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朝请”是什么？朝见频率是多久一次？有何意义？

朝请概括地讲，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地朝见皇帝。诸侯王朝请自不待言，王子侯、公主朝请也有史实可证：元朔五年，东莞侯吉“有痼疾，不朝，废，国除”；元狩六年，建成侯拾“坐不朝，不敬，国除”。王子侯因“不朝”而国除，显然王子侯有朝请资格。

汉朝廷既然有针对公主朝见的礼仪规定，朝见皇帝自然也是公主的权利与义务。至于朝请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宗室朝请虽然涉及的人员不少，但见诸记载的具备统计分析条件的仅是诸侯王的定期朝请。

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西汉宗室诸侯王定期朝见时间应该在冬十月。高祖十一年二月诏书中曾明文规定“令诸侯王、列侯常以十月朝献”，这与《史记集解》所谓的“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请”之说法显然是不相符的。看来朝、请之别在西汉可能只停留在理论上，实际运用中应该没有那么严格。

史载“元朔五年秋，衡山王当朝，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除前却，约束反具。”衡山王在元朔五年要朝见天子，秋季启程，路过淮南，与淮南王会晤后，再去往京师，自然是赶冬十月的朝献时间。可见，时至武帝朝，冬十月的朝见日期并无改变，这当是西汉定期朝见的具体时间规定。东汉宗室诸侯王定期朝见时间与西汉不同，应该在春正月，个别有秋九月或春二月的记载。但不论何时，所谓“春朝秋请”的说法在东汉也未真正实践。

第二，关于朝见的时间间隔，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朝均有1年1次的情况，若将史料有漏载的可能性因素考虑进去，我们似乎可以认定西汉直至武帝时期朝见都应是1年1次。但事实并不如此整齐划一。除了高帝朝外，惠帝朝明显是二三年一次。文帝朝，结合代孝王刘参“五年一朝”、梁怀王刘揖“五年一朝”的记载看，4年1次应是当时常态。景帝朝基本处于1年1次或4年1次交替状态。

武帝朝，史载元鼎四年(前113年)，南越王“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三岁一朝”当是2年1次。既然说“比内诸侯”，一般都会认为下句说的就是内诸侯的情况。但就表格来看，元鼎四年前后，诸侯王朝见时间并无规律可循，2年1次仅一见。因此，笔者以为，南越王所言“比内诸侯”是希望朝廷比照内诸侯给予其朝请权，至于“三岁一朝”是南越王自己的要求。

神爵元年(前61年)，宣帝有感“军旅暴露，转输烦劳”而下诏“其令诸侯王、列侯、蛮夷王侯君长当朝二年者，皆毋朝。”这个“不朝”诏令到底维持了多久，史无明言。照诏书原文看，似乎只是神爵二年(前60年)当朝者而无需朝。但这以后，经元帝一朝，均未再见诸侯朝请之记载。这显然不是史书漏载的问题。

元帝时，淮阳宪王舅张博曾鼓动宪王“求朝”，宪王满怀感激地回信说：“乃者诏下，止诸侯朝者，寡人惨然不知所出。”显然宣帝“不朝”诏，元帝时期还在执行。直至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才又有诸王来朝之记载。而成帝朝可做统计的就是中山孝王兴于阳朔二年(前23年)、元延四年(前9年)的两次来朝，时间间隔为13年，正是元成之间人禇少孙所说“今汉之仪法……十余岁一至”。

由此可知，西汉诸侯王朝见间隔时间并未固定化而是呈递增趋势的。越往后，间隔时间越长，也就是说，西汉诸侯王朝见次数在逐渐减少。而东汉宗室诸侯王朝请时间，各朝情况不一。光武时期基本是3年1次，明帝时5年1次居多，章帝时2年或4年或6年1次，其余朝代无法统计。而据宋意言济南王康、中山王焉“比年朝见”看，明帝时1年1次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而且东汉诸王受封后一般也不立即就国，归国后来朝还可能“久留京师”。

由此看来，东汉诸王朝见间隔时间也无一定之规，视各代皇帝的个人喜恶而定。

两汉宗室诸侯王朝请时间、朝见频率大致如此。而王子侯的朝见时间、朝见频率在西汉与诸侯王应该是一致的。高祖诏令“十月朝献”既是针对诸侯王，也是针对通侯即列侯的。楚孝王嚣因有疾，皇帝特诏可携一子前来，但同时封此子为广戚侯。显然，王子侯随其父王前来朝请，需天子批准，人数虽有四侯之说，但具体情况还需天子定夺。这是其一。

其二，非封君是不能参加朝请的，楚孝王因有特殊情况，所以天子允许携子前来，但为不违反成例，只有先封其子为侯。这是西汉王子侯朝请的大致情况。至于东汉王子侯，除了被赐奉朝请、可以留在京师参加常朝外，其余似乎也是没有诏书不能朝请的。

章帝建初七年，“诏元寿兄弟与诸王倶朝京师”。元寿兄弟指广陵思王荆子，时为县侯和乡侯。章帝之所以下诏让他们随同诸王朝京师，是基于先帝对思王的“怜伤”之情。如果列侯按规定定期朝请，史书似不必特书此笔。至于公主的朝请，按我们前面的引文看，也是存在的，但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二朝请意义，朝请一词，是秦汉以来才出现的。在先秦时期，与其意义相近的是“朝聘”。大将军王凤曾针对东平王来朝求书一事，对成帝说：“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这段话表明汉代人眼里，朝请等同朝聘，“考文章”、“正法度”，当即朝请中两大要事。征之于史，此言不虚。

