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东地区学生抗日活动的回忆-《青柏文集》选编

祁东地区学生抗日活动的回忆

《青柏文集》（作者：邹湘<我祖父>，号青柏）选编

选文说明：

本文原载于《衡阳文史资料·第7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衡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7.12

本文作者邹子模先生是我祖父的老战友，离休前为衡阳师范专科学校（现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抗日战争后期，邹子模是中山大学学生，亲身参加了祁东地区的学生抗日活动，当时作者曾在我祖父任校长的久安乡（今石亭子镇）小学担任教师。作者在文中屡次提到了当年同我祖父一起奋斗的经历，亲切称呼其为“老校长”，并在文章最后专门引用了我祖父做的对联。因为此文为我们展现了当年的热血书生英勇抗日的画面，刘鸿藻、邹子模、我祖父，这些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非常典型，具有代表性，所以也一并收入祖父的文集。

本文文笔平实，叙事详尽，史料准确，值得一读。最让我感动的是作者携妻子在刘鸿藻家吃年夜饭却碰到鬼子打掳被迫战斗那一段。国家，家国，没有国，哪有家？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日本鬼子是不会让被侵略国的老百姓安心吃年夜饭的，所以当年的有志青年，选择了拿起武器、保家卫国这条路。如果今天的我们，处在那个年代，是选择躲到安全区，等别人赶走了鬼子再去复学，还是像本文主人公等人那样，亲自拿起武器，同日本鬼子做你死我活的搏斗呢？

正文

1944年夏，日军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象潮水一样地向后撤退，不到两个月时间，纵贯湖南的粤汉线（即京广线南段）及湘桂两铁路沿线，全被日军占领，祁阳（包括今祁东县）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在沿线两旁，日军收买汉奸走狗组成伪“维持会”，在汉奸的指引下，日寇出动全副武装，四处打掳，几乎所到之处，都遭到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真是奸掳烧杀，无所不为，生活在沦陷区的人民，扶老携幼，往山区逃亡，使得农民不能种田，工人不能做工，学校停办，教师失业，学生失学，国民党地方政权，处于瘫痪状态，沦陷区的人民在铁蹄之下无法生活，只好起来和日本鬼子以及汉奸走狗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首先就有官山坪的农民自发组织的“菜刀队”发难，他们全凭着一股子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勇气，利用唯一的武器——菜刀，与敌人搏斗，他们对环境熟悉，又有人民拥护的优越条件，经常在晚上摸进敌人哨口，杀死哨兵，夺取枪支。胜利消息频频传来，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加之那些神出鬼没的菜刀队故事，颇带浓厚的传奇色彩，更令人惊叹不已。但是，由于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弱点，总难免争名夺利，后来，人多了，枪也多了，又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大家都吃不得亏，为一点小事就吵吵嚷嚷，闹不团结，最后日本人奈何不得的赫赫有名的菜刀队，就被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取而代之了。但是他们的英雄事迹，对人们特别是对青年学生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在久安乡（即今祁东县石亭子乡）就有邹明、邹耀文（两人均系广西大学学生）组织起来，拿起武器与日本鬼子做殊死斗争，在五美乡（即今祁东县枫树山乡）那边青年学生更多，因为失学在家，就相继组织学生抗日自卫队，他们既没有取得共产党的领导，又不是国民党所领导的，是凭一股爱国热情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他们慷慨解囊，变卖自己的产业，购买枪支。最突出的是国师（今湖南师范大学前身）学生刘鸿藻、西南商专学生刘鸿及军校学生刘翰等人，他们都组织了队伍，其中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尤其是刘鸿藻这个队的学生比较多，实力比较雄厚。

刘鸿藻这个人，是一个书生气加江湖气的青年，好结交，有胆量，为人正直爽快，做事干脆利落。他老家住在画眉冲（今属祁东县和平乡），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是个好地方，家里世代书香，父亲刘洁心先生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中级职员，继母是妇产科医师。所以刘鸿藻在这个家庭里，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沦陷时期，他揭竿而起，即得到父母的大力支持，即使产业变卖殆尽，也在所不惜，所以他的部队比其他两队实力要强一些。由于他为人正直无私，要求士兵较严，他的部队组织纪律性自然也比较好，士兵们也就十分拥护他，一时刘鸿藻就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了。

