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宗宋祖

中国历史上，不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的有为皇帝，自然也不乏秦二世、汉献帝这样的亡国之君。而作为各朝中兴年代的掌门人，皇帝们也大多勤勉，兢兢业业。

其中就有这样一类皇帝，自视甚高，心怀理想，也勤于政务，更锐意改革。自然，改革成功的例子也有不少，比如汉武帝、唐玄宗、永乐帝、雍正帝等。

但是不是所有改革的皇帝都成功了呢？

未必。这里要说的两位就是代表。

改革成功固然可喜，缔造中兴，国富民强。一旦失败呢？国运倾颓、党争倾轧、民声怨沸，着实令人扼腕叹息。

你道是哪两位皇帝？其一、宋朝第六位皇帝赵顼（xu）；其二、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yi jun）。

凭心而论，这两人都算是勤勉的改革者（朱翊钧早年是，晚年不是），对帝业也充满了理想，但事与愿违——他们越努力、越勤奋，负面效果就越严重，对后世的危害也就越大。

这真是一个让人痛心的“悖论”。

也因此，两人共享了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帝王庙号——神宗。

神者，莫测也。据《谥法》：壹民无为曰神；安仁立政曰神；物妙无方曰神；圣不可知曰神；阴阳不测曰神；治民无为曰神；应变远方、不疾而速曰神；道化宜民曰神；显仁藏用曰神；则天广运曰神。

换句通俗的话说：你生前好折腾，身后留下烂摊子，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你的功过是非，只好说你神。

神吗？真神。

明神宗朱翊钧驾崩后24年，明朝灭亡；宋神宗去世后42年，北宋灭亡，成了南宋。

连数字都像孪生的。

难怪有网友戏言，明神宗是宋神宗的500年重生在世。

有依据吗？好像有一点：宋神宗驾崩于1085年，明神宗出生于1563年，中间相隔478年，差不多也就是500年。

宋神宗

宋神宗赵顼（1048-1085），宋英宗长子。20岁即位，推行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在位18年。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又称万历皇帝，明穆宗第三子，10岁即位，早年推行张居正变法（又称一条鞭法），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纵观两人的一生，以及帝国前后发生的事情，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其一、拥有远大理想，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

我们都知道，赵宋是赵匡胤“欺负”北魏皇帝孤儿寡母，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因此赵宋立国之初就定下规矩：提防部队！这就造成了重文轻武的执政习俗。

同时，赵宋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能花钱摆平的那都不叫事儿。

因此，军队感觉受到轻视，给钱！官员没升官，心生不满，给钱！北方列强前来骚扰，给钱！地方民众造反，给钱！朝廷有了喜事，给钱！

在宋朝，干什么都要用钱。

于是，到了宋神宗1067年登基时，国库已经亏空，财政入不敷出。虽然这时候的宋朝，实际上无论从经济、农业、科技，还是经商、贸易、加工业等方面都已空前发达，各行各业也都兴旺，民众的钱包也鼓了起来，可宋神宗的钱袋里却空空如也。

接手了烂摊子，如果能谨小慎微守成，也许日子也可以凑合着过下去，可宋神宗偏偏又是个心怀远大理想的有为皇帝。于是，改革成为他必然的选择。

和宋神宗相比，明神宗接手的摊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和赵匡胤相反，白手起家的朱明王朝缔造者朱元璋，从骨子里看不起文人官僚。因此，他当政后第一件事，就是撤去丞相一职，自己皇帝丞相一肩挑，其他官员都是打杂、跑腿的。

钱没给多少，腿跑的不好还要受罚，而且你还不能贪，更不能吃拿卡要，否则轻则罚款降职了事，重则斩首示众、诛灭全族。因此，在朱家手下当官，可真是官不聊生。

皇帝丞相一肩挑，农民出身、吃苦耐劳的朱元璋可以干，他的子孙们可就干不了。老朱没能料到这一点，埋下了祸根。

实际上，从第三位皇帝永乐帝开始，皇帝们就吃不消了，不得不改革吏治，建立了内阁制，后来随着皇帝们越来越懒，又先后成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从此，内阁士官集团与东西厂宦官集团的斗争就没完没了。

明神宗1572年登基的时候，摆在他眼前的，正是嘉靖帝多年疏于朝政而带来的内阁纷争倾轧的乱象。

如果说宋神宗面临的是经济问题，假装看不见还可以凑合过下去；那明神宗面临的就是政治问题，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两位神宗殊途同归。

明神宗

其二、锐意改革，充实国库的同时，却加重了民生负担。

鲁迅在《改革与习惯》中写道——

改革一两，反动十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余深以为然。

两位神宗又岂能不知？

因此，宋神宗在熙宁二年（1069年）和王安石一道推行新法时，是抱定了“一条道走到黑”的决心的。也正因如此，新法一出，鬼挡杀鬼、神挡杀神，反对派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一一被调离京城，贬谪到地方任职。

王安石也确实是一名改革先锋。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10多项改革法案相继出炉、推行。如今看来，这些改革确实在短时间内增加了帝国的财政收入，却也触动了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而造成了新的动乱与不公。

