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复兴西路上有一条弄堂。新中国成立前，弄堂口的地面上不仅砌有“玫瑰”二字，而且还被冠以一个女人的芳名——蓝妮。这该是如何美丽的一个女人，又有何等芳华的一段往事呢？

“蓝妮弄堂”又叫“玫瑰别墅”，女主人蓝妮便是当年红遍上海滩的“苗王公主”，亦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如夫人”。孙科与蓝妮育有一个女儿叫孙穗芬，穗芬自小生活在复兴西路，在她看来，母亲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世人所想的那样。

在跳黄浦江之前，蓝妮遇到了孙科

蓝妮原名蓝业珍，出生于澳门，七岁随父亲迁居上海。因为她是苗族女子，又生得妩媚动人，便得了个“苗王公主”的美称。当时上海的记者都说，谁想知道西汉赵飞燕和东汉貂蝉的美丽形象，只消去看看蓝妮就行了。

至于“蓝妮”这个昵称，则得自于她的个性。蓝业珍在上学时就显现出了非凡的外交天赋。她人美嘴甜，亲和力强，特别擅长化解同学间的矛盾。有同学开玩笑说，业珍就是一把烂泥，把大家都糊到了一起。加上她的姓氏“蓝”与“烂”谐音，于是好事者就给她取了一个外号叫“烂泥”。哪知，蓝业珍听了一点也不生气，后来干脆将“蓝妮”当作自己的大名。

可惜，她父亲蓝剑俊后来生意不顺，又遭抢劫，得了精神病，家道也开始败落。1929年，十八岁的蓝妮为生活所迫，听从母命嫁给了上海名门李调生的次子李定国。过了五年乏味的生活、生下三个孩子后，蓝妮终于与李定国离婚，结束了这段无爱的婚姻。

蓝妮委托大律师吴凯声为自己办妥了离婚手续，并没向李定国索要赡养费。吴凯声问她：“你离婚后怎么打算？”她答曰：“我身上现在还有几百块钱，用完以后，就去投黄浦江。”足见蓝妮当时的情绪和状态有多糟糕。所幸离婚后不久，她便遇见了孙科。

蓝妮因为擅长交际，在读书时人缘很好。有一批女同学知道她家困难后，不时邀请她出席各种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希望她能遇上贵人，通过再嫁改变命运。

1935年暮春的一天，蓝妮接到同学陆英的电话，邀她晚上到自己家赴宴。就是在这场家宴上，蓝妮认识了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

孙科是孙中山的独子，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孙科早年出国留学时，就与表妹陈淑英在檀香山结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供职于南京。然而，南京气候湿热，陈淑英因为水土不服而生病，后回澳门养病。也就是说，孙科与蓝妮结识的时候，他正独居在南京，来沪赴宴只是巧合。

孙科

蓝妮的父亲蓝剑俊是孙中山的追随者，早年曾经参加同盟会，在黄兴部下任参谋长，可惜后来与北洋军阀拉上了关系。蓝妮的母亲方淑贞是名门闺秀，常给蓝妮讲解中国古典文学。因此，蓝妮从小就听闻孙氏家族的大名，此番与孙科相识，颇为惜缘。

孙科见到这位蓝女士后惊为天人——她长得和一般江南佳丽不同，大眼高鼻，细一看，瞳孔竟是蓝色的。金风玉露一相逢，却惹来麻烦无数。一个是离过婚的交际花，一个是有妻子儿女的独居大叔，怎么想都觉得“戏码”十足。

令“剧情”更加复杂的是，孙科在南京其实并非独居，而是与其在南京的女秘书严霭娟有着长达四年的同居关系。怎奈严霭娟当时正身怀六甲，不能陪伴他，以至于孙公子倍感孤独。

孙科（前排右一）、蓝妮（前排右二）与朋友们合影

孙科见了蓝妮后，将严霭娟忘了个一干二净。两人相见恨晚，很快便如胶似漆，感情一日千里。彼时孙中山早已过世，孙科的生母卢慕贞则已离婚，所以孙科娶蓝妮并没有受到来自家庭的干涉。

