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行者。”

居然有这种奇怪的试题，短短三个字，当作上联，给学生们考试，还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刁钻考题难学生

民国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人们生活水平很低，温饱都成问题，遑论读书写字。

但是，即便如此，也有一部分年轻志士，希望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自1931年侵华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人在努力对抗日寇的同时，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

清华大学就是在这战火纷飞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教书育人，希望更多中国人能够在乱世中保持身心的清醒。

1932年，清华大学仍然选择招生。在那个没有高考的年代，自主招生是十分常见的。

通常都是由清华大学的老师出题，由于每年老师的个性不同，出的题也不尽相同。

这年，出题的重任来到了陈寅恪身上。陈寅恪兼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他教书育人的方式灵活多变，拒绝死读书，鼓励学生发散思维。

也正是如此，这次考题他也别具一格，仅仅三个字。

但是，在出题之初，这个题目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一些教授认为这个对对子的考题太“小儿科”了，难以录取到真才实学者。

但陈寅恪却说，只要能够答得上这题，去哪个学科都没问题。

这三个字就是前言曾提的：“孙行者”。乍一看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实际上其内涵丰富，颇具巧思。

首先，“孙行者”三个字整体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人物的姓名，其次拆解来看，“孙”代表姓氏，“行”是动词，“者”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助词。

同时，该上联巧妙化用苏轼《赠虔州术士谢君》：“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

上联双重相嵌，实乃高难度之出句。

所以，当同学们看到这次试卷的时候，纷纷抓耳挠腮，不知如何是好。最终，呈交上来的答卷，也多数是弃答。

但是陈寅恪还是在诸多答卷中，找到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二、考生巧对孙行者

陈寅恪一开始预想的答案，就是“韩退之”（韩愈的字），或者是“祖冲之”。

“韩退之”也是出自苏轼的《赠虔州术士谢君》，而“祖冲之”不仅对仗工整，且“祖”对“孙”，更有一语双关之妙。

但陈寅恪没想到的是，有人会给出第三种答案。

“胡适之”。

陈寅恪一看，直拍大腿，没有比“胡适之”更巧妙的了。首先，“胡适之”满足对仗工整的基本条件。

“胡适之”是当年出名的知识分子胡适的字。且“胡”姓对仗“孙”姓，“适”和“行”一样是动词，“之”与“者”一样是助词。

“韩退之”和“祖冲之”虽对仗工整，有其深刻内涵。但它们缺少的却是一点：时代性。

任何文学作品的诞生都脱离不了其时代背景，哪怕只是三个字的对联，也属于其范畴之内。

而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创办了《新青年》，为中国现代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时的中国，正是需要新思想冲击，为文化带来新活力。这就宛若孙行者一般，突破旧有制度，创立新的天地。

胡适的“新”和孙悟空的“破”，在这次对联中，极富时代寓意，也体现了这名考生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寄托了该考生对新时代的期盼和希望。

同时，这也证明了该考生对时事的敏锐程度，对行业前辈的了解程度，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该考生的个性相当变通，思维举一反三，不局限于既定知识上。

陈寅恪对该考生相当满意，他打开考卷，看向这个学生的名字。巧了，也是三个字：周祖谟。

三、天赋异禀穷学生

这思维活泛、给出妙答的周祖谟，并非什么显赫世家子弟，只是一个书生的孩子。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周祖谟父亲，将其毕生所学，都教给了周祖谟。

从小，周祖谟受父亲的影响，就开始对传统儒学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但是，他并非一个劲地死读书，反而热爱举一反三，对任何知识灵活运用。

正是如此灵巧的周祖谟，小学的时候跳级毕业，后来更考入了北京师大附中。周祖谟的聪颖邻里皆知，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老师推荐他报考清华、北大。

周祖谟对文学热爱异常，也爱咬文嚼字，对文字的音律、音韵、组成、结构十分感兴趣。于是他选择报考了北京大学文学系。

同时，周祖谟又希望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语言知识，于是他选择的另一个志愿，便是清华大学英文系。

周祖谟参加北大的考试时，题目是翻译《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周祖谟猜测是文学院的胡适所出——因为胡适也是中国白话文的提倡者，会更注意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转换思路。

