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千年秘洞打开后，那些沉默守护的人

文化如尺。

一

敦煌长夜，道士王圆箓和伙计凿开洞窟墙壁，泥沙剥落，墙上出现一道暗门。

推开暗门，千年烟尘泛起，秘洞内上千个白布包裹堆成三米高小山。包裹内有五万经卷，角落堆着铜佛和画幡。

王圆箓不识字，但知事体重大。他步行五十里去敦煌县衙，县令有眼无珠；他骑毛驴八百里找酒泉道台，道台说这古代书法还不如我。

他几番报告，一路报至甘肃省府，最后换来一纸手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

无奈间，他试过给慈禧写密报，然而八国联军已至天津，帝国风雨飘摇，哪有闲暇西顾。

经卷、秘洞和石窟，就这样遗忘在荒漠之中，然而史书前翻数页，此地才是最壮美的舞台。

千年前，这里是东方大都，这里是世界中心，汉武帝在此修建阳关和玉门，玄奘从此夜奔远行，马可波罗经此前往长安。

驼铃吵闹，琵琶乱弹，胡姬画工云集街巷，敦是宏大，煌意壮美，丝绸之路自此喧闹如河，千年间流淌不绝。

那些商旅远行西域，挑战塔克拉玛干，敦煌是最后一站。出行前，人们在鸣沙山洞窟内，画壁雕佛，香火供奉，祈福平安。

久而久之，无穷佛画绘满莫高窟，每逢元宵，山崖灯笼高悬。灯光下，飞天流彩，神鹿轻盈，尽是盛世骄傲。

风沙呼啸，海路连通世界，敦煌渐少行人。直至大明，王朝自闭，嘉峪关外尽成废土。

阳关之外再无故人，玉门关外也难度春风，莫高窟成为牧羊人歇息所在，以及匪兵放逐之地。

大清王朝的收尾，湖北道士王圆箓，云游莫高窟，落脚修道观，却意外发现秘洞经文。

他在洞外独守7年，等来了不速之客。

1907年初，欧洲探险家和掠夺者斯坦因，从楼兰遗址启程，闯过冰冻的罗布泊，过阳关，入敦煌。

他假称受唐僧在天之灵所托，来敦煌取经，在经文中挑选了七天七夜，用4块马蹄银和王圆箓换走了24箱经文。

十个月后，法国探险队闻风而至，探险队内的中国通伯希和，用五百两银子，换走七千卷秘洞经书。

那些经书被运至巴黎，伯希和带少量返回北京装裱，并向大清学者炫耀《老子化胡经》、古本《尚书》等千年奇珍。

为看更多文献，十几名大儒在六国饭店宴请伯希和，小心翼翼，陪酒陪笑。

宴会后，大儒罗振玉闻听秘洞还有遗书，奔走上书，然而六部称没钱运送，京师大学堂称“大学无此款”，罗振玉大怒，称我等俸禄皆可捐赠。

一年后，官方组织的押送队终抵敦煌，他们用大锤砸开洞外木板，将一袋袋经卷扔到车上，盖上草席，前往京城。

一路上，大小官员雁过拔毛，抵京后，又被官员先行藏匿，抽出精品后，将长卷一撕为二凑数。那些精品，最终卖至日本。

敦煌命运从此如乱世碎叶。斯坦因和伯希和之后，日本人掠走500卷经文、木简和艺术品；俄国人翻走大量绘画与塑像；美国人锯走了一尊菩萨像，并用胶水沾走26块壁画。

民国的学者只能漂洋过海，节衣缩食，抄写拍照，禁止抄写时，他们就在博物馆默默背诵。

敦煌遗书搭载着模糊的胶片，潦草的手稿，漂泊回国。陈寅恪感慨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1941年，画家张大千听闻敦煌遗迹，隐居莫高窟三年，临摹壁画。

