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隐逸诗人的理想家园

公元405年，东晋义熙元年，对陶渊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陶渊明54岁。11月，程氏妹妹病逝于武昌，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园。次年，他作组诗《归园田居》，以此奠定“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地位。

1520年后，一本名为《乌贼骨》的奇怪小册子，在意大利悄然流行，宣告了意大利隐逸诗派的崛起，并深深影响了西方现代诗歌的创作。

两者相隔万里，跨越千年，但命运的巧合，把他们拉在了一起。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隐逸诗人。

中国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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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前后的意大利，政治黑暗、乱象丛生。

虽然在一战时和英法等协约国获得了胜利，但在战后的巴黎分赃大会上，意大利并没有捞到多少油水。相反，战争给这个国家造成了110多万人死伤，留下了高达190亿里拉的国家外债，战费支出占国家预算的80%，造成工业生产下降，物价高涨、民生凋敝。

时局的混乱，为法西斯上台提供了空子。1918年-1922年，意大利政府竟更迭多达五次。于是，1919年墨索里尼在米兰成立法西斯战斗团时，简直是一呼百应。他很快将之改为国家法西斯党，并于1922年掌握了意大利政权，开始独裁统治。

一直到二战结束前，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内实行高压统治。政治的黑暗、社会的离散，催生了意大利隐逸派诗人的崛起。

朱塞培·翁加雷蒂（1888-1970）被誉为意大利隐逸派诗歌的先驱。这位出生在非洲埃及的意大利后裔，参加过一战，致力于反法西斯，并因此被迫流亡巴西。他的代表诗集《覆舟的愉快》、《时代的感情》、《悲哀》、《呼喊和风景》，抒发了同代人的灾难感——个人的孤寂、忧郁和战争强加于人类的悲剧，在诗歌中交织。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1896-1981）比翁加雷蒂小8岁，出生于意大利热那亚。这位酷爱歌剧的少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放弃了演唱家的梦想，转而投身文学创作。他于1925年出版了首部诗集《乌贼骨 》，声名鹊起，最终成为意大利“隐逸三杰”之一，1975年因“在不适合幻想的人生里，诠释了人类的价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萨尔瓦多·夸西莫多（1901-1968）年龄最小，却成名最早。这位出生于西西里岛的诗人，1930年出版了首部诗集《水与土》，随之火遍整个欧美诗坛。他被誉为二战期间崛起的少数重要诗人之一，使意大利"诗的语言得以复生"。1959年，他因"充满古典热情的抒情作品，表现现代人生的悲剧"获诺贝尔文学奖。

三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迥异的生活经历，坦率地说，创作风格也各不相同。然而，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社会现实，在诗歌创作中又采取了同样的“避世态度”，导致人们习惯将其称之为意大利“隐逸三杰”。

同为隐逸诗人，意大利“隐逸三杰”和中国“隐逸之宗”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有何异同呢？小编试为读者诸君辨析之。

意大利隐逸派诗人先驱——翁加雷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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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两者的相同之处，有两点：

其一，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相似。

陶渊明身处东晋末年。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但他幼年时已家道中落，父亲在他9岁时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东晋末年，封建门阀制度越来越森严，士族集团崛起，背后则是庶族的没落。

因此，当陶渊明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时，其庶族的身份使他遭受冷漠，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后来，他又投身桓玄门下做属吏，却痛心地发现，桓玄有篡夺东晋政权的野心，不觉发出“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的感慨。

几年后，母亲病丧。陶渊明遂辞职回家。果不其然，402年，桓玄举兵攻入建康（今南京），次年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号为楚，把晋帝幽禁在浔阳。这时，刘裕率兵讨伐桓玄，陶渊明闻听，又投入刘裕帐下，任镇军参军。没想到，刘裕赶走了桓玄，自己却成了桓玄。

政治的黑暗、社会的混乱，让陶渊明极度失望。公元405年，他再度归隐，后又当了81天的彭泽县令，最终结束了长达13年官宦生活，归隐田园。

这13年，是陶渊明为实现“大济苍生”理想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13年，最后的《归去来兮辞》，正是他与上流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政治宣言。

再看意大利“隐逸三杰”所处的社会背景，与中国东晋末年如出一辙。

在整个欧洲列强中，意大利是实力最为弱小的存在。然而，在墨索里尼统治下，意大利又拥有着很大的野心，妄图建立所谓的“大意大利帝国”，四处征战，四处碰壁，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蒙塔莱

其二、两者都有避世思想。对黑暗的深恶痛绝，让他们刻意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

我们知道，陶渊明虽然一生贫寒，但其出身并不低贱，自幼家教很好，深受儒家传统影响，怀有兼济天下的远大志向，但门阀制度的存在，让他的理想注定走向破灭。

整个司马晋朝，一改曹魏时期以法家精神治国的传统，转而提倡儒家的德政、孝道，因此涌现出诸多仁人高士的形象（如竹林七贤），但统治阶层实际上则“说一套做一套”，背地里行的却是“鸡鸣狗盗、打家劫舍、争权夺利”的肮脏勾当（如八王之乱）。