我与刘鸿藻没有同过学，是远房亲戚关系，只在每年寒暑假有过接触。不过，我们之间却是互相了解的。他想把部队带好，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瓦解敌伪组织，这都迫切需要大搞宣传，基于此，刘鸿藻才四处找人为他的部队担任宣传工作，我当时在中山大学念书，沦陷以前，曾与当时的大、中学生（如刘采芹、刘松琴、刘延莹、刘健飞、刘植林、刘河北、刘镇民、陈慕舜、邹雨民、柏荫棠等），利用寒暑假进行爱国抗日的宣传工作，出过油印报刊，写过墙报和标语，组织过歌咏队，演出过歌剧和话剧，其中的《王先生杀敌》与《孤军魂》，以及祁剧现代戏《兄弟从军》等节目闻名一时，曾受到观众的好评，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赶来观看演出。演出地点，经常是利用在枫树山和铁塘桥（属今祁东枫树山乡）两祠堂的戏台，收效很不错。这一点，刘鸿藻是知道的，他自己也曾参加过这类工作，所以他特意找到我的门上来了。当时，他的部队和刘鸿以及刘翰等人的部队都被国民党的将领蒋伏生改编了，属其第7支队第5大队所管，支队长张雨生，大队长是地方豪绅刘继忠瘸子，到这个部队去，我有点犹豫，但经不起刘鸿藻的耐心相劝，他的态度是诚恳的，他说：“刘继忠只不过是个傀儡，他没有实权，枪杆子在我们手里，让他挂个名为部队筹集给养。”最重要的是他说的“部队相对独立”，只要为了抗日，我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管不着；加上时局动乱，生活无保障，到部队去也可能安全一些，我就答应了。当时我已结婚，同妻子一道，收拾简单的行装，于1944年旧历年底，即1945年春节前夕，先到刘鸿藻家里画眉冲住下来，刘鸿藻的父母待我们十分热情，他的继母是外乡人，我妻子也是异乡客，挺有天涯沦落人之感，相处得特别好。除夕那晚，刘鸿藻家办了丰富的年饭，一个大圆桌摆满了各种佳肴，正在举杯畅饮时，日本鬼子打掳来了，与驻扎在附近的刘鸿藻部队交上了火，刘鸿藻身插两支驳壳枪，立即领队上阵对敌，我们不得不往后山撤退。幸好，他的家不远处就是山冲，我们匆忙进了山，在一座破庙里安身。不久，枪声停止了，因为日本鬼子不敢进山来，战斗宣告结束。刘鸿藻精神抖擞地来到庙里和我们会和，向我们报告战斗结果，据初步估计，双方没有伤亡，但那些敌人却被吓得丧魂落魄，逃之夭夭，就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算是勉强入伍了。

在这个部队里，我们都没有职务，因为刘鸿藻自己在改编后，才是个区区的中队长，是连级干部，我们两个大学生，真是不好安排，就算是队长的客人吧，帮忙做一些宣传工作就行了，我们原不是来要求做官的。后来因为无职务就领不到粮饷，这才把我安上一个“副官”的衔头，我妻子权当“文书”，其具体工作都是搞宣传，主要形式是写标语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汉奸走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当时国共合作时期两党共同的标语，那时没有通讯设备，更没有无线电，既收不到新华社的消息，也听不到中央社的新闻，要出一些油印刊物，也只好凭自己的想象或马路消息写点文章，无非是宣传抗日，有时候也写点过激的言词，比如在文章中强调人民的力量，主张团结，反对分裂；同时对一些黑暗势力进行揭发与抨击，如对保长利用征兵搞敲诈勒索的事，人民深恶痛绝，我们就有揭露的必要，对于后台老板，土豪劣绅，就给予有力的打击，赢得了许多读者的拥护。这本来是十分平常而应做的事，刘鸿藻也是很支持这样干的。然而，久而久之，刘鸿藻却招来许多议论，被认为大逆不道了。当然，他是不予理睬的，宣传抗日，何罪之有？刘继忠奈何他不得，却给了他不少的小鞋穿，最突出的就是经常迟发甚至扣发粮饷，使刘鸿藻经常劳碌奔波，四处交涉，但收效甚微，于是他的热情便逐渐下降，他又是个火爆性子，情绪不好，就爱发牢骚，有时候便出口伤人，目标总是对准刘继忠瘸子，传到对方的耳朵里，自然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仇恨，不愉快的事经常发生：除了扣发粮饷外，还少发弹药，这实际上是当了日本鬼子的内线，帮了敌人的大忙，成了准汉奸，弄得刘鸿藻更是火冒三丈。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也看不惯，只好消极怠工，但又对不起良心，我感到前途渺茫，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们的爱国热情被刘继忠泼了冷水，感到很不好受了。

其时，已是1945年3月了，停办了半年的教育工作，学生和家长都感到担心，各地学校在偏僻的山区里开始复学了，我向刘鸿藻提出回乡教书的要求，他对我们表示同情，只好答应，但总是感到内疚，我们做他的工作，然后，终于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来此，前后不到两个月。

