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懂的少年时代

作者 林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察右前旗成立，我父亲从原正黄旗的所在地（现巴音塔拉镇）来到了土贵乌拉镇的旗财政局工作，我们家也从集宁搬迁到了这个上千人口居住的小城镇。当时火车站附近除了人民委员会等党政部门，还有一家联营商店，一家土产杂货门市部和两家副食品商店。这个成立不久的旗县政府所在地麻雀虽小，却也五脏俱全。

人民委员会西边就是家属大院，人民委员会和财政局等机关部门都是孩子们经常去的地方。大孩子上树采摘榆钱钱，上房掏麻雀。我们五六岁的以玩土为主，泥捏一个炉灶，把干马粪放在里边点燃，双手捧着吹。望着红红的火苗甜蜜地微笑，那个年代少有儿童玩具，玩泥就是最简单的娱乐方式。每天跟泥土打交道，我们的手总是黑乎乎的。每到冬春季节开裂起皮，疼痛无比。每家每户的孩子多，父母无暇顾及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每天去哪儿玩随便，吃法睡觉点点人头就是了。所以，我们就像野孩子一般的自由自在。

有一天，我和弟弟来到了财政局父亲的办公室，新来的几个年轻人惊讶地看着我们两个“土耗子”，父亲尴尬地笑着。年轻人打来了热水帮我俩烫手，黑乎乎的水换了两盆，才把手脸洗干净。年轻干部望着我们圆圆的脸庞，亮晶晶的眼睛。说老李的儿子有模有样，再忙也得给孩子洗脸呀！其实母亲天天早晨用毛巾给我们擦洗，只是我们与泥土的感情太浓厚。春天大风遮天盖日，我们迎着大风尽情地吹打，鼻孔眼里全是泥沙。如果泥沙卷进眼帘，母亲就用舌尖往外舔。头疼肚疼一律用缝衣针扎霍乱子，我们兄弟姊妹好像没有去过医院，一直在母亲的护理下茁壮成长。

人委家属院西边的联营商店也是我们每天必去的地方，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就是不买，看着也过瘾。大约十来岁的时候，商店玻璃柜台里边的避育套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懵懂少年们觉得这个玩意既神秘又神奇，买一个拆开看看什么样子？呈祥便指着玻璃下面的避育套。兼卖药品的售货员李成新说，这个物品不卖给小孩。呈祥问为什么？李成新说回家问你爹去。

“文革”初期基本不上课，孩子们对生理知识一无所知，后来弄出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事情。有一天比我们小几岁的几个弟兄，在土贵山看见一男一女就像驴一般的样子，便报告了军管会执勤的卫兵。那个战士脸红着说这些事情好像不归你们小孩管吧！小弟兄们愤愤不平地对我们说，那些游街的“破鞋”们，不就是因为“打火机”才被批斗吗？军管会不管归谁管呢？当时在我们的眼里男女问题就是杀头的罪，所以，一直到了发育顶峰时期也不敢触犯这个底线。

土镇这个小地方已经容纳不下孩子们的天地，我们便爬火车（坐货车）上集宁，上午去下午返回，如果误了火车就住站房。大家身上就那么几毛零花钱，许多时候饿着肚皮流浪。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神奇，受罪也要出去。我们只敢爬火车去集宁，有一个伙伴却西上兰州，南下北京。回来头发一尺多长，少不了挨揍。打了再跑，就像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打不死的吴琼花永远活在人间一样，他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人家敢往北京跑，我们还不敢上个集宁。

家门后边那根扫帚把早已等候着我们，父亲大声责备还敢不敢瞎跑了。我们就是不开口，革命影片中的英雄人物激励着我们，打死都不说那个“告草”的话。有一回我调皮捣蛋，我妈拿棍子打我，我一把夺过扔在地上。我姐看着不服，提起棍子帮着我妈打，我姐一抬手棍子打在了我妈的眼角上，我妈疼痛地捂住了眼睛。我兴高采烈地活蹦乱跳“活该，活该”。结果被她们母女掀翻在地，屁股上斑痕累累。挨打的我倒没事了，大人还在生气。到了中午我说妈怎么还不做饭？我妈说谁是你妈？滚远远的。你们不要我，我就不回家。我和家属院后排的同学占资来到了后山的小树林，在附近的庄稼地刨上十几颗土豆，点燃干树枝和干牛粪烧土豆吃。

白云悠闲地漂浮在上空，空气中弥漫着土豆的甘绵。如此的美景我却不能躺着欣赏，占资看见我龇牙咧嘴的样子，问我怎么啦？我说我妈打不过我，我姐帮着打，今天可让她们打坏了，屁股都不能挨地了。我把挨打的过程讲给他听，占资笑的前仰后跌。说是活该，我也不清楚他是说我活该，还是说我妈活该。两人吃完了烧土豆，占资回家。我可不回家，我得给她们点颜色瞧瞧，让她们找不到我。

