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下同学

在我的同学中，最亲最近的便是一溜儿高中同学，而阿敏就是其中的一个。

阿敏命歹，出身贫寒，一哇哇坠地就经受饥寒交迫的煎熬，一家五口人全靠当教师的父亲那微薄的工资勉强度日，生计维艰，以至于他长身体时，碰上粮荒；上学求知时，遇上粮荒。“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时隔多年，阿敏一谈“荒”就色变，就心悸。我清晰地记得，在高中相处的三年，我从未看到他穿一件像样的衣服，吃一碗三元钱的汤面，寒冬腊月衣着单薄的阿敏瑟瑟发抖，握笔的手冻得更是青一块，紫一块，虽怎样的正襟危坐握紧笔杆子，但写出来的字仍如蚯蚓爬，弯弯曲曲。为此，他没少挨老师批评，因贫穷，他很自卑，把委屈一次次地往肚里咽，不想辩解，也不愿辩解，他知道，在势利的社会中，自己的举止不但徒劳而无效，搞不好还可能招来什么之祸。

从此，因缺少营养而导致骨瘦如柴的阿敏形单影只，孤身一人学习，孤身一个吃饭，以至于学校每开展文艺活动或运动会，他也惟恐避之不及，以各种借口而请假开溜。阿敏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出于同情，缘于同贫相怜，我总千方百计找机会试图与阿敏套近乎，交朋友。在一番坦诚相见的促膝交谈中，阿敏对我渐渐松懈了戒备，萌生了好感，无事不商，无话不讲，实实在在视我为知己。我总竭尽全力地帮助他，在物质上，我犹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真正是爱莫能助，心有余而力不足；在精神上，我总以“贫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等警句与他共勉。于是，漫漫三年间，我俩始终相依相扶，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地完成了高中学业。

告别母校，同学分离前夕，我与阿敏掏尽了囊中的所有零钱，凑合一起买了六瓶啤酒和一斤花生米，在母校的树荫下席地而坐开怀畅饮。几杯酒下肚，一向沉默寡言的阿敏在酒精的刺激下壮起胆，抑扬顿挫地吟起了“他日如遂凌云志，敢笑我辈不丈夫”的豪迈诗词，一展歌喉唱起了“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国家的栋梁……”的毕业歌。难得见到阿敏的心情如此愉悦，我一时兴起，边击掌和鸣，边吉语连珠炮似的连赞“是啊，我买六瓶酒，你我各喝三瓶，意蕴着三瓶通大道，咱哥儿俩从此将事业有成，前途辉煌。”阿敏喜笑颜开。

但揭榜那天，我与阿敏都瞎了眼，双双名落孙山。往后，我去当码头工人，他去当代课教师，因相距甚远，联系不便，即便偶尔互通一次电话，皆因各自对前途渺茫而情绪低落，没聊上几句就无话可讲而挂断，“嗡嗡”的声响传递着电话机两头的忧叹与无奈。高考不幸落榜，对我俩无疑是一次心灵的重创，而因家境贫寒无法复读更是无情的摧残和残酷的打击。

孰料，屋漏偏遭连夜雨，阿敏祸不单行，几年后，一场场厄运还不期然连续降临至他的头上。代课才二年，因学校机构改革而分流下岗；下岗才一年，因患上一场大病而致残；致残才半年，因贫困潦倒，妻子离他而去。面对一连串无情的打击，阿敏心灰意冷，痛不欲生，屡次萌发轻生念头，他曾在电话中向我诉苦，“苦海无边，何处是岸，仅一死了之。”

我使出浑身解数谆谆地开导他，劝他“好死不如赖活”，“蝼蚁尚且偷生，况人乎？”

那时候我已经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大学文凭，当上了新闻记者。我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新闻记者的优势，多方奔走，四处求救，帮他争取到了低保名额及小额贷款，让他开间食杂店赚些小钱聊以度日。

阿敏也是个念情顾义、知恩图报的铮铮汉子，他逢人便讲“人间自有真情在”，而一谈及结发妻子，他就忿忿不平，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言毕，阿敏轻抚着幼儿的头，一阵唏嘘，眼神中流露出沮丧与无助。

我好意地劝他再娶一房，料不到，他抱紧儿子圆睁着双眼憎恨道，都说后妈会虐待孩子，说什么也不能让儿子再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