这种“二元价值体系”，让晋朝的社会、文化、阶层均发生了断层般的决裂。

文化人置身其中，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他们一方面有改良社会、匡扶天下的远大抱负，一方面又在现实中遭到统治阶层的边缘化，报国无门。无奈，只好归隐山林，借酒浇愁，清谈健美，这是陶渊明的悲哀，也会阮籍、嵇康们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和陶渊明一样，“隐逸三杰”刚开始也抱着“拯救意大利”的远大抱负，积极投身到反法西斯的运动和斗争之中，然而接踵而来的失败，让他们渐渐认清了现实，开始逃避现实，而把创作的目光投向了大自然，投向内心世界，展现在作品中就是，“在不适合幻想的人生里，诠释人类的价值，展现人生的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隐逸三杰”在创作理念上，也表现出同传统文人的决裂，比如蒙塔莱在诗集《乌贼骨》中收录的《柠檬》，开头写道——

听啊，头戴桂冠的诗人们

只在名字很少使用的

植物中走动：黄杨女贞或者茛苕。

我，就我而言，我爱那些路，通向长草的

沟渠，那里，在半干的

水坑里男孩儿们抓上

一些瘦小的鳗鱼：

跟随坡岸的小径

下降穿过芦苇丛

并通往果园，穿过柠檬树。

这里的“头戴桂冠的诗人们”指的就是如卡尔杜齐、帕斯克利这样的“官方”诗人，他们长期占据意大利诗坛的主导地位，却沉迷于虚假的古典景象之中，他们把生命当做符号，而不去体会真正的百姓生活，甚至笔下所写的植物也多是一些平时很难用到的黄杨、女贞和苕。

这首诗历来被看作“隐逸派诗人”的一个宣言。它代表着隐逸派诗人们抛弃了“桂冠诗人”那种古典的假象，戳穿了所谓文明搭建的空洞的装饰，而重拾自然与内心的交流和融合，这也是意大利隐逸派名称的由来。

夸西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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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有以下三点：

1、陶渊明的隐逸是真的归隐田园，意大利隐逸派却并非如此，他们更在意的是一种向自然回归的象征。

陶渊明的归隐，是在经历了13年的官宦生涯，进行了各种尝试失败之后，最终证明自己的理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之后，而做出的抉择。也就是说，在归园田居之前，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和“入世”的矛盾之中。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诗作中看出端倪：“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并非天生就是隐逸者，他出身官宦世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是理所当然的追求，但他生逢乱世，时局动荡，理想破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经历了各种挫折之后，他最终选择了归耕田园。

这种经历让他对现实的理想全然破灭，并不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因此当有人劝他再次出仕时，他宁愿贫病交加，也不愿再为“五斗米折腰”。这种死而后生的人生态度，让他的归隐更加坚定，也更加真实。

反观意大利隐逸派诗人，他们先是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对法西斯专政的抗争，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立即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抗争之中。因此，他们的所谓“归隐”并非真正的归隐，他们更在意的是一种向自然回归的象征。

2、同样的孤独，陶渊明的田园诗是豁达的、淳朴的，而意大利隐逸派的诗歌是苦闷的、忧郁的。

正因为陶渊明的归隐是在理想破灭之后，所以他必须为自己寻找到一个突破口，这就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中国古代君子的行为标准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兼济天下这条路无法走通时，留给陶渊明的就是只剩“独善其身”这条道了。

因此，归隐之后，陶渊明的耕读生活是十分淡定、决绝的，这体现在他于406年写成的组诗《归园田居》里（摘录如下）——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并不是说，陶渊明的归隐生活就十分富足，生活安逸，恰恰相反，在现实生活中，他贫病交加，生活困苦，但在精神层面，在诗歌中，他的心境则是豁达的、淳朴的，这其实并不代表着他对耕读生活的赞美，而恰恰反映的是他“独善其身”、“淡泊高远”的人生追求。

采菊东篱下

与陶渊明不同，意大利“隐逸三杰”的诗歌则是苦闷的、忧郁的。我们来看蒙塔莱的短诗《光和雨》——

在栗子的剥剥声与

急雨倾盆的呻吟声之间

这两种声音

多么叫人犹疑

早熟的冬天挟着北风

颤栗地穿过！我自己

站在礁岩上注视着薄暮

松软的光打在水上

冷硬，分裂——

的光以及一片螺旋形的

摇荡的树叶，如一枝箭

射入了沟渠

最后一匹兽行走过

然后消失在动物的迷雾中

这首小诗不长，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诗中，诗人通过光和雨的形象，注入了自己内心的观察与想象，表达出一种忧伤和孤独的情绪，借此咏叹“生活的邪恶”和人生“不可捉摸的痛苦”，看似意象离散，实则带有很强的抒情色彩。

3、陶渊明的内心是平静的，追求的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的人生，而意大利隐逸派的内心是挣扎的，追求的是对现实社会的抗争。

如前所述，陶渊明的归隐生活是自己内省的过程，因此他的内心是平静的，追求的是淳朴率真、淡泊高远的人生，而意大利隐逸派诗人的内心则是挣扎的，他们追求的是对现实社会的抗争。

我们还是以蒙塔莱的短诗《秋日地下室》为例——

这儿降下了清冷的春天

破碎的光环

裂开的松球果

眩亮的网脉和木片

他们还会回来，他们还会

穿过严寒冰雪回来

穿过宽爱的巨掌回来

他们还要涉过远远的天空

这光辉的流浪民族

还要和心跳竞赛

“清冷的春天”、“破碎的光环”、“裂开的松球果”，我们发现，诗人眼中的事物都具有反常性，原本美好的事物被打上了残缺或者丑恶的烙印，这正象征着意大利的社会现实。

但“他们还会回来，他们还会穿过严寒冰雪回来”、“这光辉的流浪民族，还要和心跳竞赛”，简洁的诗句，仿佛一个宣言，又仿佛一篇檄文，昂扬的斗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蕴含其中，给人震撼。

光与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