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部小说窥探中国社会

最近读了梁晓声的小说《觉醒》，小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变迁，引发人思考的点很多，比如人物命运的起伏与时代发展的关系，比如怎样处理中国式关系，比如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在此仅选取感触比较深的两个点来展开。

孰好孰坏？

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争论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一直没有定论，人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两种说法都各有道理。现实世界里，善与恶在每个人身上都是矛盾统一的。大恶之人也有心存善念的时候，大善之人也有冒出恶念的时候，《觉醒》中的人物也都是如此。人性的幽微，有好有坏。好体现在人性深处的善良，比如陶老师对陶姮作文和学习成绩的欣赏，又比如陶姮同学们对她的关心、帮助甚至掩护，再比如村民王福至对陶姮夫妻回国办事的一系列帮助。善念再深一个层次，即有良心，有羞耻心，一旦自己的行为违背了自己的道德标准，会愧疚，会忏悔，甚至相信“天谴”。陶姮小时候因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地对待，产生了不平衡的心理，所以在自己有机会“报复”加害者的时候，出于保护自己和报复坏人的想法，隐瞒了事实的真相，从而导致加害者陶老师被判入狱然后变疯。对此，陶姮是有不安、有愧疚感的，“天谴”的说法从十三岁开始一直折磨着她，直到她获知自己已到胃癌晚期，在她看来，这就是天谴，于是她下定决心要回国还愿。

小说中，人性的坏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十年动乱那个人人疯狂的年代，无人幸免。陶老师本是一个受过专业高等教育的、教书育人的园丁，但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也变成了加害者的角色。因为那个年代，要么成为加害者，要么成为受害者，陶老师的命运就是最好的注解，对于陶姮一家人被批斗来说，陶老师是加害者，而对于陶老师被诬陷、被打倒，入狱失业来说，陶老师就是受害者。个人在群体中往往会有一种趋同的心理，俗话说也叫随大流，认为跟随群体中大多数人的选择总是不会错的，要错也是群体的错，所谓法不责众嘛，所以，在十年动乱的时期，检举成风，哪怕很多是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的事情，批斗会也是常态，如果别人与反动分子划清了界限，开展了批斗，而你没有，那么你就是群体中的另类，大家也会对你群起而攻之，你就被孤立了。为了与群体保持一致，为了不被群体排斥，大多数人都会屈从于群体的选择，哪怕明明知道那种选择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和底线，陶老师在动乱年代的选择也是如此。

十三岁的少女陶姮，对于好人和坏人的理解，却只能局限于她有限的人生经历和道德标准：

区别好人与坏人的经验——凡是对命运被踢如悲惨之境的人麻木不仁、毫无同情心者，都只不过面前算个人，却绝非好人。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为了争取到什么利益而不惜加重别人悲惨命运的人，当然是从里坏到外的百分之百的坏人！

而在她经历了人生漫长的几十年后，她对于好坏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对于人性有了更高的容忍度和接纳度。对于陶老师的女儿陶娟一开始近乎讹诈的诉求，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在精神病院与陶老师见面后，对于动荡年代陶老师对于她和家人的迫害，也终于能够释然了，这也正是小说题目“觉醒”的表现时刻，陶姮通过回国的一系列经历，促成了精神上的觉醒，理解了陶老师当年的所作所为，同时也真正放下了自己当年作出错误选择的包袱，走上了重生之路。

关系哲学

中国历来是一个讲究人情关系的国家，要想在社会上、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你就得懂厚黑学，懂中庸之道，懂处理关系。梁晓声的小说《觉醒》中，就有那么两个左右逢源的人，王福至可以说是中国农民或者说小市民里的典型代表，而镇派出所民警丽丽则是官场中的典型代表。

王福至很会察言观色，这样的人做生意也能做得有声有色。在偶然与陶姮夫妇乘坐同一辆黑车的时候，发现了服务陶姮夫妇这一巨大商机，他先是利用自己的关系网为陶姮夫妇办成了第一件事，即利用自己的小姨子丽丽在派出所和陶姮夫妇中说和，为陶姮夫妇要回了被诬陷罚款的一千元，从而取得了陶姮夫妇的信任。随后，又帮助联系了陶老师和他的女儿陶娟，让陶姮回国此行顺利还愿。可以说，在处理与农民、警察、官员各色人等之间的关系时，王福至都能游刃有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做事考虑周到，办事靠谱有交代，可以说是促成陶姮还愿一事帮助最大的人。

丽丽只是派出所的一个普通民警，但是一个小小的女警花，长相出众，能歌善舞，可谓是高手在民间了！丽丽的表现，最出众的当属在王福至家吃的那场饭局，她对神秘人物刘巡的欲拒还迎的那种娇媚，对美国高级知识分子沃克的吸引，对陶姮温暖走心的关爱，对陶娟撒泼耍混的有效化解，让人觉得她是个无法拒绝的人，你甚至没有办法去讨厌她，哪怕对她的一些行为你无法认同，你却不得不承认，她是值得喜欢和交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