“考文章”，也就是天子通过朝请考察诸王的才能与品性。西汉诸侯王受封后一般即就国，与天子接触机会不多。天子要想直观地考察诸王的才能、品性，朝请当然是最佳选择。武帝时，河间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成帝时，中山王来朝，独从傅，天子问之“在何法令”，不能对；令诵《尚书》，又废；赐食，“后饱，起下，韈系解。”而与之同时入朝的定陶王对答如流。两王高下立现。

正常情况下，出于家族利益的考虑，汉天子会表达出对德才兼备者的赏识，以此促使低劣者上进，提高宗室子孙的整体素质。但专制皇权下，帝王的心态是扭曲的，明智如武帝者也无法逃脱这个窠臼。河间献王“辄对无穷”不但没有受到表彰，反而遭到武帝的“艴然难之”，专制皇权的自私性在这里达到了极致。

而在东汉，直接考察诸王的记载没有见到，但有第五伦作为淮阳国官属，随王朝京师而被“帝问以政事”之记载，显然东汉初对诸王的考察也是存在的，但着眼点有所转移。这应该与东汉建国伊始，诸王对王国的治权仅具象征意义有关，诸王没有实际的治国权力，当然其才能学识也就无足轻重了。

安帝时期，曾出现蝗灾。以诸侯试明经来消灾，这说明至少安帝时期是没有试诸侯以明经的要求，所以京房才会提出这个消灾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说，东汉诸王朝请中“考文章”一项绝不会如西汉正常时期那么重视。如此，我们也就知道东汉诸王权力确实是消失殆尽了。

“正法度”，也就是汉天子通过朝请对诸王以往行为或奖励或惩处。诸侯王远在京师之外，汉天子对其行为掌控不可能非常及时与到位，所以规定诸王定期朝请，对未朝期间的行径做一总结是自然的事。七国之乱前，楚王戊来朝，“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

七国之乱后，衡山王刘勃来朝，鉴于其在刘濞的叛乱中“坚守无二心”，而以之为“贞信”，作为褒奖，徙为济北王，迁离了原来的“卑湿”之地。这一奖一惩，显示的是西汉天子对诸侯王拥有监管权，也是西汉天子的威权所在。至于东汉，朝请过程中对诸王以往行径进行奖惩的事例，未得一见，倒是“赏赐优渥”。赏赐与奖励是两个概念，这表明东汉对待宗室的态度是以优遇为主，所以在朝请时多是歌舞升平、其乐融融的景象。

除了这两件要事外，宗室朝请还是家族聚会。天子可以通过这样的聚会，表达“亲亲”之义，优“亲尊者”。既然是家族聚会，宴会歌舞不可少，游猎驰射也常见。在这类场合下，汉天子与诸侯王是可以敞开胸扉，互述衷肠的。

显然，朝请在此成了联络天子与诸侯王感情的重要媒介，它不但可以巩固二者的关系，而且还可以修复二者关系，乃至阻止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吴王刘濞因太子一事称病不朝，文帝先是动怒，后来听从吴使者的建言，赐吴王几杖，许其不朝。吴王先前因文帝动怒而“为谋滋甚”，但见到文帝态度缓和，居然暂时放弃了谋反念头。看来，汉天子在诸王朝请上策略得当，竟能延缓一场战争。这可以说是朝请“亲亲之义”的最好注脚了。

综而观之，朝请对宗室封君而言既是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但由于西汉与东汉开国之初对待宗室政策的不同，而有所侧重。在西汉，高祖刘邦封宗室诸刘为王为侯，为使他们能够“藩卫”中央而给予相当大的权限，朝请自然就是中央要求诸王所尽的义务。所以西汉王侯不朝需经天子允许，不经允许而不朝请将导致免爵国除的严重后果。

而在东汉，由于光武建国伊始就着意防范宗室，王、侯受封后很少有立即就国的，而就国后是否参加定期朝会需天子恩赐。此时朝请对于诸王侯的意义明显不同于西汉，朝请不再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中央掌握着朝请的主动权，朝请是中央给予王侯的权利，也是中央给予王侯的荣誉。所以东汉诸王未见主官不朝的，倒见有“求朝”的如东平王苍；东汉王子侯未见主官不朝的，倒见有天子恩赐入朝的如前引广陵侯元寿及其乡侯三弟。

同是朝请，对宗室王侯而言是权利还是义务，表明的是他们截然不同的政治地位。西汉初王侯还可以“不朝请”表达自己的不满，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吴王濞是这样、功臣侯周昌、王陵也是这样，但到了武帝时期，前引建成侯刘拾、东莞侯刘吉居然因此而免爵，这就是七国之乱后，中央与王国、侯国力量对比发生实质性转变的结果。

而东汉王侯受封之始就没有对抗中央的资本，主观上的不朝请对于他们来说已没有实际意义，反倒是朝请才能给他们带来荣誉。天子无须以是否朝请来鉴别王侯忠心，反而可以“奉朝请”的荣誉拉拢宗室，宗室自然将能朝请看作皇帝对自己的恩赐而诚惶诚恐了。因此，我们说，即便从朝请上，我们也能看出两汉宗室封君政治地位的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