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融合看隋唐时期营州地域文化的形成

地域文化的形成与这一地区内的人群或族群的构成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要探讨隋唐时期营州地域文化形成的原因，必须把目光聚焦在这一地区的人群或族群中。另一方面，地域文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长时期的积淀。所以，本文的思路不能仅停留在隋唐时期，应当把目光往前追溯，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空间中去考察这一地区的人群或族群的构成，这样才能对这种地域文化的形成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

1.魏晋时期营州的乌桓与东部鲜卑

夏家店上层文化所表现出武装化倾向，显示出这一时期辽西族群在生活生产逐渐趋向于游牧经济。王明珂认为，这一转变的很大因素在于气候的干冷化，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态环境，为汉晋时期的游牧民族的迁入创造条件。

在东部鲜卑进入辽西之前，乌桓人曾长期盘踞于此。东汉末年，辽东属国的乌桓大人苏仆延自称“峭王”，掌控数千乌桓部落，可以说是雄踞一方的武装力量。就连当时雄霸一方的袁绍已不能小觑他们，在和公孙瓒对峙期间，袁绍依靠乌桓人的“突骑”才取得最终的胜利。在建安十一年，曹操北征乌桓，将蹋顿可汗斩首于柳城，安抚北疆的稳定。不但如此，曹操还把乌桓骑兵纳为己用，成为自己统一北方凭借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乌桓骑兵的相继入塞，成为当时的天下“名骑”，导致辽西一带地区出现权力的真空，为东部鲜卑的迁入创造机遇。

西晋至隋唐时期的中原移民

永嘉之乱与中原移民西晋末年，帝国边地安置大量内附的部族，他们有的仍保留部落组织，如匈奴五部；有的则被解散部落组织，如氐人；但他们都接受西晋地方官员的管理。由于地方官员对边地部族的任意凌辱并肆意压榨，激起他们的不满与反抗。但在西晋王朝强大的武力面前，边地的叛乱很快被压制下去。直到帝国内部发生“八王之乱”，边地部族才有机可乘，掀起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于是永兴元年刘渊自称“汉王”起兵反晋，四年后称帝，史称汉赵、前赵。很快战火便由帝国的边地向腹心地带蔓延，尤其是洛阳、长安相继失守，标志着西晋王朝的灭亡。这一场由边地部族引发的大叛乱被后世史家称之为“永嘉之乱”。当时西晋王朝的权贵为了躲避战火纷纷南下渡江，投靠江左的东晋政权；来不及逃难的地方豪族也纠合宗族乡里，屯聚坞堡，据险自守；同时也有中原士大夫为保全自身及家人安全而出仕异族政权。

此外，还有一些中原民众由于自身家族势力的弱小不足以渡江和建坞堡自守，为了远离战火而逃离中原。这些流民的首选之一便是辽西，这和慕容鲜卑贵族安抚流民的政策有着莫大的关系。

慕容廆采取“刑政修明，虚怀引纳”的政策，无疑对中原流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说明慕容廆当时能够认清中原士人心中对安定与清明的渴望，同时他也很有远见的意识到要想在乱世立足除了强大武力外，治国安邦的士大夫也是一份极为重要的筹码。吸引中原移民后更为重要的是安抚他们，由于中原士人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均与辽西的鲜卑贵族迥异，如果安抚不当，也会造成士人的流失。面对这一状况，慕容廆采取的是“侨州郡县”的政策慕容鲜卑贵族这种“渐慕华风”的文化转向，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受到身边大批来自中原士族的影响。正是由于慕容鲜卑贵族对汉族士人的礼遇以及施行“侨州郡县”的安抚政策，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原移民理想的寄寓之地，而大批移民的迁入同时也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让这个汉魏时的北方边郡一度成为汉人士族汇聚的地方。

2.隋唐时期营州地域内的蕃族

隋朝统一南北，结束了自永嘉之乱以来近三百年之久的战乱，标志着统一帝国的再次出现，无疑对中原四周的部族有着强大的“震慑力”。隋朝国祚不长，后继的唐朝在它的基础上把国力与疆域扩充到极致，成为中国史上空前的统一帝国。尤其是，唐朝击败东突厥后，消除北方的心腹大患，因此，中原四周的部族纷纷向唐朝称臣纳贡，有的部族甚至离开故地内附于唐朝。而唐朝为了有效管理这些归附的部族，便在其故地和边州地区设立羁縻州，而营州作为唐帝国的东北边州，其治下亦有为归附部族所设立的羁縻州，因此在这一时期营州汇聚着众多的蕃族，如奚、契丹、靺鞨、突厥、高句丽以及粟特等。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他们定居于此并相互融合，才促成营州的地域文化逐步呈现出一种多元性的色彩。

