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朝议边防及应对意见的探讨

金亡蒙兴之际，朝中许多士大夫提出要加强边备，一为应对垂亡之金回光返照似的挣扎反扑，一为抗御方张之蒙古继金而起再次侵宋作准备。

史载嘉定十一年五月丁亥“诏侍从、台谏、两省官集议平戎、御戎、和戎三策。” 朝中也就对外的形势看法分裂成战、守、和三派，但是无论是持哪一派的观点，在对于边防问题的高度关注上是没有分歧的，因为无论哪一派所持的观点，如若需要实现的话，都是建基于稳固的边防形势之上的。

确如黄宽重教授所指出的：“主战派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和维持胜利的成果，自然极注意边防。反战派同样认为只有强化守备边防，才能维持长久的和平。” 在具体展开进行讨论之前，有必要对于当时的朝局大势和内外形势有大致的了解。

宋廷曾经多次下诏许朝臣荐举将帅和倡言边事，而朝臣们对于此事也较有高度的自觉。我们也可以在史料中看到频繁出现的其他类似的议论，下面将陆续拣选一些较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加以讨论。

诏言边事与群臣进言

理宗继位改元宝庆，同年八月二十日就曾下诏“侍从、两省、台谏、三衙、知閣、御带、环卫官、在外前执政、侍从、诸路监司帅臣都副都统制及屯戍主将各举堪充将帅三人。”如果说这还只是为此后端平兴师入洛，以达到据关守河规恢旧疆的目地而进行的故作姿态的舆论造势的话，那么此后宋蒙正式交兵之后的多次下诏倡言边事则毫无疑问就要务实许多。

（一）世运剥复与朝政转局

宝庆三年时“大元兵破关外诸隘，四川制置郑损弃三关”，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嘉熙二年春正月戊申朔，朝廷就“诏令侍从、台谏、卿监、郎官、帅臣、监司、前宰执侍从举晓畅兵财各二人，三衙、诸军统制举将才二人。”

（二）内外交错的边患论述

如果说以上诸臣对于此时政事 说的较为隐晦的话，那么时任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的林彬之在淳祐八年的奏言中说的就非常清楚了，并详细论述边政的情形，他说：“弥远用郑损，弃关而基蜀汉之祸；嵩之招北兵入城，而兆樊襄之变。以数百年生聚之地，沦为鬼魅，化为榛莽，陛下岂可忘襄蜀沦覆之恨而不加念乎？两淮百姓，家室流离，延息沙洲，逃死不暇。

主兵之臣，但曰我步彼骑，难与争锋。列灶连营，畏敌如虎，而以闭门自守为上策。于是数千里萧条，数十城孤立。运米江浙，以饷粮坐之兵；竭财大农，以守不耕之野。徒曰敌哨虽来，空无所得。粮尽自去，可以苟安。岂不中其减水困鱼之计？陛下犹徒恃清野而不改图乎？”

边患论述的内生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宋季朝廷之所以有面对“置亡而不言”的局面，与当时的主流士风是有关系的。程公许在宝祐元年给杨文叔的序文中曾经对当时的士风进行过总结，其所持态度以批判性居多，他说：“士大夫风俗一坏于嘉泰、开禧之学禁，再坏于嘉定之更化。三十年间，方劢为圆，刚揉而柔，波荡风靡，拱视天下事变之极，如大厦之仆风雨，漏舟之沉江湖，犹且委曲遮护，相与诵歌谈笑，若无事时。其间毅然有特操，能以忠言谠论为国家扶纲常于缀旒，续气脉于沉痼，屈指中外，落落几何人？”

一制置使丁黼之死的分析

此略举一例说明。杨栋官至宰执，又是士林领袖，但“学本伊、洛，而尼于权臣，速谤召尤，谁之过欤？”引文只是元使臣对他的评价，其中“权臣”指的是贾似道。在理学传承这一点上，杨栋不可谓不正宗。

《宋史》本传中也称赞他“栋之学本诸周、程氏，负海内重望。”在他与宋理宗的奏对中也以“正心修身之说”为主倡核心，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说乎？”栋对曰：“臣所学三十年，止此一说。用之事亲友用之治凋郡、察冤狱，至为简易。”按照他的说法杨栋俨然是一代理学名儒的作派。但是听其言而后观其行则知不然，就算是声负海内盛名的杨栋，言行也常难相一致，甚至还有陷忠义以死的人生污点。

二理学士人舆论下的分析

下面就以刘后村的几封信札为例，对真德秀入朝时候的士大夫舆论作简要分析。前文已经提到，就在新皇帝和史弥远故作姿态下诏褒扬宿儒，拔擢理学士人入朝，以作新时局的时候，真德秀等大儒似乎已经看到施展抱负的舞台，并将其视作一个理学士人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绝佳机会。

真德秀的问政书札内容今不得而知，但通过刘克庄对于真德秀问政信函的回复，我们可以窥知当时的理学士人群体，对于真德秀入朝实际上还存在很大争议，从刘克庄的话中我们可以感知当时绝大多数理学士人并不主张真德秀入朝。

