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后悔"的故事

“老后悔”的故事

孙青松

说起来，这世上没有不做过后悔事的人，但如果一辈子光做后悔事，证明此人脑袋有问题，起码是个糊涂虫。

可是我们村的老光棍扎根子却不同了，不光识文断字有心机，还打得一手好算盘，平时能说会道，在村里也算的上个文化人了。就是这样一个出头露面的精明人，却每遇大事走错路，并且一错再错，每错必后悔，后悔了接着错，所以人们给他起了外号叫“老后悔”。

扎根子和我同村同姓一个生产队。在我的印象中，他每天的生活除了干活和用一个拴着长绳子的粗瓷罐子去井

边打水做饭，剩下的时间便是站到大街上晒太阳，和村里的老头们拉闲呱儿。他嘴上最爱谈论的是女人，最使他气恼的一辈子光吃“后悔药”。

扎根子家祖上算不上个富户，可有爹给他传下的10亩地、一头牛，平时也不愁吃穿。可自他这辈上，家境就破落了，因此土改中他家划了个贫农成分。说来也真让他后悔的。有一年，一股土匪在我们村里绑了十个“票儿”，其中就有扎根子。土匪将这些人全赶到村西大洼的茅草屋里，一个土匪头子说：“今儿个请你们来是给俺弟兄们赎点银两，每人要如实报出自己的地亩财产。”说完，就叫几个土匪抬出一口明晃晃的铡刀和几条长木凳，铡刀放到西侧，木凳放到东墙根儿。土匪头子手里挥动着一条马鞭子，指着铡刀说：“穷光蛋到这边来！”又指了指长条凳：“财产地亩多的这边坐。”随口厉声喝道：“请报数吧！”扎根子看着那口阴森可怕的大铡刀，吓得两腿筛糠抖动起来。心想，我要报少了脑袋立刻就搬家了，反正谁穷谁富这些“老抢儿”也不知根，就壮了壮胆子，第一个走出人群，双手一抱，大声说：“大爷听清，俺家现有二十亩好地，两匹骡马，三头耕牛，还有一处上好的四合院。就请大爷写票通知家人变卖家产来赎人吧！”

“好！”土匪头子听了眉开眼笑，立马儿把他让到东面的长凳上坐下。

待到十个“票儿”都报完后，扎根子傻眼了，村里那六个穷汉如实报的家产，正等着脑袋入铡刀变死鬼呢，反被土匪都轰走了，而扎根子却因为夸报了财产，与三个大地主一同留下等着家人用银子来赎票。结果，家里人变卖了仅有的十亩地、一头牛、10棵大杨树，甚至连准备给他盖新房，等着秋后娶媳妇的钱也凑上，又欠下一屁股债，总算把他从土匪手里赎了回来。从此亲也散了，他家就穷到墙根了。

土改中，扎根子家分了房子和地，他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政府号召的事积极响应，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人民公社成立，他第一个入社，并被推荐当了生产队长。这时他都三十多岁了，邻村一个寡妇看上了他，就托人说亲，两人一见钟情，可正在张罗着结婚的节骨眼上，又出事了。那是一个“卫星上天，亩产万斤，超英赶美”的年代。这年秋上县工作队来村里统计粮食产量，各村队的干部们都说亩产万斤粮，还有报亩产10万的。扎根子心想，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张口崩没根儿吗？当年就因为俺胡吹乱侃叫土匪宰了个倾家荡产，现在俺怎么能昧着良心再糊弄救命恩人毛主席呢？就对工作队长说：“俺队的粮食亩产300斤，实打实，不信你们就去调查。”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他说了实话，却被工作队扣上了右倾保守的大帽子，脖子上插了白旗，还在全公社反右倾大会上挨了批判。结果是他的队长职务被撤了，那个寡妇也和他吹了灯。回家后，扎根子大哭一场，边哭边问自己：“俺说实话咋也不行呢？”他又后悔起这次不该实话实说了，如果也把产量吹上天去，媳妇就领会家里了。