营州地域内的奚人与契丹人

营州地域内的奚人与契丹人契丹本是东胡的一支。当时营州是北齐位于契丹居住地最近的州郡，想必契丹战俘被安置于此的数量不会太少。其后，因突厥的侵扰，来寻求庇护。北齐营州刺史高保宁割据营州时，曾掌控“契丹、靺羯万余骑”，学者认为，高氏所指挥的契丹实际上是高句丽的藩属，“高保宁之乱”背后有着高句丽的支持。在开皇三年，突厥侵犯隋朝边塞，隋将李崇率兵将其击败，于是在第二年，契丹诸部首领“莫贺弗”来隋廷朝见天子。

开皇五年，诸部首领带领部众诚心归附隋朝，隋文帝纳之，并任凭他们“居其故地”。在开皇末年，契丹别部四千余家背叛突厥来降，可以看出，从北方到隋代，契丹各部族陆续脱离突厥和高句丽的掌控向中原王朝归附。中原王朝在安抚契丹各部时，并没采用合理的羁縻政策与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只是让他们在其故地继续繁衍生息，直到唐代这种对东北民族的政策才有所改变。

3. 隋唐时期营州的羁縻体制

唐帝国为了有效管理生活在东北边境的诸民族，分别在营州与他们的故地设立数个羁縻州，以此进行监管。而这两种类型的羁縻州之间性质的异同，是我们审视隋唐时营州地域内民族汇聚与融合的关键。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关键之处在于如何理解唐代的羁縻州。谭其骧先生曾对唐代羁縻州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设置于边外各国、各族的原住地；一种设置于边外各地迁入内地后的侨居地。杨晓燕根据谭氏的分类进一步把东北羁縻府州分为外蕃与内蕃。

这一问题本是相当清晰，但一条史料的出现使这个清晰的问题又变得模糊化。关于松漠都督府为何被迁至于营州地区，前辈学者也曾作出解答。日本学者松井等认为：经营游牧生活的契丹部族，他们牙帐难免会时常变动，在“营州之乱”前松漠都督府应迁到营州城附近。这一解答有不合理之处，营州作为唐帝国北方军事重镇，如果没有唐中央的首肯，外族很难在此地定居，如果说松漠都督府迁至此地只能是唐中央的安置或是武装入侵，绝非因游牧生活所致。营州作为隋唐两朝的东北重镇，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唐朝虽然最终平叛李尽忠、孙万荣的叛乱，但是营州却没有及时收复和恢复当初的建制，直到开元年间，唐帝国面对契丹、奚的数次侵扰，复置营州都督府一事又重新被提及。营州稳固关系到唐帝国东北边疆的稳定。陈寅恪认为：隋唐两朝一直奉行“关中本位政策”，把全国重心放在西北边境以此来确保关陇的安全，同时位于西北部的吐蕃崛起成为唐帝国的心腹大患，致使唐朝无暇东顾，因此在处理东北边疆问题上不得不采取维持现状的消极策略。

另一方面，奚、契丹等东北民族又常叛服不定，扰乱唐朝东北边境，如若处理不当很容易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窘境，因此如何安抚东北诸族成为唐朝“关中本位政策”的一项基本保障。这就要求唐帝国必须在东北边境建立一个强力的军事机构，以保证东北局势的安定，进而避免双线作战。于是营州的战略地位愈发的重要。正是基于此，营州都督以及其平卢军节度使被赋予“押两蕃渤海黒水四府”的职责，以此来统辖东北诸族。尤为注意的是，在管理东北各族方面，唐朝主要以营州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羁縻体制以进行有效的管理，本文称之为“营州羁縻体制”。

由此可见，正是在中古这个民族大范围的迁徙、整合的特定历史时期，加上营州这个位于中原边缘且四通八达的特殊地域空间下，才造就出这一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