父亲一个人挣钱养活全家七口人，再加上祖父去世早，奶奶叔叔们还得接济，父亲那点收入更加捉襟见肘。我参加工作以前几乎没有买过新衣服，过年也是母亲把旧衣服拆洗一下。记得有一回隔壁邻居给孩子买的一双布鞋小了，拿过来让我试试正合适。我十分喜欢这双黑布鞋，但父亲黑着脸让人家拿走。这件事我恨死了他。父亲的脾气不好，我们又顽皮。他便经常拿我们出气，我们也习惯了闭着眼睛挨打。母亲管教不住我们，威胁说等你老子回来收拾你们。我和弟弟说我妈是叛徒，为啥总是“告密”呀？

我在土贵山一直转悠到太阳落山，老远看见我妈和我姐上了山。我便钻进了一米多高的莜麦地。我妈漫山遍野地呼喊：丑小子，妈再也不打你啦，赶快回家吧！我还在赌气，你们说的好听，生了气都拿我出气，你们就是磨破鞋底也别想找到我。

九月下旬太阳落山天气有点凉，我看着秋风中哆嗦不已的母亲，想到了她每夜在油灯下纳鞋底的艰辛。新鞋还做好，旧鞋又破了。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国家供应那点粮食不够吃。母亲总把稠的舀进孩子们的碗里，自己吃些剩茶剩饭。我再也忍不住，从莜麦地里钻出来，低着头站在了她们的面前。母亲拉住我的手痛哭流涕，姐姐站在一边流眼泪。我好像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一夜之间仿佛长大成人啦！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察右前旗人委家属有六七十户人家，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所区别的是副县级以上的两间房，一般干部一间。来了客人家里摆放的大红柜上铺张褥子就是床。那个年头也不搭院墙，生活水平差不多，没什么隐私怕人知道，端碗饭就进了别人的家门。我挑你几筷子莜面鱼鱼，你分我半块儿两样面（玉米面和白面）馒头。那个年代物资虽然贫乏，但也其乐融融。

人委家属大院中间半个足球场大小的空间，就是孩子们的活动场所。我们有呈祥、二蛋、小锁、占资、占群、二狗、三娃等一大群朋友。滚铁环就是用一个铁钩推着铁圈跑；跳方方在地上画几个方格，把一个手工缝制的布袋踢来踢去；踢毽子我能连续倒挂几十下，比女孩踢得都娴熟。男孩每天雷打不动的游戏就是纸烟盒，纸烟盒编成的三角放在地上相互抽打，谁把对方的三角抽翻归谁；另一种玩法三四寸长宽的钢铁废角料下边压着几个纸三角，在十几米远的地方瞄准打，谁掀翻了三角归谁。当时有大境门、恒大、百花、珍珠鱼、龙门、黄河、白洋淀、红玫瑰、草原、经济等烟盒。在那个色彩单调的年代，这些花花绿绿的烟盒给孩子们带来了无尽的乐趣。捉迷藏往往都在夜间进行，孩子们有藏炭房的，还有躲闪在猪圈里边的。有一回我身上带回了跳蚤，全家人被褥里捉跳蚤，我让众人骂得狗血碰头。

后来，不知谁搞来了一个篮球，孩子们分成两队，在大院里相互抢球，颇有些现代橄榄球的玩法。自从人委前边的空地有了篮球场，孩子们的投篮、三步半也有模有样。大人们忙着斗私批修搞运动，老师教书也是马马虎虎，知识越多越反动，就连课外作业都不留。看见现在的孩子们晚上还在灯光下流着眼泪写作业，回想我们的童年，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开战以后，国家进入了一级战备。遵照中央领导“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我们人委大院也有了自己防空洞。旗财政局干部李全保是河北保定地区人，人家能把冀中平原的地道照猫画虎，挖得特标准。每天晚饭后，我们便像猫一样的曲卷到这里，海阔天空的瞎“摆活”。苏和平比我们大几岁，熟知男女之事，便成了性知识的启蒙老师，他讲到关键处还要摸摸别人的裤裆有没有反应。有一句话不是叫人不可貌相吗？后来人家还当上了解放军某部的团长。

那些年头不上学却年年升级，无事可干的孩子们割草、搂柴、捡碳，帮着大人做家务。当时解放军部队驻防在察右前旗一中的校园。等到一中北边的校舍落成，我们一进校门便是初中二年级。教室有了，还没有围墙。师生们勤工俭学，每天上午教学，下午脱土坯。就这样与泥土又折腾了一年多的时间，中学毕业了。我们响应祖国的号召，到广阔的田地中大有作为去了。

美好的少年时代就此结束了，虽然我们只有十六岁，与真正意义上的青年还有一段的距离，但没有人把我们当作孩子。我们将与成年农民一样垒堰、打碌洞、锄割地、看场、放马等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告别了同学、亲人，走上“修理地球”的道路。想家回去看看，住上几天就得离开。每人每月供应二十八斤粮食，“啃老族”不属于我们那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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