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过去的“互助会”

改革开放之前，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尽管父母的工资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但架不住要负担的人口多，所以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的。一般而言，父母的工资是支撑不到月底的，所以向人告贷便是一件常事了。

那时，家里的钱是爸爸管着，家里的钱和粮本、副食本、煤本以及各种票证都被放在一个小铁盒子里，锁在柜子中。家里还有一个小杆秤，那是“节粮度荒”年代留下了的，当时每顿饭用多少粮食都要事先计划好，用秤称出来，否则到不了月底就会断顿。到了七十年代，这杆秤基本不用了，因为粮食供应没有那么困难了。不过，因为家里有哥哥和我两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所以吃粮食还是比较多的。因为那时吃的菜少，油水更少，所以人们的饭量出奇的大，我记得自己曾经一顿饭吃掉三个高粱面饼子。因此每到月底，爸爸都会找人借粮，一般都是去大爷家里借，顶过了月底的两天，到了月初再还上一点。

花钱也是非常小心，能不买的东西尽量不买。生活把父母逼得什么都会自己动手做，我们全家的衣服和鞋从来都不在外面买，妈妈只是买上一些最便宜的白布，然后自己回家动手染成蓝色或绿色、红色用来给全家做衣服。我印象中穿的第一件不是妈妈手做的成衣是在小学四年级，当时妈妈的单位给外面做加工活，专门做出口越南的军服，里面的残次品就在单位内低价卖掉了，妈妈给我买了一身草绿色的越南军装。拿回家后让我试穿，大小倒是合适，可那件衣服是一件夹克式，并且有肩袢，看上去跟电影里演的坏人穿的衣服差不多，我死活不愿意穿。最后是妈妈硬逼着我穿着这身衣服去上学，结果进学校的第一天就被同学起哄，我感觉全班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当时恨不得早点放学回家，觉得在人前的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回到家中跟父母说，再也不穿这件衣服了，爸爸非常生气，说好好的一件衣服为什么不穿，必须要穿！就这样，我就顶着众人的目光，每天穿着这件“鬼子的军装”去上学，没过几天就被人起了外号，当时觉得心里好不窝火，可是没办法，谁让家里穷呢！

不过，爸爸花钱时虽然手特别紧，但唯独在一件事情上大手大脚，那就是给我买书。我从小就爱拉着爸爸去书店，各种书报杂志只要是我感兴趣的，爸爸一般都会满足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从来也不给我买小人书。因为有这个条件，我在上中学之前的阅读量是同龄孩子的好几倍，而且阅读面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各个专业领域，以至于经常阅读一些专业的学术刊物，比如《文物》《考古》以及《中华医学杂志》等。由于爸爸在买书问题上对我的极度放纵，引来妈妈经常对着我和爸爸大吵，说家里本来就没钱，还花钱买了这么多破书，能当饭吃吗？以后读了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要下乡？爸爸每次听到这些也从不反驳，只是后面依旧带着我去书店，该买的书照买不误。

那时的书说起来并不便宜，一般的书要两三毛钱，厚一点的就要将近一块钱。而那时一个人刚工作时的工资不过19块钱，所以买书是一件挺奢侈的事情。因为这样花钱，每月到了月底父母都要借钱。

那时，各单位职工都参加“互助会”，这是一个由单位出面组织起来的半官方组织，参加的人每月都向会中缴纳一定的钱，形成资金池，然后按顺序每月从会中借款，有点过去像民间的“起个会”，但比民间的“标会”要正规，还有会员证，里面记载着会员每月的缴费和借款的情况。这个互助会没有利息，完全是职工之间的互济互助，不仅可以互相借款，而且还能借一些布票、工业品券之类的票券，我家里的自行车就是通过互助会借来的工业品券买的。

这种每到月底依靠互助会救急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所以在我的整个童年中对互助会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只是，现在想来那时太不懂得生活的艰难，很任性地买书，真的不应该。直到今天，有时偶尔翻开那时买的老书时，还会时时想起妈妈对我和爸爸责难的表情，想起每个月底爸爸和妈妈商量怎么从互助会借钱时的样子。

唉，那些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