我们回到了久安乡故居，受到当时小学校长邹湘同志的聘请，我夫妻两人同时到他主持的这所学校去教书，该校已由秋塘坪（今属祁东县石亭子乡）原址搬到偏僻的保防寺（一座古老的庵院，属于今祁东县长安乡）来复课了，大家笑我们看破红尘“出家”了。寺内还有好些中年和尚，我所认识的老禅师都相继登了仙界，我大有“敲门不见月下僧”之感，无可奈何！

虽然，经过这次波折，心情不舒畅，但面对停学流浪半年的学生，对他们的如饥似渴的求学愿望，又不得不激起我们心中的热情，为他们传播科学知识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之邹湘同志和全校教师，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办学的劲头很足，大家的精神也舒畅起来了，当时没有教科书，教材全靠自编，可纸张又奇缺，工作条件实在太差了，加之待遇菲薄，生活艰苦，又时刻要防备敌人打掳，教学是很不顺利的，但总算坚持下来了，直到学校放暑假。

我们离开刘鸿藻以后，他缺少了帮手，他的处境更困难了，不三不四的流言蜚语传来，使刘鸿藻十分不安，他与刘继忠的斗争更激烈了，然而一个纯洁的书生，又怎么能斗得过社会经验丰富的地头蛇呢？刘鸿藻在刘继忠的眼里，早已成了“危险分子”，大有势不两立之感。于是，他千方百计地要陷害刘鸿藻，最后的一招，就是一口咬定刘鸿藻是“异党嫌疑分子”，其实，当时刘鸿藻还未加入共产党，对这种无中生有的打击，刘鸿藻泰然自若，一笑了之，甚至还有一种光荣感，他并不进行辩护，反而高声大叫，竟说：“我就是异党分子，你把老子怎么样？”这样，却上了刘继忠的当了，他认为刘鸿藻已公开承认，他们就捞到坑害刘鸿藻的本钱了，好心人指责刘鸿藻不该惹火烧身，但他说：“我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我不是国民党员，与他们身份不同，在他们的眼里当然算是异党分子了。”其实，这个异党分子名称就是指的“共产党”，他确实惹火烧身了，刘继忠屡次上告支队长张雨生和指挥部蒋伏生处，告得多了，也就起了作用，结果弄来指挥部的命令，终于以“异党嫌疑分子”就撤销了刘鸿藻的中队长职务，这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真正抗日的青年学生的不幸遭遇。

刘鸿藻不服气，并不交出兵权，他认为：“你撤销我的中队长职务算得了什么？我们这个队伍本来是我自己组织起来的，枪是我花钱买的，不当你的中队长，我撤出来当司令去！”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刘继忠听说后便恐吓他，这样做就是“土匪”，就是要受到清剿的，他们说得出便做得到，谁能惹得起这个大祸呢？只好忍气吞声吧，没有办法，在国统区内，真正的抗日是有罪的，为了避免一切更坏的后果，他在同僚刘鸿和刘翰的支持下，同刘继忠进行谈判，他们劝刘鸿藻引退，并警告刘继忠不再惹事生非。刘鸿藻交出部队，但必须对他适当赔偿一些损失，刘继忠一一答应了。刘鸿藻离队时，刘继忠还列队“欢送”，并放了鞭炮。接着，凡是学生兵，都开了小差，就这样，刘鸿藻痛苦地结束了他不到半年的戎马生涯！

刘鸿藻得到一笔赔偿款后，特到保防寺来给我们补发一点工资，算是“犒劳三军”吧！具体数字记不清了，但不是钞票而是银元，为数并不多。不过，我们本是“义务兵”，除了吃饭，是没有薪水的，这算是刘鸿藻的一点心意。他谈起别后情况，叫人哭笑不得，他感慨万分，情不自禁地直谈到鸡叫时才入睡，给我留下了至今不能忘怀的深刻印象。

平心而论，这些以学生为主体的抗日自卫队伍，毕竟与众不同，不管打的什么旗号，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是无法抹煞的，尽管他们没有立下什么赫赫战功，但相对来说是牵制了敌人，保护了人民的安全，特别是这个队伍，没有或很少违反纪律，没有发生严重扰民事件这是难能可贵的，这和蒋伏生领导的其他部队，无疑是要好多了。

就在这一年（1945）的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抗战终于胜利了，我们于是收拾行装，各奔东西，刘鸿藻回国师，我们也回到了广州中山大学复学，以后的情况，我们就消息断绝了。据说他在解放以后，同我一样，都走了一段坎坷的道路，十年浩劫期间，我们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几乎是九死一生，这时我不禁想起了老校长邹湘同志的一副自勉对联：“九死何伤，昔日丹心今尚在；余生无几，当年戎马梦中来”。是的，这上联的内容与我们有同感，算是一点安慰吧！这些年来，一则由于工作忙；二则乏善可陈，我们一直没有通讯联系，但我们在患难中做结成的珍贵友谊，那是牢不可破的！听说他晚年还很幸福，儿女都成才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我祝愿他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