说白一点儿，王安石变法的内核就是：朝廷与民争利。比如青苗法和市易法，原本是民间的借贷、贸易，经过改革收归国有，成了政府部门的垄断特权。

这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相悖的。

但愿王安石还能记得，推行新法之初他与司马光的一番辩论——

司马光说：国家的财力就这么多，蛋糕就这么大，你要改革，要增加政府收入，那不就是要减少民众的收入吗？

王安石回答：迂腐之见。谁说改革就一定要与民争利？我难道不能通过改革，提高生产力，和民众一起把蛋糕做大。

回答得斩钉截铁、理直气壮，可惜在施行的过程中，王安石等不及把蛋糕做大，来钱最快、政绩最好的还是——重新切分蛋糕。

约500年后，明神宗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大抵如此。

张居正任内阁首辅之后，锐意改革，年幼的明神宗则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全力支持他，史称“万历新政”。坦率地说，“一条鞭法”大大增加了帝国的财政收入，缓解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让已经走下坡路的朱明王朝看到了一丝曙光，带来了所谓的“万历中兴”。

然而，与王安石变法一样，它的实质也是与民争利，保护社会上层的利益，因此毫不意外地要触及到低层人民的利益，并随着改革的推进带来了额外增派、银贵谷贱、火耗等问题，最终在万历十年（1582年）“寿终正寝”。

王安石

其三、穷兵黩武，开疆扩土，却最终引狼入室。

明神宗于1582年亲政之后，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了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是——

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

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

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

“万历三大征”都取得了胜利，巩固了朱明王朝的疆土，却也耗费军资甚巨，导致战争结束后，财政吃紧。

也许是被“三大征”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晚年的明神宗在对女真用兵时犯了轻敌的错误。公元1618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起兵反明，建立后金政权。

次年，辽东经略杨镐奉命兵分四路，进攻努尔哈赤，结果在萨尔浒之战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和铁岭沦陷，从此明朝在辽东的控制陷于崩溃。而女真的崛起，也敲响了朱明王朝的丧钟。

和明神宗的穷兵黩武一样，宋神宗即位后也雄心勃勃，一反祖辈传下来的对辽和西夏的妥协退让政策，以强硬的态度对付虎视眈眈的邻邦，并立志也统一中国。

为此，宋神宗亲自主持了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分别是——

公元1076年，神宗派郭逵率军抗击交趾（今越南西北地区）军，收复了不少失地，并迫使交趾国王投降，从此再不敢侵扰宋境；

公元1082年，宋神宗在银、夏交界构筑永乐城屯军，想困住兴州的西夏军。不料西夏出兵30万围城，永乐城失陷，大宋军民伤亡2万多人。消息传到汴京，宋神宗临朝恸哭，从此失去斗志，恢复向西夏纳贡和议。

这次战争也消磨了宋军和君臣的斗志，加速了北宋向南宋的蜕变。

努尔哈赤

其四、改革吏制，造成党争，导致内耗严重。

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虽然一波三折，却断断续续一直施行到了南宋，这可能是两人没想到的。

他们更不会想到，随之而来的党争遗祸无穷，让“王安石变法”成为大宋王朝国运的转折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事情要从1074年说起。

那时，变法已推行5年。适逢连月大旱，加上“青苗法”、“免役法”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少难民开始逃荒。诗人郑侠画了《流民图》，呈送给宋神宗。

宋神宗看后大为感慨，夜不能寐，次日就下令开封府开仓放粮，同时废止了18项变法措施。王安石引咎辞职。

此后，宋神宗便在改革上左右摇摆，王安石也两度拜相，两度黯然离职。他为此得罪了诸多权贵，其中最有分量的无疑是高太后。

神宗驾崩后，哲宗年幼，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等反对改革的大臣，大肆打压改革派。哲宗亲政后，为了清算太皇太后的飞扬跋扈，又重用改革派，打压反对改革的“元佑党人”，继续变法。

哲宗崩，徽宗即位，为“元佑党人”平反，变法中止。不久，蔡京入朝为相，再次打压“元佑党人”，重启变法……

王安石主导的变法，如此反反复复，历经三任皇帝，在成为中国史上最折腾的变法之余，也渐渐背离初心，一点点掏空了大宋帝国。

如果说，党争是宋神宗变法的“副产品”，那么对于明神宗来说，党争就是他有意而为之了。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万历皇帝后期的执政及其周围的党争做过精彩的阐述。

简单地说，明神宗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就沉湎于酒色，身体虚弱，很少上朝，曾创下过20年多不上朝的荒唐记录。

皇帝罢工，事却不得不做，这就苦了内阁那些大臣们。问题是，皇帝来做自有威严，同朝为官，WHO 怕WHO？大家互不相让，又想在朝廷增加说话的分量，就只好拉朋结党，培育自己的势力，结果就导致明末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等名目众多，不一而足。

以至于在万历晚年，内阁大臣竟然不知道皇帝长什么样，于慎行等朝廷重臣虽忧心如焚，却也无计可施。久而久之，大臣们忙于党争，大明的国运却每况愈下，终于在万历死后24年，就匆匆走进了历史的陈列馆。

《万历十五年》

结语·启示

《圣经》之传道书中称：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世事纷扰，身处其中之个人经历，更是跌宕起伏，其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令人感喟。然而，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则“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个人之于社会，不啻为沧海一粟；岁月之于历史，又似白驹过隙。

放眼中华数千年历史，帝王将相、善恶忠奸、文人骚客、侠义隐士，他们的故事又有多少不是似曾相识、轮番上演？

就拿宋神宗和明神宗来说，他们应该也不会想到，自己的“雄才大略”死后会为自己赢来“神宗”的庙号吧。

你志存高远、鹰击长空，也许换回的只是四处碰壁、一事无成；你悲愤莫名、碌碌无为，也许经历的正是高光时刻。

当下的你，疑惑、悲伤、高兴、快乐？待时过境迁，或许又有了截然相反的心境。

人生在世，又何尝不是如此？

愿闻之者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