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复活”了什么

托尔斯泰手中的镜子

俄国的托尔斯泰在中国是蒙受了许多冤屈的。

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托尔斯泰》

这个睡在庄园墓地快一百年的伟大作家，在中国形形色色版本的《外国文学史》中被反复篡改，就像是漂过涅瓦河上的一艘形迹可疑的船，在夜晚或白天的不同光线下分别赋予了不同的颜色和质地，托尔斯泰用他的笔解剖扭曲的灵魂，我们用扭曲的灵魂解剖托尔斯泰的笔。二〇〇五年冬天大雪纷飞的一个下午，窗外是与一百多年前彼得堡相同的寒冷与风，我安静地坐在书房里，重新捧起被翻译的托尔斯泰，寻找《复活》的出路，寻找复活了什么？

等到我虔诚地读完《复活》，新年的钟声已经从很遥远的寺庙或神殿里敲响了，我没能准确地感受到遥远的辞旧迎新的钟声，却尖锐地感受到了一部全新的《复活》在我杂乱无章的书桌上复活了。

复活是一次再生和涅槃。

二十六年前，我在一所大学里读中文系，外国文学老师和《外国文学史》告诉我托尔斯泰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上有问题的作家，简单概括为，艺术上很辉煌，思想上很改良，批判社会现实，又不愿推翻现实社会，主张用道德的自我完善和灵魂的自我救赎来改造社会，希望自沙皇而下的官僚、地主、平民都能“为灵魂活着，按上帝说的去做”，以此来共同构建托尔斯泰式的“和谐社会”。

托尔斯泰家庭出身不好，属于贵族地主，又加上想用基督教人道主义来拯救人类和社会，所以朱维之、赵澧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1980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就很不客气地指出了托尔斯泰“幻想不成熟，政治素养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在经过漫长的分析《复活》之后，刺刀见红地说：“十分明显，托尔斯泰头脑中的反动思想妨碍他在创作中始终一贯地坚持现实主义原则，以致违背生活的逻辑，使主要人物的典型意义受到损害。”看到这里，我不禁毛骨悚然。当人们顽固地把文学当作政治工具并赋予了真理意义的时候，托尔斯泰就变得不能容忍了，因为只有“暴力”和“革命”才是文学的灵魂。

我现在重读的《复活》是译林出版社2005年再版的精装本，精装的硬壳封面一翻开就是译者力冈先生类似于前言和导读式的一段文字。力冈老先生为托尔斯泰作了一些辩解，说托尔斯泰“宣扬人性，不是否定阶级性”，说他“同情劳动人民和憎恨统治阶级，而且在思想和感情上完全站到了劳苦大众一边，站到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以此来证明托尔斯泰在成份上也是应该划到“革命阶级”行列里的。这种“改良主义”的文学观从性质来说仍然是“文学工具主义”，一个简单的追问是，一个作家必须先选择了阶级立场，然后才能选择写作立场吗？文学的立场必须是阶级立场吗？

列宁是革命家，而不是文学家，所以他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时，这面镜子不是正面的镜子，而是反面的镜子，这面镜子里映射出的不是革命的出路，而是革命的必要，列宁觉得托尔斯泰“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充其量只是一位“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列宁都这么说了，所以我的外国文学老师们也这么说，中国的《外国文学史》们也这么说，我也这么认为。那一年我十七岁，怎么也不敢自认为比老师和列宁更有判断力，所以托尔斯泰就以这种形象存活在我的文学记忆中二十多年。

后来，我自己也写作了，总觉得托尔斯泰是“小姐当丫环”一样地嫁给了中国式的阅读，想重读，一直没时间，尽管如此，一些基本结论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托尔斯泰的成份定错了，他是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这就像列宁是一个革命家，而不是一个作家一样。作为一个作家，托尔斯泰是优秀的，是伟大的，用革命家的尺度去要求作家，是不恰当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两者的社会角色不一样，工作性质不一样，所承担的使命也不一样，这就相当于说一个优秀的作家相当于军队里的大校或者少将，这样的类比和角色的强行置换是很荒唐的。

文学关注的是人性、人生、人的灵魂，革命关注的是政治、社会、政权的归属，它们都面对时代，但目标和方向不一定是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相反和相对立的，文学的理想是人的灵魂向善、道德自律、人格完整，而革命有时要求的是暴力、屠杀、血腥，甚至像如今的恐怖主义也是“革命”的手段之一。如果说“革命”是为了救国的话，文学却是为了救人，“革命”在掺杂了个人野心、政治妄想之后，就不一定是救国救世的，而文学无论如何，都承担着救“人”的愿望，这是文学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价值。

列宁看到的这面镜子里是沙皇统治的腐败，封建官僚的冷酷，农村的贫困，贵族的荒淫、监狱的残忍，法律的虚伪、整个社会全面堕落，所以要革命，要砸烂这个世界。在这本书问世后不到十年，就在阿芙洛尔号上打响了攻打冬宫的第一声火炮，革命就成功了。作家托尔斯泰当然没想过杀人放火，他和列宁一样对堕落的世界充满了忧虑，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个体的人性丧失、灵魂霉变、兽性激活而造成的，只有先救人，而后才能救世，或者说，只有救活了灵魂，才能救活这个社会，如果所有人的灵魂是死的，那么救活的世界也就失去了根基，那也就等于没救活世界。托尔斯泰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明确的想法并不重要，而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作品能够呈现出这一逻辑并承担了这一责任，足以赢得尊严和骄傲，因为最起码他做了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托尔斯泰手里握的是一面灵魂的镜子，一面忏悔与自我救赎的镜子，在一个作假无愧、作恶无罪的年代，他注定了要在拯救灵魂的道路上固执而体面地写完最后一个文字。

这恰恰是全世界所有作家景仰和追随托尔斯泰的唯一理由。

感动全世界的《复活》不是因为这部作品是革命的镜子，而是人生的镜子，是灵魂的镜子。《复活》的价值不仅在于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洼灵魂的复活，而是一百年来千千万万世界各地的阅读过托尔斯泰的人们在灵魂的久久震撼之后继而是的人性的砥砺和复活。

对于全世界的作家来说，《复活》带给他们的还有经典意志的复活，文学使命的复活，托尔斯泰这面镜子一直挂在他们目光最先抵达的墙上，成为一种激励，一种方向，一种自我反省与自我更新的鞭策。

——原载《青年文学》2006年第2期

*公益阅读推广，经作者授权分享

- 未完待续 -

总策划 / 赵媚
编　审 / We领读·悦读组
排　版 / 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