而到了清华大学考试的时候，周祖谟遇到了“孙行者”的考题，他的脑海里就想到了北大考试时，自己对出题者的推测，“胡适之”三个字就蹦了出来。

其实，周祖谟还想到了另一个名字：王引之（清代著名学者），不过周祖谟认为无论是字面意思还是声调平仄上，“胡适之”更为合适。

后来，北大和清华都同时录取了周祖谟。但是周祖谟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大学，原因现实且无奈——清华大学的学费300元大洋，要比北京大学贵。

陈寅恪若是得知周祖谟因为钱的原因和清华大学失之交臂，应该会相当惋惜。

不过北京大学也是好学校，周祖谟跟随罗常培老师学习。罗常培也是北大学子，对语言学颇有建树，其学术成就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音韵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

周祖谟所涉猎的学科，是音韵学，正是他所喜爱和擅长的方向。他正朝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狂奔。

四、最终成语言学家

1936年，周祖谟大学毕业。他面临着择业选择，于是向当时国立的中央研究院报考，希望能够入职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组。

周祖谟的天赋和努力，使得他成功入选。一开始先从助理做起，周祖谟跟随研究员赵元任学习。

熟悉语言学的都知道，赵元任在中国语言学历史上的地位。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有意思的是，赵元任不仅是研究所的成员，还在清华大学担任语言学教课。换言之，兜兜转转，周祖谟还是成为了清华大学的“学生”。

有了赵元任这位引路人，周祖谟获益匪浅。然而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周祖谟被迫停工，在家呆了整整一年。

这一年间，周祖谟在炮火中潜心研究，虽然他失去了继续跟随赵元任学习的机会，但这也给了他机会成为语言学中考古派的一位学者。

1938年，辅仁大学请聘周祖谟，年仅24岁的周祖谟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可见其能力优越。

在这期间，周祖谟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在考古派的方向上继续语言学的研究。多年来，他在中国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汉语史以及古典文献学上颇有建树。

由于他在语言学的成就，在建国之后，国家对他委以重任，请周祖谟起草《现代汉语教学大纲》。

不过，古汉语始终是周祖谟的主要研究方向，之后他不断地出书。1958年，他所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的第一册集结成书，1966年，他的代表作《问学集》也面世。

《问学集》收录了周祖谟1934年到1966年的部分论文，一共44篇，对许多和音韵相关的古书有不同见解，陈述了他自己的独特观点，为考古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借鉴。

1985年，周祖谟又出了一本《唐五代韵书集存》。这本书是周祖谟30年来，搜集、整理、装订出来的总结，以唐代到五代的韵书为考据目标，为研究古训提供了相当大的资料。

此刻，周祖谟已经71岁。从少年到老年，他始终都潜心研究语言学，尤其是古代的音韵。

将过去和现代联结在一起，让过去的文化在当今社会仍有其存在的意义，这就是传统文化不断传承的原因。

五、中国文化需传承

周祖谟曾经在1981年第5期的《文史知识》提到，《中国通史》、《世界通史》都应该抽时间读两本，这些是学习的基础。

在周祖谟的论点中，古书中涵盖的文化与知识，对现代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不仅代表了过去的人的精神风貌，也能让我们看到数百年的文化变迁。

周祖谟以古代的地理知识为例，许多古书中记载了山川河流的地理位置，但是是否确有其地，仍需要实地考察，对比如今和过去的地图，就可以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

在周祖谟眼中，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不能仅凭片面，只是一些经验的积累，而是应该全面了解它。

如《诗经》，它是中国第一本诗歌合集，时至今日都对我国的诗歌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对《诗经》的了解只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之类的诗词。

然而实际上，整部《诗经》何止这几句话，如果真的想要了解《诗经》，就应该通篇阅读并理解，把《诗经》读全、读透了，才叫真正了解中国古诗词。

周祖谟的许多理论，有其可参考之处。他将古今结合，却有更新的理论。就宛如18岁的时候，他在看到古代的“孙行者”时，能够结合当时的“胡适之”，给出一个极富时代特色的对联。

在这短短六个字中，不仅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带给了人们更广泛的文字世界。传承中国文化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结语：

在动荡的年代，陈寅恪出这么一个独具匠心的题目，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人才的渴望，和新世界的向往。

而周祖谟的回应，恰巧印证了陈寅恪的思维是当时许多文人志士的共鸣，他们渴望凭借自己的力量，为中国文化、中国未来出一份力。

参考资料：

[1]陈晓强. 近代楹联作法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6.

[2]胡适之.孙行者[J].中华活页文选(高一版),2014(09):56.

[3]谈祥柏.奇妙的对联[J].科学24小时,2005(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