物馆在北京搞了一个抗战文物展览。
樊建川知道后，为了表达支持，就带着自己的藏品前去应援；结果国家文物局专家一看他的藏品，吓了一大跳：14件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比卢沟桥博物馆还要多。
这也让樊建川觉得自己居然这么牛，于是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只是单纯做收藏，这些宝贝就只能蒙尘了，只有建一个博物馆，才能让更多人看到它们，惨痛的历史才会被更多人铭记。
他对自己那些房地产合伙人说：做房地产的人那么多，少我一个没问题，但是收藏战争更有意义。中国13亿人，总得有一部分人要承担责任，去考虑更长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该我干！
当朋友们听说樊建川要建博物馆，都以为他在开玩笑。还有人骂他说：“你傻啊，非要把钱砸在这件事上，博物馆就是个无底洞，你这是准备当烈士？”
甚至朋友编了个段子：让一个人完蛋，吸毒；让一个企业完蛋，建博物馆！
但樊建川决定走“野路子”，就没人挡得住。于是他很快卖掉了自己在房地产公司的办公楼、商铺等各种资产，开始找地500亩，用于兴建博物馆。
樊建川本想把博物馆建在城里，但政府一听樊建川要拿地，立马就拒绝了：拿这么多地建博物馆，谁信啊？他就是想借博物馆之名圈地。
于是樊建川只好将目标放到县城，但一听说他要建博物馆，而且主题这么“野路子”，有地也不肯给他。
500亩地，找了两年多，最终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接纳了他。
拿到地后，樊建川不服输的劲又上来了：别人不想让我搞，觉得没前途，我偏要搞，不仅要搞，而且要同类第一。
想要修建一流的博物馆，首先要设计一流的博物馆。为了聘请到最好的设计师，光砸钱是不行的，樊建川为此绞尽脑汁。
比如为了请美国国家建筑师协会主席切斯特·怀东设计援华美军馆，樊建川五顾茅庐，最终以美军援华文物照片打动了怀东。怀东本来设计费要价极高，被樊建川的赤诚感动后，只象征性地收了两万美元。
就用类似这样的软泡硬磨，樊建川最终请到了30位设计大师，分别为30个主题博物馆做设计。
这些大师个个名头惊人：
参与设计中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的张永和先生；
参与设计北京人民大会堂、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的程泰宁先生；
参与设计巴塞罗那奥运会场馆、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的矶崎新先生；
……
最后，启功都被感动了，为樊建川的博物馆题写了馆名。
办完各种手续，设计完各种建筑，转眼就已经到了2004年底。
开工之时，樊建川就定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目标：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甲子，是个大事，必须在8·15时开馆！
用9个月，新建五个馆，这样的进度，几乎没人相信。
而樊建川砸出几个亿，天天守在工地上当起了“野人”，累了就躺在工地的建材上睡一会儿，醒来就在各处立上倒计时牌，不停地骂人催进度，野性十足…
同时，喜欢走“野路子”的他，在场馆尚未封顶时，就一边迎接有关部门严格而繁琐的各项审查，一边安排展柜和物品陈列。
展柜中摆放着樊建川倾家荡产，收集的30吨手写资料、40万封书信、两万本日记、百万枚像章、1000余万件藏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400多件。
不光是收藏实体文物，樊建川还收藏无形的抗战精神。建川博物馆群有一个极其震撼人心的地方，这就是“抗战老兵手印广场”。
手印广场一排排玻璃上，印有4000多名抗战将领或老兵的鲜红手印。
其中最震撼人心的一个，抗战川军老兵张朗轩的手印。350多万出川抗日的川军，差不多一半都没有回来；而张朗轩，就是幸而回来的老兵之一。
为了纪念抗战川军烈士，成都市人民公园立着一块碑，英朗的战士塑像便是以张朗轩为原型。但60多年来，老人只字不提，所以就连家里人都不知这件事。
樊建川通过调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觉得一定要把张朗轩的手印在广场上。
幸好他动作快，找到张朗轩的时候，老人刚好辞世。于是樊建川在医院太平间，留下了张朗轩的手印。
一个民族不能忘记她的捍卫者，在这些老兵凋零之前，我们应留下他们的印记。
留下一个手印，就留下一份历史。
留下一份历史，就留下一份怀念。
终于，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建川博物馆群落终于开馆了。
展现中共抗战的“中流砥柱馆”，
反映国军抗战的“正面战场馆”，
纪念美国援华的“飞虎奇兵馆”，