但严霭娟不愿意就这样被孙科抛弃，扬言要把孙科这个负心汉告上法庭。后经杜月笙和上海大律师吴经熊出面调解，孙科同意支付严霭娟及其腹中孩子的生活费教养费，严才偃旗息鼓。

1936年3月，孙科和严霭娟二人的女儿孙穗芳在上海出生。孙科和蓝妮都是敢做敢当不为繁文缛节所困之人——他们决定不办手续，不举行正式婚礼，只请了孙科一些立法院的同事，摆了四桌酒席，算是结婚了。席间，在同事们的祝贺声中，孙科笑道：“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

孙穗芳，孙科和严霭娟的女儿，曾著书《我的祖父孙中山》

此外，孙科为了表示自己对蓝妮的爱意，亲笔给她写了一张字据，以撇清他和严霭娟的关系：

我只有原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

孙科 廿五、六、廿六

（作者注：“廿五”指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

玫瑰别墅不是孙科送的，是蓝妮自己赚的

婚后，蓝妮以孙科“二夫人”的身份住进了复兴西路上的玫瑰别墅，从此，世人便把“玫瑰别墅”称作“蓝妮弄堂”。

1938年8月6日，蓝妮为孙科诞下了女儿孙穗芬。孙中山和大夫人陈淑英所生的长女叫“穗英”，和严霭娟的女儿叫作“穗芳”。

蓝妮和孙科的女儿孙穗芬

孙科（前排左二）与原配陈淑英（前排右二）及两女两子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因孙科要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所以蓝妮就将女儿托付给娘家人照看，自己追随孙科到了重庆。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蓝妮时常跟随孙科去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商讨抗日救亡大计。蓝妮在私下里与邓颖超结为好友，称邓颖超为“邓大姐”，邓则称蓝妮为“孙太太”。这个称呼丝毫不体现“二夫人”的身份，令蓝妮觉得很欣慰。

1938年，蓝妮在重庆

小穗芬就跟着外婆一家留在了上海，经济上是不用愁的。玫瑰别墅位于复兴西路四十四弄，共有七幢色彩各异的三层楼洋房。有传闻说玫瑰别墅是孙科用来路不明的巨款买来金屋藏娇的。但孙穗芬反对这样的说法，她说：“我母亲生我后，我父亲送我母亲一幢房子。在敌伪时期，母亲把房子卖掉，买了造玫瑰别墅的地皮。当时上海的地皮大王叫杨润身，认为我母亲漂亮，有能力，就帮我母亲买下地皮，再造房子。这房子应该是我母亲的。”

蓝妮自己也在晚年时反复说，玫瑰别墅是她用自己的血汗钱建造的。嫁给孙科后，仍要接济与前夫所生的三个孩子，她开始涉足房地产。蓝妮喜欢复兴西路高贵宁静的氛围，遂在地产大王杨润身的资助下，请了奚福泉、黄大猷、赵涤、陈植四位大建筑师建造玫瑰别墅。按当时的地产行情，玫瑰别市值高达三十五万元！

蓝妮确非寻常女子，一方面接济与李定国生的三个子女，另一方面也知道“授之以渔”的道理，向孙科力荐李定国担任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的副经理。孙科是拎得清的人，在帮蓝妮顺水推舟做人情的同时，也减轻了自己的经济负担。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的总经理出逃，留守的副经理李定国不知银行库存与账面为何不符，有口难辩，在历次运动中吃尽苦头，于1959年去世。

女儿遭绑架，花十万美元赎回

孙穗芬在上海和诸多名媛一样，就读于教会办的幼儿园和小学。1946年夏，八岁的她被人绑架，而绑架她的竟是母亲蓝妮的好朋友。蓝妮花了十万美元才换回女儿的小命。

一天，蓝妮应友人吴永吉、宋玉树之邀去沪上遐迩闻名的本帮菜馆老正兴吃饭，不想却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吴永吉是银行经理，嗜赌如命。宋玉树是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秘书，因其开的中日实业银行停歇而缺钱花，和蓝妮有过生意上的往来。

