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朝时期高丽对青词的发展和变化

青词是中国道教特有的仪式文书，青词的发展得益于道教本体文化的发展，因此，探宄高丽青词的发展历史必须溯源至中国青词及其背后的中国道教文化。道教的传入是高丽青词得以产生的基础，青词与斋醮科仪的共生关系，又决定了高丽青词与高丽半岛斋醮活动兴衰的步调一致。

不同于中国斋醮科仪的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上下分层的发展趋势，高丽半岛斋醮活动完全受到王朝权势斗争的左右。就现存资料可知，民间斋醮活动并未大规模流行，斋醮完全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博弈品。由此可以发现，斋醮活动不仅是高丽半岛道教沿革在史料之中的只鳞片爪，其在社会旋涡中的进退屈伸也是高丽青词发展的晴雨表。

一，新罗时期高丽青词的出现

道教传入高丽半岛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核心理念渊源于先秦道家，正式的教团建设肇始于东汉末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陆修静、寇谦之等人改革南北道教，重视斋醮科仪的灵宝派兴起，与青词有渊源的《赤松子章历》等科仪论著也陆续出现。

唐朝建立，因道教教主老子与国同姓的原因，力压儒释，“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先老、次孔、末后释。”道教被奉为国教，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历代帝王大兴醮祭。唐玄宗最为突出，将斋醮科仪纳入国家祀典，在《唐六典》中予以制度化的确认，建立起成熟完善的国家斋醮体系。

唐代道教斋醮理论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张万福编著的《三洞经戒法箓略说》《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箓立成仪》，杜光庭编著的《太上黄篆斋仪》《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等书，从道门内部对斋醮科仪进行了理论补充与实践规范。在国家上层与道教内部的双重推力之下，青词应运而生。

青词最早出现于太清宫斋醮活动中，太清宫原为奉祀老子的玄元皇帝庙，专用于国家斋醮仪式。天宝以后，青词不再限用于太清宫，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青词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种斋醮之中，创作蔚为大观。

晚唐杜光庭是一代高道，进一步改革斋醮科仪，原本分开举行的斋仪和醮仪出现合拢的趋势，先斋后醮的科仪格式开始定型，所用词文分别称为斋词、醮词，也使用青词作为统一名称，而杜光庭创制的大量青词也为青词的写作确立了规范。青词制式的日渐完备与应用范围的扩大为高丽青词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东汉创立教团开始，道教不仅致力于在中国境内展开宗教活动，也积极向域外传教，首当其冲的便是高丽半岛，而半岛的三国政权也积极回应，允许并扶持道教的发展。

崔致远青词在高丽半岛的流布

新罗借助唐朝的力量才得以吞并高句丽与百济，统一高丽半岛后与唐往来密切，许多人以官方派遣或私人求学的形式来到中国，希望全面学习唐朝文化。这些留学生在唐朝学习生活，有的是佛门中人，有的雅好道学，有的以宾贡应举。分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新罗留学生群体，较为全面地接触到纯正的中国文化。其后多数人回到新罗或为官，或讲学传教，使得新罗华风大盛，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新罗末期的崔致远。

高丽朝青词的繁荣与发展

高丽斋醮的兴起与青词的出现

新罗不曾断绝的祭星活动和崔致远等人对道教思想的传播促成了高丽道教发展的新局面，而青词也在斋醮科仪的渐次系统化中得以生根发芽，并与斋醮活动一起同高丽政局变迁相始终。对青词发展历史的细致勾勒，必须还归入高丽政权博弈的大环境之中，由权力的更迭来描摹青词的兴衰。

高丽承继新罗遗风，关注并扶持道教的发展。王建借助于道教谶纬的宗教手段招兵买马，逐鹿天下，并树立起自己政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在国家尚未一统时又建九曜堂，主持醮星仪式，祈求星辰的禳护之力，可见道教谶纬和斋醮在太祖王建心中的重要地位。王建得到地方豪族的支持才得以建国，因而，如何安抚、吸收半独立性质的地方豪族势力成为高丽政权面临的重要考验。

受新罗遗俗的影响，高丽佛教十分兴盛，而地方豪族势力也＃信仰之便与佛教产生利益勾连，进而成为社会同盟，互为犄角。佛教最为人看重的是它的护国性，这种认识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如新罗慈藏所提出的“新罗根本佛土论”，就有助于新罗正统地位的确立，对新罗统一三国起到了促进作用，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因此王建在不影响王权的情况推崇佛教镇护国家的功能，道教也具有相同的功能。在这种王权与豪阀，儒家与佛教的权力旋涡之中，双方逐步达成社会妥协，道教则凭借从龙之功与佛教臂助之名得到了高丽政权的认可。