他来时胡须乌黑，走时发鬓皆白，那些千年流彩让他沉醉不已，他说，每个画家一生都该来次莫高窟。

然而为临摹，他揭掉表层壁画，在墙上钉孔，甚至和儿子在壁上题字留念，走时又刮铲掩饰。

洞窟外，道士王圆箓已死去十年，埋在塔下。

他同样毁誉参半，他卖了经卷，致国宝流失，然而所得银钱，又全部用来修缮莫高窟，死时身无长物。

文化如尺，高官、大儒、学者、窃贼、大画家和小人物，都能量出短长。

二

1943年，民国艺术家常书鸿，受命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准备远行敦煌。

出发前，他办画展筹款，梁思成送他四字“破釜沉舟”，徐悲鸿称，大漠荒凉，要学玄奘苦行。

他从兰州西行千里，到达敦煌，一路上，卡车换作骆驼，甜井换成咸水，直至莫高窟忽现眼前。

他到来时，正逢张大千离去，张大千交给他一张“采摘蘑菇秘密地图”，敦煌贫瘠，蘑菇是少有美食。

张大千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保管下去，这可是无期徒刑。

当晚，他和家人吃了抵达后第一顿饭，盐醋拌面，筷子是现从红柳树折来的树枝。入夜，莫高窟444窟危檐崩塌，落石惊梦。

此时的莫高窟，窟前还放牧牛羊，淘金人随意烧火做饭，废窟中流沙堆积，脱落壁画随处可见。

常书鸿和民夫一起，搭木架，修栈道，连爬带跳进洞，举油灯临摹维护。多年后，他写联追忆：敦煌苦，孤灯草菇伴长夜。

他和家人住在莫高窟崖壁下的破庙中，桌、椅、床都由土堆成，冬天滴水成冰。

他的妻子不堪忍受，与军官私奔，一去不返。常书鸿骑马去追，结果晕倒沙漠中，所幸被当地人所救。

醒来后，他还是回到了敦煌，并写信拉来了内地的友人和学生。

他们在乱世中守着敦煌。众人用蜈蚣梯攀爬洞穴，用拉沙排清理存沙，并打了一道两千米长的围墙，终把羊群、窃贼和沙暴挡在其外。

常书鸿反复去敦煌县城筹措经费，忍受小官员刁难愚弄，并一次次满足县长大人索画欲求。

承诺经费迟迟未到，他多次电报国民政府，才发现财政部不知敦煌，将敦煌艺术研究所写成了东方艺术研究所。

1945年，国民政府发电，以经费有限为由撤销研究所，将石窟交给县政府。

研究所人员一个个离开，有人在屋正中贴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枯坐流泪。

夜深，常书鸿走出洞外，天高月小，风吹九层楼上的铁马铃铛，铃声与狼嚎一同传来。

我披衣出屋，向北端石窟望去，层楼洞天依稀可辨，我就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与它们融化了，我离不开它们！

那年冬天，常书鸿卖掉西装皮鞋，和两个孩子骑着毛驴，前往重庆求援。留守的两位工人看着远去的所长，以为他肯定不会回来了。

然而，在重庆，常书鸿四处奔走近一年，终于说服恢复敦煌艺术研究所。

工作重新展开，新一批画家来到敦煌，他们把马厩改成宿舍，自磨面粉，养羊养鸡，维护洞窟。

江山更迭。1950年，敦煌文物展览在故宫举行，北魏经书，唐代绢画，以及历代的壁画摹本，连成千年长河。

冒雨前来的周恩来，看完全部展品，对常书鸿说：

敦煌四百多个洞中还有更了不起的东西，对于这些古代文化，我们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地把他们很好地保存下去。

此后几十年，常书鸿等人对莫高窟进行了加固，将几百个洞窟用廊桥相连。沉睡千年的莫高窟渐焕生机，而常书鸿等人却垂垂老去。

此时的敦煌，已名满天下，学者称，每一个洞窟都是博物馆，艺术家说，那些连绵的壁画堪比文艺复兴。

80年代，退休后常书鸿定居北京，但魂牵梦绕的是敦煌。

他在家中挂着铁马铃铛，微风一吹，仿佛又回到鸣沙山上。

1994年，常书鸿去世，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泉河畔。

那里安葬着常书鸿等27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最终归于敦煌。

墓碑对面，是莫高窟130窟，大佛倚崖而坐，望着世间。

三

常书鸿去世4年后，当地政府提出，把莫高窟和一家旅游公司打包上市，称通过资本运作，可以将莫高窟价值最大化。

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听闻后，性格温和的她，在负责人面前大怒拍桌，最终阻止。

六十年代，这位北大毕业的上海女孩，第一次来到敦煌，天地无垠，她感觉像坠入了一个无尽的时空深渊。

前辈告诉她：要想在莫高窟生活，首要功夫是要耐得住这里的寂寞。

她见证过狂热对莫高窟造成的伤害。

1987年，莫高窟申遗成功，大批游客涌入。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和身上湿气侵蚀壁画，加速了壁画氧化剥落。

樊锦诗带队做实验，40个年轻人，进洞半小时，二氧化碳增加五倍，温度上升4度，相对湿度增加10%，模拟运行几百天后，同环境下的壁块碎裂。

1998年，莫高窟游客突破20万，对比世纪初的照片，如今的壁画已经有些模糊，研究者称“莫高窟正以比古代快100倍的速度走向死亡”。

游客激增只是风险之一，更大危机是来自大自然风沙。常年的西风，将戈壁沙粒吹向莫高窟，反复击打着雕像和壁画。

远方的库姆塔格沙漠不断向敦煌延伸，北林教授预测，如果得不到遏制，50年内，敦煌将成为第二个楼兰。

重重危机下，樊锦诗这一代守窟人说：

“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损毁，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的长久一些，更长久一些。”

2003年，已经65岁的樊锦诗，偶然接触电脑，老太太兴奋一夜没睡，“那时我感觉莫高窟有救了”，她决定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

2014年，“数字敦煌”开启，所有游客参观前，要先在数字中心观看球幕电影，身临其境般领略莫高窟。

洞窟参观时间被压缩到75分钟，但游客对莫高窟的理解却更深。

敦煌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新的延展，而越来越多守护手段开始介入。

截至今年，敦煌已完成超200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并联手腾讯，借助AI技术，为壁画会诊，跨界修复文物。而在虚拟世界，超4000万年轻人在王者荣耀中遇见了敦煌飞天。

今年9月，腾讯在99公益日启动仪式上宣布，将游戏的数字化技术应用于文物的数字保护和复原之中，助力敦煌莫高窟的文物保护。

越来越多人在守卫着敦煌。那些洞窟里的油彩，是千年前的骄傲，是千年后的宝藏，亦是我们对未来的交待。

时间的风沙渐渐停歇。

樊锦诗的继任者，研究院第四任院长王旭东记得，第一次到莫高窟时，傍晚散步到九层楼附近，听到铁马铃声传来，时间仿佛静止。

那一刻，做水利工程师还是留在敦煌的纠结烟消云散，他想：就这样吧，就这里吧。

他听过敦煌画院老师的一段话：

敦煌不是静止的名字，那些壁画是活的。

那些沧桑的石窟是历史的入口，也通向我们的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