当天傍晚，孙穗芬和舅舅蓝业申正在家里吃晚饭。突然电话铃响了，蓝业申听完电话，高兴地叫外甥女赶紧去换衣服，说你妈妈和她朋友在老正兴吃饭，马上派人来接，并指定要佣人翠英陪同。翠英是孙穗芬奶妈的童养媳，刚从扬州到上海不久，是个只有十三岁的小丫头。

孙穗芬与舅舅道别后，高高兴兴坐进了小汽车。小汽车飞快地驶向南京路上的金门饭店。车停稳后，一个男人要孙穗芬和翠英下车，还塞给翠英一包老介福衣料，说是大小姐买的（那时家里人都这样称呼蓝妮），叫她先带回家。然后给了翠英一笔车钱。

翠英走后，两个陌生男人装模作样地带孙穗芬来到金门饭店餐厅找蓝妮。餐厅里客人很多，孙穗芬睁大眼睛，踮起脚大声喊妈妈。喊了一会儿不见妈妈，孙穗芬被两个男人带了出去，乘车前往位于延安东路的大沪饭店。

蓝妮从老正兴回家，不见女儿，家人告知小汽车来接穗芬的经过。蓝妮心知不妙，大叫道：“你们上当了，碰上坏人绑票了！”蓝妮说罢打开那包老介福衣料，里面是一只黑色皮包，内有一封信，果然是绑架。

当晚，蓝妮坐在沙发上等电话。电话铃一响，话筒里传来了一个凶狠的声音：“孙太太，你不要着急，令千金在我们这儿，你想要回女儿，必须一次付清三十万美元。如果你报警，那我们就要撕票喽。”蓝妮克制住自己，回答说：“我们家拿不出三十万美元，你们不能狮子大开口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最后约定十万美元的赎金。

蓝妮挂断电话愁了起来，十万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去哪里凑呢？只好打电话给正在南京的孙科。孙科听毕长叹一声，沉思片刻后说：“我是立法院院长，怎么好出赎金？依我看，还是先报警吧，我可以先打个电话给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

蓝妮不同意报警，说万一撕票怎么办。孙科别无良策，只好同意由蓝妮处理，并派了秘书长到上海与蓝妮联系。

蓝妮又打电话给上海市地政局局长祝平，要他把玫瑰别墅的单据立即改成正式的房契，然后抵押给金城银行，总算筹得了十万美元。

到了约定付款的日期，蓝妮由弟弟蓝业申以及他的连襟陪同，开车到了虹口凯福咖啡馆，将钱款交给了一个高个子男子，那男子说：“今晚交人，你等电话吧。”

蓝妮一行急忙回府，正心神不宁地吃晚饭，对方电话来了，通知晚上8点在南京大戏院（现上海音乐厅）接孩子。蓝妮赶去后，只见穗芬哭哭啼啼从里面跑出来。幸亏是一次“文明绑架”，孙穗芬没有受到打骂和虐待，而是在大沪饭店住了四天。

关于此案在当时报界未有半点披露的原因，孙穗芬解释说：“据父母亲说，考虑到社会影响，传出去说连立法院孙院长的女儿都被绑票，那对时局的影响太坏了，所以他们关照报纸不要发消息。”事实上，蓝妮和孙科都明白，此事倘若传扬开来，报纸一定会大肆渲染，对他们有百弊而无一利，所以严守秘密，除了家人和熟悉的朋友，没有透露一点风声。

蓝妮和女儿孙穗芬

“蓝妮事件＂，孙科赔了夫人又折兵

孙科和蓝妮，郎才女貌，本应美满幸福的。然而，命运却并没有一直眷顾他们。“蓝妮事件”的发生，使孙科的政治生涯大受挫折，两人也因此劳燕分飞。

夫妇俩的矛盾是从玫瑰别墅的一起房产官司开始的。1940年玫瑰别墅建成后，蓝妮自己住一号楼，父母兄弟住五号楼。次年8月，商支福元以妻子戴芍如的名义，向蓝妮租住四号楼。蓝妮按惯例收取了“钥匙费”旧法币六千元，每月房租商定为一千六百元，租期为一年续一年。

