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吉而免凶也。福，佑也。

这段话出自东汉许慎的《说文》，应该是中国人对幸福最早的解释。

把幸福两字连用，在古代则是祈望得福的意思，最早出现在《新唐书·李蔚等传赞》中：“幸福而祸，无亦左乎！”

在汉语字典里，幸福是指个人由于理想的实现或接近而引起的一种内心满足。古往今来，追求幸福一直是人们的普遍愿望。

然而，幸福究竟是什么？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的答案却截然不同。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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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孟等中国圣贤看来，不断提升美德的过程就是追求幸福的过程。“一箪食，一瓢饮”，只要能修得高尚品德就是幸福的，因此“在陋巷，（颜）回也不改其乐”。

但在老百姓眼中，“多子多福”成为衡量幸福与否的最重要指标，毕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族的香火旺盛才是个人幸福的体现，至于其他，皆为浮云。

相比于中国人的实用和隐忍，西方人对幸福的理解就有点个人主义了。

西方“大儒”苏格拉底最先阐述了幸福的意义。他把由理性获得的精神满足当做最高幸福，进而提出“知识即美德”。

在古希腊，还有一种学派很重要，就是犬儒派。他们主张人要像狗一样生活，不需要房子，困了就睡在地上。这帮人常常穿着破旧衣服，拄着拐杖，背着破袋子，很有些像中国的丐帮。

他们的行为看似荒唐，却折射出一种玩世不恭的幸福观。

在犬儒主义者看来，所谓的地位、金钱、名声等都是空虚的东西，只有心灵的自由才是真正的幸福。因此，他们嘲笑富贵，安于贫穷。

据说，犬儒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就住一个木桶里。他们如此奇怪的幸福观，其实来自于对世界的不信任，抱着消极避世的态度，以此表达底层人士对上流社会的不满。

犬儒学派

这种心态显然无法适应历史的潮流。于是，斯多葛学派应运而生。

斯多葛学派也承认地位、金钱、名声等都是虚妄的东西，但他们反对犬儒主义者的结论，认为人还是有自己的社会责任，因此，斯多葛主义者的幸福观就阳光一些——他们认为，万物皆为虚妄，但人之所以为人，就要承担社会责任，埋头苦干，履行社会义务。他们相信，有一种精神居住在心中，这种精神就是幸福的本源，也是宇宙的理性。

到了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则普遍认为，幸福来自上帝的恩赐，只要信奉上帝就能获得幸福，而物质享受只是世俗、虚幻的幸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国人的幸福来自实用性及道德上的提升，西方人的幸福则来自个体精神的满足。

到了近代，东西方来了个180度大反转。

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更加多样化，有人把国家富强作为终身幸福而奋斗，更多的年轻人则认为幸福就是自由、平等地追求自己所渴望的东西，比如婚姻、事业、学业等。

西方人呢？反过来了，不再追求所谓的“知识即美德”以及神性，而是奉行享乐主义，主张物质享受高于一切。费尔巴哈就提出，“幸福只是某一生物……能够无阻碍地满足……关系到它的本质和生存的特殊需要和追求”。

如今，国人关于幸福的追求反而渐渐统一起来，财富的多寡甚至成了幸福与否的主流标准，难怪会有“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怪论。

西方呢？追逐各种物质利益仍然是幸福的保证，但有些人（当然在国内也有）已经把眼光投向了弱势群体，帮助他人，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被当成幸福的最高级体现。

至此，关于幸福的发展轮廓大致勾勒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幸福的标准具有多样性、时代性和地域性，大体来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螺旋状发展，甚至偶有反转、回溯，从而在人类的精神世界弹奏一曲荡气回肠的交响乐。

一语惊人的马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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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如果无法洞察幸福的阶层性和群体性，就无法真正把握幸福发展的全貌。

确切地说，在幸福简史的粗枝大叶中，由于阶层的不同而蔓生出的细枝末叶，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并研究的重点。

比如，在圣贤辈出的“轴心时代”，孔子提出幸福的标准是仁爱，墨子就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仁爱还是有等级之分，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要达到真正的幸福就必须兼爱，所谓“兼相爱、交相利”。

道家的幸福观则是“安物顺命，天人合一”，讲究清心寡欲，逍遥自在，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满足；法家的幸福观则与之相反，主要是功利幸福，认为幸福是通过个人利益最大化实现的，而要获得功利并不能靠个人选择实现，而要通过为国家、为君王建功立业来实现。

我们可以看到，在先秦时期，大思想家们的幸福观就有这么多的差异，更不用说各个阶层、普通大众的幸福观又是何等庞杂、纷繁。历史走到今天，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科技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幸福观的嬗变更是蔚为壮观，不可一一具述。

但在这些繁杂的幸福观中，有一种幸福观竟然受到了中西方各阶层的认同，并一路走来并未中断，反而随着思想家、哲学家们的不断演绎，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幸福观。

究竟是哪种幸福观呢？

韩非是法家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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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幸福来自于对痛苦的深刻体验和洞察。