反映不屈精神的“不屈战俘馆”，
反映日军侵华的“侵华日军罪行馆”，
以及4000多名抗战老兵手印组成的“抗战老兵手印广场”，
和在抗战43项重大战役、战斗中做出贡献的领袖和烈士的雕塑组成的“中国壮士群塑广场”，齐齐向世人开放。
建川博物馆一开馆，就震惊和感动了无数人。
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父亲牺牲时她年仅两岁。就在广场揭幕的那一天，她抱着父亲雕像痛哭不已：爸爸，让我抱抱您！
美国84岁老人格鲁伯坐着轮椅来了，他是大名鼎鼎飞虎队队员，他进博物馆第一句话就问：樊先生，这个大房子里全是美军的东西吗？
樊建川回答：是。
格鲁伯立马嚎啕大哭起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专门纪念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纪念馆。我的青春，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国。
格鲁伯颤巍巍举起手，给樊建川敬了一个礼。
罗瑞卿之子罗箭，送来了一张毛毯，这张毛毯已经跟了他70多年。
1938年，罗瑞卿夫人在延安生下罗箭时，恰好前线缴获了一批日本人军毯。罗夫人正愁没东西包裹孩子，这毛毯就送上门来了。
罗箭当做至宝珍藏了70多年，但现在他却把它捐给了樊建川。
有个日本老兵叫盐谷保芳，他是原日本陆军59师团士兵，侵华战争中他杀了10个中国人。
看到建川博物馆的报道后，他坐飞机来到中国，把他保存60多年的侵华罪证交给了樊建川——一把军刀、一只小号、一个钢盔、三件军服。
并在地上长跪了一分钟：这是一个日本老兵的反省。
抗战文物博物馆搞出声响后，樊建川有了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我要建100个博物馆。
为了实现这个“野心”，樊建川立了个更“野”的遗嘱：
把自己的遗体捐给重庆三医大，希望用自己的皮，绷一面军鼓，放在建川博物馆里。谁敲一下，就要给博物馆捐1000元钱！
樊建川决定，100个博物馆分为四大主题：
樊建川为这个宏大梦想写下了四句话：
于是，他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十几个亿砸下去，25个博物馆巍巍然屹立起来。
2007年，评估机构评估建川博物馆群落：差不多价值80亿元。
有商人想斥资购买这个群落，但樊建川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拒绝之后，他转头就干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立下遗嘱：我死后，建川博物馆群落，
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
很多人都不理解：当初你嫌当市长工资低，非要辞职经商搞收藏，现在好不容易挣下80亿资产，你却要全部无偿捐给国家，你是不是有病啊？
樊建川眼皮一翻：你懂个屁。
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樊建川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当初是有名的大富翁，现在却越过越拮据：从大城市搬到了小乡镇，从大房子搬到了小房子，穿着最廉价的衣服，吃着最简单的饭菜，坐火车都是在大厅里席地而坐，他这样倾家荡产，到底想求什么？
樊建川说过这样两句话。
第一句是：
靖国神社是我最大的对手。他的军国主义宣传，方法、方式、手段非常高明，他能把日军的侵略行为渲染成民族大义，让很多日本人在里边掉眼泪。
因此，我的抗战博物馆要见招拆招，对准它来做，通过收集各种史料，将侵华日军罪证一一凿实。这些侵略者或许可以逃过法庭制裁，但只要这些证物放在这里，全体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可以审判他们。
第二句是：中国有几万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中国14亿人，12.5亿都该过平淡正常的生活，但也该有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
一个人要成长，记忆一定要健全，一个民族要成长，记忆也一定要健全。我就想做这样的一个敲钟人。
樊建川修建的不止是民族记忆博物馆，也是照亮民族未来的灯塔，他保留的是战争遗物，守护的却是人类和平，他收藏的是过去的记忆，打开的却是通往明天的隧道。
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历史，铭记耻辱才能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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