谁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开始发行伪储备券，并以一比二的比率兑换旧法币。这样一来，每月一千六百元的房租被折合为伪储备券八百元。而伪储备券一再贬值，于是在租期满一年时，蓝妮想将房屋收回，及时止损。

支福元却不愿搬走。蓝妮遂请伪沪西警察局科长、日本人大谷初市出面。支福元见这位美丽的包租婆如此强势，也不甘示弱，请来他早年留学日本时的老师、时任汪伪上海市财政局顾问的喜多助阵。蓝妮无奈，只好找老公孙科撑腰。支福元这下慌了，便以退为进，对蓝妮说自己在华山路有一所房子，现被房客李某占据，只要自己收回那所房屋，玫瑰别墅四号楼就一定归还。不久，支福元将李某告上法庭。因为他以孙科夫妇屡屡要求收回玫瑰别墅四号楼为诉讼理由，并请法庭传蓝妮做证，上海各小报便开始大做文章。

孙科脸上无光，不得不在报上刊登启事说除自己的住宅外，在上海别无房地产，所传房屋纠纷一事与他无关。就这样，蓝妮最终非但没能收回房屋，还被孙科抱怨了一通。这是两人产生嫌隙的开始。

日本投降后，一向同孙科关系不好的军统头子戴笠打算对蓝妮下手，给孙科一点颜色瞧瞧。于是，他在上海主持逮捕汉奸、查抄逆产之际，认定蓝妮在抗战期间曾与汪伪上层人士交往过密，便以“汉奸嫌疑”将蓝妮关进监狱。

蓝妮从未担任过伪职，谈不上当汉奸，这分明是莫须有的罪名。孙科看在夫妻情分上向蒋介石求情，并以辞职相要挟。在得到蒋介石的手谕后，被关押三个多月的蓝妮终于回家。

然而，夫妻俩谁也未曾料到，一场变局正在前头等着。

1948年，孙科正在参选副总统，欲与李宗仁一决高下。孙科以为自己有蒋介石做后台，稳操胜券。然而，这时却发生了一件让孙科前功尽弃的“蓝妮事件”。

《救国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没收了蓝妮的一批德国进口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说这批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

这篇指责孙科以权谋私的报道出来后，孙科的人气一落千丈。四轮选举后，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

李宗仁和孙科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篇文章一定是孙科的政敌为了在政治上击败他，而在经济问题和个人问题上向公众爆料。然而，被攻击后的孙科却一时气急，将责任全推到蓝妮头上。他不仅没有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洗清自己做了一些小动作。

蓝妮是何等冰雪聪明的女人，孙科这点小伎俩怎能逃得过她的眼睛。你孙科为了前途不顾我蓝妮的名誉，这样的夫妻情分不要也罢。生性倔强的蓝妮，斩断了近十三年的情丝，从此与孙科形同陌路。可悲的是，孙科放弃了蓝妮，却依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官位。

女儿继承了母亲的美丽和能干

父母分手后，孙穗芬一直跟随母亲生活。虽然关于玫瑰别墅的产权问题成了父母避之不及的敏感话题，但作为他们的女儿，孙穗芬始终对玫瑰别墅留存着美好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孙穗芬被送到香港，后又到台湾读书定居。1962年，她随母亲移居美国。旅美期间，蓝妮曾向邓颖超发来一信，流露了回国定居的愿望。1986年，邓颖超向蓝妮母女发出关于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邀请，并请她永远留下来。这样，蓝妮就在当年回到了上海，在锦江饭店一住就是五年。后来政府将玫瑰别墅中的一幢归还给她。1990年3月18日，蓝妮终于搬进了旧居。

此时的蓝妮弄堂已风光不再，弄堂口找不到“玫瑰别墅”的字样，地面上的“玫瑰”字样也消失了。弄堂十分纤细，仿佛复兴路上一道娇小的彩虹。2003年8月，徐汇区文化局将归还给蓝妮母女的二号楼列入“徐汇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弄堂口挂出了“花园住宅”的铭牌。如今别墅里住的都是普通人家，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前大修过一次。