这是一种看似悖论的“怪谈”。

正如前文所述，在古代，苏格拉底、柏拉图、老子、孔子都不同程度地谈论起幸福，当然他们对于幸福的定义和获取途径也大相径庭。

在如今的人们看来，他们的学说无不包含着一种朴素的观点，即幸福是美好的、值得人们孜孜以求的事物，并在追逐它的旅途中实现人生的意义。

但在近现代的哲学家们看来，幸福不再那么完美无瑕了。

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克尔凯郭尔，第一个将追求幸福与人生意义的同等性剥离开来。他认为，盲目追求幸福与把握个体的自由是完全对立的。不够格的幸福只不过是尝试不去经验生活的矛盾和紧张。

因此，我们不应该去追求幸福，而应该追求一种对自由和可能性的觉知、从而全身心地投入生活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欢迎焦虑，它将把我们从舒适的幸福幻觉中唤醒）。

尼采则更进一步。他不仅反对追求幸福，甚至把遭受苦难作为人生的目的。

尼采相信，苦难是一位老师，而寻找幸福则是进入了错误的领地。他不无亢奋地追问：苦难，伟大苦难的学科——难道你不知道正是这种学科创造了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进步？

处于不幸之中的灵魂之张力培育了它的力量，培育了它面对巨大毁灭时的颤栗，培育了它忍耐、坚忍、解释和善用苦难时的创造性和勇气，我们被赋予了骄傲、秘密、面具、精神、可爱和伟大——难道不正是通过苦难、伟大的苦难来赋予的吗？

据此，他提出幸福和不幸是一对孪生子，它们一起成长。只有当我们遭受苦难之时，我们才变得深沉并进入生活的深处。

尼采

尼采的学说仿佛一道天光，给尚在黑暗中苦苦思索以求获得终极答案的哲学家们开辟了另外一条充满鲜花与荆棘的道路。

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一批人在这条道路上获得了灵感，辛勤耕耘最终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

海德格尔认为，幸福甚至不是一个拥有长期利益的选择：我们要追求的心灵状态是对必然要承受之事物的开放性和接受性。如果我们忠实于存在，那么我们便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

萨特则在《存在与虚无》中认为，人的存在是纯粹自由的、纯粹虚无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论证幸福的虚无性。咖啡馆里的服务生小心地操练他的毛巾和托盘，练习成为一位服务生；他可以同样很好地扮演幸福，在脸上呈现着不真实的微笑。对幸福的追求就像这个严肃的男人在追求的，这个男人把他自己看得太过认真，他认为让自己一劳永逸地永久幸福是有效的或安全的，事实上它是一个谎言，因为它背叛了他的真实处境——什么也不是并注定是自由的。

他据此提出，这样的自我欺骗或不诚实总是一种不安全和恐惧。它要求我们否认人类境遇的现实，尤其是人的存在从来不会安稳、固定和幸福的事实。所以，需要我们每时每刻都重新思考道德和情绪问题。从来不会有一种确定的伦理框架，也不会有万无一失的通向幸福的大道。他在未完成的《伦理学笔记》中这样解释。

加缪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

他把人的存在描述成是一场持续的斗争，这这场斗争中许多人感到疏远和缺乏信心。但是，在加缪看来，从根本上说，生活的挑战不是去寻找幸福，而是抓住我们经验的自由并坚持到底——无论面对的挑战有多么艰难。我们的斗争也许看起来像是西西弗式的任务，但是在完成这些任务和品味我们命运的过程中，我们能在旅程的体验中、在生活的肯定中找到满足。

但是，这也是一条充满了危险与隐患的道路。它让幸福变得如此飘渺，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还好，人们看到了其中的玄机。

加缪

如果诚如尼采和萨特们宣扬的，人类的自由高于一切，那么，秩序就变得毫无道理，这实际上恰恰从另一个角度限制了自由，从而形成一个令人难堪的悖论。波伏娃看出了这一点。她完全意识到了自由的担当，声称这不允许我们毫无限制地享受自由。

雅斯贝尔斯进一步充实了波伏娃的洞见。他认为生命本质上是居住在一个框架中并受限于它。忽视这些限制是愚蠢的。他说，当我不仅愿意直面我的限制和孤独，还愿意直面我的自由和可能性，由此变得真诚之时，我才是我自己。

这些设定让原本单一的世界被肢解为数不清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幸福的目的性被削弱了，充其量仅仅成一条细小的分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增进意识、觉知、勇气、自由、真实，追求意义和目的比让一个人的生活小心翼翼地进入幸福状态更加重要。

就像加缪指出的那样，随着我们对原来的观念进行彻底重估，然后幸福会被重新定义，不然的话，我们会将之仅仅看作是挑战和斗争而置之不顾。相反，这样将导致我们过一种非常个体化和艰辛的生活，但也是一种极度有意义的生活。

它将使我们认识到好体验与坏体验毗邻，幸福与苦难同在，使我们逐渐认识生活的真相。

正是在与艰难困苦、兴衰沉浮的斗争中，创造了一种觉醒和解放意识的可能性，它寻求真理，而非一种协调或幸福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