文革号角吹响后，扎根子冲锋陷阵斗争当年那些让他吹牛的公社走资派，又当上了生产队长。这次他吸取教训，把本来亩产不足300斤的粮食产量说成600斤，被树为全公社农业学大寨典型，还四处介绍经验，那风光尽儿甭提了。虽然快50岁的人了，又有不少主动上门提亲的。这次真谈成了一个，女的比他大三岁，扎根子兴高采烈，成天乐得合不拢嘴儿，逢人边说他马上要办喜事喽！可一到秋后交爱国粮，他却傻眼了，上边照报的产量比数缴纳，扎根子多报了一倍，如果全交上去，队的社员就喝西北风了，自然不饶他，可上哪弄这些粮食去呢？由于他没交足公粮，上边就拿扎根子开刀，说他欺骗党组织，破坏农业学大寨，先是撤了他的队长职务，接着叫他在农业学大寨会上公开作检讨。这么一折腾，婚事又凉了。扎根子第三次吃了“后悔药”。

他穷光棍一条，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人不饿。可穷是穷，他一辈子做人正派，不偷不抢不损人，就是运气不好。他自己常说，俺日子过的没劲儿，白在这个世上喘了多半辈子气。

农村改革的春风终于吹暖了贫瘠的黄土地，自打推行土地承包制后，扎根子的心劲儿又上来了。他一个人承包了八亩地，种棉花，点大豆，栽果树，每天顶着星星出，带着月亮回，庄稼果树都长得顶呱呱，除去上缴的，每年地里收入3000多元，这比起当年在生产队里一个工分8分钱来，3000元大票子沉甸甸的。都是10元一张的人民币，摞起来两扎手高，他一辈子也没摸过这么多钱。几年下来，他就成了村里的“万元户”。

日子红火起来，扎根子也年过半百了，可他春心不老，有了钱就三六九的请客送礼，到处托人为他找老伴儿。记得1985年春节，他从集市上一下买了500块钱的鞭炮，除夕晚上跑到大街上足足燃放了两个小时，惹得村里人都围着他看热闹。放完鞭炮，他请人家去他家吃年饭，但谁也不去，他知道这是个团圆日子，能撇下老婆孩子去个老光棍家吗？隔壁三婶子说，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扎根子站到院子里嚎啕大哭，边哭边喊：“俺要讨女人，俺也要有个家呀......”还是她过去相劝，他才睡去了。

老天有眼，那年冬季，大街上走来一个讨饭的女人，身边还领着个十几岁的孩子，说是河西人，他们那里发大水了，冲的房倒屋塌，男人也被洪水冲走淹死了，剩下孤女寡母，政府发的救济粮不够吃，就领着孩子外出讨饭了。娘俩白天讨饭，夜晚睡在村边的柴草垛里。三婶子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就找来几个婆娘一合计，决定找这女人商量，把她嫁给扎根子当老婆。女人同意，扎根子乐意，婚事很快就办了。

本来日子过得很好，多半辈子打光棍了，扎根子总算有了个温暖的家，也尝到了女人的滋味。可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忽然刮起来一股乱摊派乱收费乱敛提留的歪风，大大加重了农民负担，干群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从此他们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各种名目的提留摊派一项接一项。上面来人登记每户的家庭收入，人家都是少报或不报，可是扎根子又接受了前几次的教训，决定如实上报，一项不漏。他拿来账本和算盘，让前来登记的乡干部看着，把当年收的粮食，卖的苹果，喂的猪羊牛驴，养的6只老母鸡下的蛋，甚至连精心饲养的一头宁乡种猪和一只蒙古公羊每天配种收入多少钱都算得清清楚楚，全一五一十的报给了人家。这样，无论丰年歉年，上边都按这个数字收，并且临时决定的提留摊派一个不少，有时还增加。三年下来，他家的存款全赔完了，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账。为这老伴就和他赌气吵架，有一次扎根子喝多了酒，回到家老伴说催提留的刚走了，又埋怨起他当初不长心眼，弄得现在日子过不下去了。于是两人争吵起来，扎根子一气之下朝女人嘴上打了两巴掌，就倒在地上醉睡过去了。第二天，女人领着孩子拉上他去镇上离婚。从此，他又成了光棍一条，逢人便唠叨：“我当初怎么不少报点呢？”

扎根子第四次吃了“后悔药”，也没心思找女人了。

多少年后，我回老家在大街上见到过他，这年他已经75岁了。弯曲的腰背躬成一只大虾，刀割般的皱纹镶嵌在瘦削的脸上，凌乱的头发宛如一蓬秋天的松毛草，肩膀上仍搭着那根长长的旱烟袋。听村里人说，扎根子后来脑子“神经”了，到处求医找偏方，非要医生给他开治疗“后悔”的药吃。医生说没有，他就瞪起眼睛大吵大闹。

其实，这世上哪有卖“后悔药”的，恐怕扎根子这辈子再也娶不上女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