如今的蓝妮弄堂

二号楼外墙为粉红色，二楼和三楼各有一个弧形的大阳台。阳台上的装饰花纹是带两个角的十字。站在上面，可以望见花园的风景。北立面和南立面一样，有一段弧形的设计，使建筑更显柔美。

如今的玫瑰别墅

洋房的外墙上终年挂着翠绿的常春藤。客厅向阳，有三四十平方米，窗外是花园。厅内布置简单，北墙挂着一幅蓝妮的肖像，东墙挂着蓝妮与孙科的合影。蓝妮晚年深居简出，几乎足不出户，除了打几圈麻将，就是偶尔到花园里散散步或摆弄花草。1996年9月28日，当年的“苗王公主”在上海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站，享年八十五岁。

蓝妮与孙科的合影

蓝妮80大寿时

母亲去世后，定居台北的孙穗芬曾经回过玫瑰别墅，还请了保姆帮她把屋子打理一番。屋内檀香扑鼻，摆放着红木雕花家具，还有带牡丹花纹的白瓷瓶和铜佛像，连拖鞋都是中式的，一切都非常中国风。据说这些摆设都是孙穗芬按照记忆一点点还原的，墙上的肖像是母亲年轻时候参加社交舞会时别人照着她的模样画的油画。

孙穗芬对父亲孙科比较生疏，说很少见到父亲在家里，对母亲蓝妮却很是崇拜。孙穗芬常向人讲：“我妈妈的审美观很高，她的衣服都是自己设计的。我们将裁缝请到家里来，挑什么样的料子、钉什么样的扣子、滚什么样的边，都是妈妈说了算。后来我去了台湾工作，缺什么衣服都会打电话给她。妈妈会帮我设计好样子找裁缝做好，我就去香港取，然后带回台湾穿。”但孙穗芬说自己性子比较急，工作时觉得去美容太浪费时间，只遗传了母亲穿旗袍和定做洋装的习惯。

蓝妮与女儿女婿

孙穗芬回忆说：“以前好裁缝在上海很多，就是街角的小店里也能找到技艺精湛的。那时候的裁缝很知足，是裁缝就一辈子当好裁缝，把做好衣服当成一生的追求。现在的裁缝哪会那么仔细，随便量量就分给手底下的小裁缝做，对客人的要求也不会仔细地去记录。”

令孙穗芬觉得可惜的是，老上海的那些好裁缝现在一个都找不到了。在广州工作的三年里，孙穗芬试着用过很多裁缝，却没有一个令她满意。后来回上海更是找过无数的裁缝，洋装做得好的几乎没有了。唯一一位让孙穗芬比较满意的老裁缝，从认识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孙穗芬和母亲的旗袍都在他那里定制。

当时住在复兴路的人经常可以在早晨碰到正在跑步的孙穗芬，即便雨天也无例外。如果天气不错，跑完步的孙穗芬喜欢穿着旗袍，在别墅的小花园里喝喝茶、看看书。

事实上，孙穗芬不但继承了母亲爱美与讲究生活品质的特点，还延续了蓝妮在事业上的果敢能干。1989年至1992年，她在上海期间，曾先后担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领事、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以及美国驻法国巴黎大使馆商务参赞等要职，一直致力于促进中美贸易和中美经济增长。

2011年元旦，长年旅居中国上海、香港以及美国的孙穗芬于台湾遭遇车祸，虽经台湾新光医院一个多月的抢救，仍因多器官衰竭导致败血症而于1月29日病逝。鉴于孙穗芬生前对上海的深厚情感和突出贡献，其次子孙忠杰在上海为母亲举办了追思活动。当天，近二百位孙穗芬的生前亲朋好友从大陆、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聚集到她所钟爱的城市上海，共同追忆这位充满个人魅力与传奇故事的女性。

孙穗芬去世后，房子为她的三个儿子所共有。他们平时居于香港或美国，偶尔带着家眷回来小住。如今，一位老太太替孙家照看着房子以及孙家小孙女养的两只猫。老太太透露说，2014年夏老房子整体内装了一次，但软装摆设基本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