王建所颁布的《十训要》正是社会博弈的产物，《十训要》以三教“和合”为基本理念，其中的一、二、五、六、八条关涉佛道二教，第六条“朕所至愿在于燃灯、八关所以事佛，八关所以事天灵及五岳名山大川龙神也。确保八关会的如期举行，为道教斋醮的正式实施创造条件，而在八关会中所使用的仪式文书写作可能受到崔氏青词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使青词更易为东国文人所接受。

在《十训要》中，确立了以礼乐之道为治国重器，在试图通过儒家礼学构建王权统治的同时，也以祖制的形式明确了佛道二氏礼在国家礼仪中的位置。儒释道三教之间取得了平衡，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王室与豪族共治的社会局面。在太祖王建确立立国理念之后，继任的高丽国王试图通过儒礼建设来削弱地方豪族势力，但都收效甚微。直到高丽第六任国王成宗时期，王室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与地方豪族展开新一轮博弈，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改革与礼制建设。

高丽崇道之风与青词的繁兴

在社会舞台均势的角逐中，高丽逐渐形成了具有贵族社会特征的等级君主制，儒家祀典的建设不得以地止步于吉礼阶段，五礼中的吉礼、嘉礼仍夹杂着大量的佛道二氏礼，日常的斋醮、会等宗教活动也日益频繁。道教斋醮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地得到发展，地位越发凸显，道教的影响力也在第十六任国王睿宗王俣时达到巅峰

高丽武臣政权与青词的下移

毅宗在礼制上颇有建树，但却耽于逸乐，朝纲败坏。文武两班积蓄的矛盾引发了“郑仲夫之乱”，毅宗被杀，文官系统遭受重创，武臣独揽大权，开启了一百多年的武臣执政。武臣的掌权导致高丽前期形成的贵族社会秩序崩塌，王权孱弱无力，宣示正统的儒家礼制建设也被迫中断，儒家势力随着文官系统的失利暂时蛰伏。

佛教与豪族、文官等势力盘根错节，不可避免地受到打击，虽有反抗却惨遭失败。道教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王权支持，本就薄弱的社会根基被摧毁，只能沦为武臣攫取政权的工具。

崔忠献获得武臣内部斗争的胜利之后，就开始利用道教为其谋夺执政权。“秋九月甲寅，崔忠献兄弟设醮以废立事告天。”[gf]e5e5[/gf]试图利用道教斋醮活动祭祀上天，假上天之名行悖逆之事，为自己篡夺王权的野心披上顺应天命的道德外衣。不久之后，“忠献兄弟逼王单骑出向成门，幽于昌乐宫，放太子[gf]79b1[/gf]于江华岛，‘迎平凉公蚊立之，以子渊为太子。”道教就此成为了崔氏掌控高丽政权合法性的证明工具。青词在高丽朝的衰落

王室权门的扶持与青词的存续

元朝灭亡前后，恭愍王反元亲明的社会举措，使中小地主出身的士林士族势力得以成长。士林以性理学作为思想根基，由科举考试登上社会舞台，形成一脉座主门生的社会传承。士林士族主张改革，与王室合力打击权门世族，寄望于拯救时弊。李成桂建立高丽朝，拉开了高丽半岛社会的新篇章。

“异端”政策与青词的衰落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权门世族与早期的功勋士林家族相融合，形成了新的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勋旧派，而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士林则依靠科举与地方书院不断壮大势力，被称为士林派。两派的矛盾累积到燕山君时期爆发了尖锐的社会斗争，荒淫残暴的燕山君联合勋旧派，以金阳孙的史草事件为由，发动戊午士祸，三十多位士林派高层被杀被逐，士林金宗直一系完全被驱逐出朝堂，士林派受到重创。

燕山君为了专制的中央集权建设，不仅大力清剿士林派残余势力，同时也发动甲子士祸肃清勋旧派势力，最终受到两派的共同反击而被迫退位。中宗即位之后优待士林派，也赏赐给勋旧派势力大量的功臣田，两派势力都有所恢复，也因为土地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

青词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文书，应用于道教斋醮科仪之中，奏告天神以陈敬谢神灵之意，是道教神仙信仰的文字化表达。道教斋醮科仪具有高度的程式化特征，这就要求服务于仪式流程的文书也具备高度的程式化特征，青词同样是这样。

高度的程式化与特殊的行文格式形成了特殊的文体，“青词者，方士忏过之词也，或以祈福，或以荐亡，唯道家用之。”

青词理所当然地被视作一种单独的文体，有其固定的体式，运用于特定的仪式场合，具有鲜明的文体特质，而高丽青词作为青词的域外分支，既有中国青词的文体特征，又有适应高丽半岛汉文写作的文体变化，对其文体的研宄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高丽青词的特质。

文体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同时又是逐步演进的，它不只是文本写作的技巧型演变，更关涉着社会文化的变迁，高丽青词因其特殊性，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因素多体现于半岛道教的发展，因此道教发展史与高丽青词的衔接，能够深化对青词文体的细致考察，有助于拓宽青词研究的社会文化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