官僚集团的措置与边患关系

一 对官僚集团边防政策的批评

目前我们可以确知的是，史氏家族对于南宋中后期历史影响既深且巨。他们在对外政策的执行上，为因应时局的变动，在所制定的内外政策和人事布局上，既存在很强的灵活性，也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家族继承性。正是由于有这样一层关系存在，士大夫清议对当时的史氏家族，特别是后来的史嵩之的一系列对外政策表现出非常抵触和愤慨的情绪也就可以理解了。

也因此可以说，理学士大夫群体对于史嵩之的批评，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是继承了之前对史弥远的批评而来。关于史嵩之性格和对外政策之采行与史弥远对外政策之关系，目前尚未见学界有专文分析，由于这不是本文要论述的重点，笔者在此只稍作简单分析，详细专论则只好俟诸来日。

二 理学士人批评态度形成原因

何忠礼教授曾经对南宋的赃吏猖獗原因进行过论述，认为思想道德上的苍白无力是重要原因之一，而道德沦丧理学家要担负很大责任。他举当时理学士大夫群体对史嵩之的态度为例，阐释理学官员的负面评价是对一般勤政的官僚的有力打击。并说“按理说有‘将才’之称的史嵩之，守边十余年政绩显著，为官也很廉洁，尤其是他力主联蒙灭金，为南宋报了百年之耻，理应受到表彰。可是因为他并非理学之徒，因此反而受到许多人的无端攻击。”何忠礼教授所言史嵩之“有将才”，其实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南宋后期的对蒙防卫，在贾似道开庆之役后所建立起的军事防卫体系之前，对蒙古的防卫，端赖史嵩之的苦心经营和维持，且贾似道对蒙防卫的构想中继承了不少史嵩之的军事思想和理念的，其所任用之人才也不少最初是由史嵩之识拔而来。根据前面这些内容论述，实际上大致可以看到史嵩之的负面形象生成，主要是由当时代表主流价值观的理学士人有意塑造而成的。

《宋史》作为研究宋史的主要材料，尤其是在南宋后期材料缺乏的情况下，势必更为晚宋史研究者所倚仗，但是由于这一文本存在较大价值偏转性，导致很多地方记载是错误失实的。在这里笔者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

理学士人的军政意见及实践

但是事有两面，士也有两面，事物所具备的多重面向就如人性之复杂程度一样，亦不可一概而论，而是应该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论。前揭陈亮指摘腐儒之论，叶寘就说应该辩证的来看待，他评价陈亮此语“其书快人意，其言亦略验。

后数十年言之，则所谓儒者才者固宜自量也。而必罪儒与才，未可也。且当时同父（陈亮）独欲用度外之士，不知果有以贤于二者否耶。”事实上，南宋朝廷还是有“知危亡而言”的朝臣和士人的，当时许多著名的理学士大夫，面对当时的情况也没有超然物外的一味谈玄说理，转向内在，而是在扎实推进学问体系的完备建设之余，一有机会就将社会理念落到实处并积极实践躬行，某种意义上而言，陆游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没有比身处当时环境的理学士人们体悟的更真切了。

一 徘徊学术与社会之间

若要了解并解释理学士人群体中所表现出的某些矛盾性，就有必要对理学，或者说道学的形成过程有所了解。需要明了的是，朱熹的学说也即朱子学（道学）的最终确立，是经历过与四个层次间的思想形态进行争夺主导权后形成的。

这四个层次思想界形态分别是佛道两教、儒学内部旧有的学风、道学兴起后内部的争夺以及朱熹在道学内部的争夺。了解了这几点，尤其是第四点朱熹道学内部自身存在竞夺斗争的一面，正如经土田健次郎研究所呈现的那样，朱熹自我标榜继承了二程的衣钵，事实上也不过是朱熹本人和他的弟子门人们刻意所营造出来的而已。

小岛毅对朱子学形成史过程中朱熹在道学内部斗争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阐释，并认为无论是其与以陆九渊为主的心学，还是与陈亮为代表的功利学派的争论，不过都是其确立学派过程中的策略性批判而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策略性的批判，并没有因为朱熹的去世而停止，而是继续往下延伸，由其追随者继续完成。所以他说“在朱熹殁后，其门人和私淑学者们为了扩大先师学说的影响，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继续进行了夺权斗争。

上述的真德秀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斗士。朱子学的霸权地位实际上就是在这些争论之后确立的，绝不是从一开始就占有霸权地位的。”这一深入揭示则对于我们理解南宋后期“后朱熹时代”的士人社会情况会大有帮助。

二 閫幕献策与边防意见

面对棘手的边防情势，许多理学士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军事防御主张，这一方面已经有学者做过总结性分析。由于此前的研究多从整体上进行论述，并未深入具体的剖析理学士人面对各个主要战区所提出的边防应对意见，更罕有对理学士人在三边防御中所实际展露的事功表现的分析。下文试着就这一方面作一些补充性研究。

例如，被朱熹门下弟子叶味道称为“吾党中第一人”的度正，自身本是蜀中合川人，熟稔蜀中形胜，对当时的蜀中边防形势也颇为关注。由于《宋史》度正本传的记载非常简略，使得我们对于度正的具体生平和任官情况所知有限。但是根据其《性善堂文稿》的具体内容，我们仍然可以对他的生平和交游情况有相当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