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陈子昂《复仇议》与柳宗元《驳〈复仇议〉》

武则天时期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谋杀案。

被杀者是御史大夫赵师韫，他在公事出差途中被人杀死于一处驿站（驿站在古代都属于官府，往来官员多住于此）。

凶手徐元庆很快投案自首。他是该驿站里的一名服务人员，同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

赵师韫在任负责治安工作的下邽县尉时，处死了徐元庆的父亲。不久赵师韫升任京官。

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隐姓埋名，到一处驿站做起了服务员。因为他心里清楚，这是他可以接近赵师韫的唯一方法。

终于有一天，徐元庆有了机会，报了杀父之仇。

但就是这么一个案子，却难倒了包括女皇武则天在内的朝廷上下。

徐元庆到底是孝子还是凶犯，该杀还是该予以表彰，这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因为唐律的基础是礼，礼的核心是孝义。徐元庆手刃父仇，然后束身归罪，体现了孝道。然而法律又明文规定“戕奉法之吏，杀无赦”。

如果惩处徐元庆，就是违背了礼制，破坏了法的基础；如果判他无罪，让其逍遥法外，又会直接损害国家法律的权威性。

经过广泛的讨论之后，朝廷准备赦免徐元庆。

就在此事即将以这样的结果落下帷幕之时，陈子昂力排众议，写下了一篇《复仇议》。

他认为，徐元庆谋杀之罪案情清楚，按照唐律当然毫无争议地应该判处死刑，只有判处死刑才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徐元庆这样做却是为父亲报仇，是对父亲的一片孝心才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因此陈子昂建议，因为“礼”与“法”的冲突，应该在处死徐元庆的同时并加以旌扬。

最后徐元庆案也就按照陈子昂的建议给了结了，《复仇议》还被“编之于令，永为国典”。

然而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终结，很多年以后，大文学家柳宗元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驳〈复仇议〉》的文章。

在柳宗元看来，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有罪，那么被县尉处死就是罪有应得，父亲有罪被诛而徐元庆却为此谋杀朝廷命官就是死罪。

如果赵师韫草菅人命，而徐元庆无处申冤，那么执政的官员向徐元庆道歉还来不及，又怎么能去处死他呢？

由于柳宗元的分析鞭辟入里，遂作为定论收录在唐朝的法律文献之中。

来源：任德山 毛双民《中国大历史》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