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和收买日本政友本党的内幕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进占沈阳后，当时他们进城后首先掠夺的目标是大帅府，因为大帅府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统治东北四省的中心，也是他们的私宅。日军如狠似虎地闯入大帅府后，由一日寇军官率领士兵数人直奔二楼，抢先闯进张学良将军的卧室。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室内一角的一个保险柜上，他们各自心中忖度着里面除了大量的机密文件外，一定还有许多珍珠财宝可供分肥。当寇军在军官的命令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保险柜打开后，内部竟空空如也，只有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妥善地保存在里边。那块银元是一块袁大头。那张收据上面写着“收到现大洋五十万元整”，具名的是赤塚某、鹤见某，日期是1929年八九月间。这帮日寇观此景况，大失所望，只得将这两件小东西作为战利品缴上。

以上情况管见于1934年日本各大报紙，当时我国的許多报紙也曾转载过。经过研究，原来那块银元是张学良将军用以占决疑、处置杨宇霆、常荫槐时使用的。那张收据曾在日本政治上状起过一场轩然大波，保守的政友本党从此便一蹶不振而衰落下去了。

在张作霖时代，杨宇霆是张作霖的左右手之一，咤叱风云，盛极一时，驰骋中原，曾做过江苏督军，是张作霖言听计从的总参谋。在那时候，他已与郭松龄结下了不解的仇恨。迄郭松龄叛变失败后，三、四方面军团的人（军团长是张学良，实权完全操在副军团长郭松龄手中）便以张学良为中心，执掌了东北的政权，这些人觉得郭松龄叛变的目标之一，就是打倒杨字霆。现在郭松龄虽然死了，不过张当了权，目的也算达到了。但是，为了替郭松龄报仇，他们对杨宇霆怎能善罢甘休呢？

张作霖死后，杨宇霆倘若能够认清局势，韬光养晦，或许不致演成如此惨局。可是杨宇霆不但不自收敛，反而比张作霖在世时更显得目中无人，飞扬跋扈，自炫聪明，乱出主意，借作寿炫耀他的势力在东北比任何人都大，对张学良俨然以监护人自居。不在他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也强作主张，例如东北易帜一事，主要是由张学良和蒋介石方面接洽的结果，可是杨宇霆同时又与桂系李、白有所勾搭。他与人谈话的时候，给人的印象好像他是东北唯一的主人似的。这些都是张学良最难忍受的地方。实际上在当时东北已有不少人趋附于杨的门下了（我这里所说的不少人指的是文人，即所谓政治活动家；至于军事方面，杨在当时井没有什么力量）。

常荫槐是杨宇霆的私党。在张作霖被炸、东北军撤退到北京的时候，张学良是殿军，最后撤退的。当张的撤退列车经过各火车站时，所有车站的水塔都被常所属的交通部队炸毀一空。当时三、四方面军团的人们，对此恨之入骨。可是张学良在东北执政时，仍给常以黑龙江省省长的重任。这说明，张不以私人恩怨而忘公，渴望将东北的事情办好。因为常荫槐当时在东北人的心目中是最有本领的干才之一。他的为人虽然有些粗野，学识也不见得怎样高明，但是办起事来，精明强干，魄力很大。打通铁路（从打虎山到通辽）就是由他负责，在日本人不知不觉中迅速修筑成功的。北宁铁路（北京到沈阳）也是经他的手整顿成为中国的模范铁路之一。他在黑龙江省省长任内，也能大刀阔斧，励精图治，可惜时间不长，尚未作出显著的成绩。他的缺点也和杨宇霆有相似之处，自负甚高，目中无人，对张学良都满不在乎，其余当然不在话下了。

当杨、常两个人在老虎客厅里当场被张学良的心腹五六人击毙时（二人是被请进府里玩牌的），有人认为这是张学良自毀万里长城，中了敌人之计了。同时又特別感到刺激的是，张学良的这种行动还是中世纪争夺政权的喋血亲友之间的表演。当然最好的处置方法，是将二人免去一切职务，让他们以在野的政治活动家的身分，在国外或在中国内地休息，等张学良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们再来。次一点的处置方法是：将他们看管起来，肃清他们在当时所造成的政治影响。最坏的处置方法才是将他们处決。但是自杨、常二人以叛变罪伏法后，东北的政治空气为之一变，张学良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事无掣肘，人心统一，充分发挥了人治的效果。这时玤应了张学良说的“以后我们若不好好地干，那真对不起凌阁与翰香于地下了”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当时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和苦恼的；若不下此決心，那就是让卧榻之侧，任凭他人鼾睡。东北政局既不能定于一，就不能不政出多门，人心散漫，意志又怎能统一，政权又怎能巩固呢？但是当他下此决心时，多年袍泽，又怎能不为情感所扰呢？他的那种沉重和苦恼的复杂而矛盾的心情，就只好寄托在那块袁头银元上了。

据说张学良在下决心杀杨、常之前，曾踌躇再三不决，最后在一天夜里，曾用一块袁头银元占卜。在占卜时，他会默祷天地神灵显示，假如杨、常可杀，银元的袁头面向上；假如杨、常不可杀，银元的袁头面向下。张祷毕，用手将银元扔向空中，很偶然的，扔了3次，银元落地时面都向上。张因此乃下定決心杀杨、常。及至杀了杨、常以后，一切顺利，张于是将那块银元安藏在保险柜中，以作纪念。这就是日寇在“九一八”时在他卧室的保险柜中所发现的那块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