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国家律法是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是威慑犯罪最强有力的武器。

中国古代，人们被分为三六九等，社会地位不同，律法的适用上也不尽相同。

这一点在官吏犯罪上最为突出。

官吏作为国家行政的主要力量，上牵涉皇帝利益，下联结民生福祉，所以各朝各代对于官吏的限制尤为看重。

秦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官吏是统治者用以稳定国家，安抚民众的重要话事人。

而汉朝遵循沿用秦朝大部分律法和制度，但又不完全一致。

想要了解两个朝代之间的异同，从官吏犯罪惩治方法上便可探知一二。

谋反、欺君大罪怎样定刑

官吏犯罪与普通民众犯罪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二者涉及层面十分悬殊。

普通民众大多属个人犯罪，以杀人、盗窃、抢劫等居多，于国家安全、政权稳定上无伤大雅。

当然，某些朝代也爆发过农民起义的事件，但那毕竟是少数，在此可以忽略不计。

而官吏犯罪一般以谋反、渎职、贪污等罪行为主。

桩桩件件皆与国本挂钩，轻则损害吏治公信，重则颠覆政权，以致改朝换代。

其中，统治者最为忌惮的自然就是谋朝篡位这样的大罪，

历朝历代，皇帝对于臣下谋反的态度都是一样，即赶尽杀绝，绝不姑息。

在秦朝时期，一旦查实某位臣子有谋反行为，会被判处“具五刑”的惩罚。

我们最为熟悉的便是，秦朝李斯被赵高构陷“通匪谋反”。

根据《史记·李斯列传》：“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

由此可见，秦朝对于谋反罪行惩罚之重，不仅当事人遭受极刑，就连家人也被牵连其中。

汉朝承袭秦朝的律法制度，在谋反大罪上，两者的惩罚方式基本相同。

《二年律令》中有：“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世。”

在汉朝谋反的官吏同样会被腰斩，同时祸及族人，“弃市”基本等同于秦朝的“夷三族”。

两个朝代对于谋反唯一不同的是，汉朝取消了“具五刑”的惩罚，但是基本大同小异。

可见，秦汉两朝处理这种威胁国家安全的罪行都是重拳出击，杀伐果断。

还有一个相同点是，两个朝代在处理罪犯的时候，都有特定的法律程序，并非杀之了事。

而且两朝的司法程序大致相当，基本都是“首‘告’‘劾’，次‘讯’诘，又次‘诊’‘问’，再次‘鞫’‘审’，最后‘当之’”。

完成这样一套流程之后，如果案件还有疑问，那么还要继续上报有司，继续审理。

就秦朝来说，就算是在二世胡亥时期，朝廷法律日益混乱，超纲废弛，对李斯罪行的判决也是经过了层层的审判后，才最终定论。

除谋反大罪，欺君在秦汉时期也是一项重罪。

登上权利顶峰的人，坐享天下，对人间的眷恋自然比旁人多了三分，都渴求长生不老。

这也就给了许多有心人可乘之机。

以秦始皇为最，当时有很多方士欺骗嬴政，称蓬莱仙山之上有神仙居住，而且手握长生药。

他们愿为陛下效劳，将长生之药取回来。

秦始皇听信方士之言，赏赐其金钱地位。

但是结果无一例外，都落得个财药两空的结局。

而这些胆敢欺君的方士最终的下场，从坑儒中便可知一二。

实际上，著名的“焚书坑儒”坑杀的大多都是欺君罔上的方士，并非全是读书人。

秦始皇

汉朝汉武帝时期，也出现了同样的谎言。

《史记·孝武本纪》中有一个叫做栾大的人，对汉武帝道：“臣尝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

汉武帝听了栾大的言论，便封他为五利将军，命令其到海上寻求长生仙药。

不过栾大的谎言没过多久便被汉武帝识破了。

《汉书》记载元鼎五年：“乐通侯栾大坐诬罔要（腰）斩。”

可见汉朝初期对于欺瞒皇帝的罪行的惩罚也是极重的，与秦朝基本一致。

到了东汉时期，欺君之罪的惩罚才开始逐渐减轻。

《后汉书》记载汉灵帝熙平二年：“沛相师迁坐诬国王，下狱死。”

虽然还是被处以极刑，但是至少死法，比起腰斩要轻的多。

由此可见，各个朝代的量刑标准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动着。

不过，古代官吏犯谋反和欺君大罪的还是少数，比较常见的犯罪是渎职。

擅自为之恐是大罪

渎职，指的是官吏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危害政治生态的不法行为。

首当其冲的便是“擅权”。

官吏手中的所有权力都是国家和皇帝赋予的，行使权力的时也须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不得越权。

秦律规定：“同官而各有主也，各坐其所主。”

无独有偶，汉律也有类似的条文：“官各有辨，非其官事勿敢为，非所听勿敢听。”

皇帝作为古代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官吏的任免也都必须要经过皇帝的审核和同意。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官员擅自越权的惩罚：“所不当除而敢先见事，及相听以遣之，以律论之。”

秦朝经过商鞅变法，法家思想深入人心，也被历代统治者所沿用。

也正因如此，秦朝讲究万事都有法可依，并以法为准绳。

汉朝则是不然。对于官员擅权一事，虽然也有相应的法律，但在实际中，其处置结果更多还是依照皇帝意愿决定刑罚标准，并不完全依法行事。

比如《后汉书》记载：东汉名臣韩棱没有经过皇帝允许，擅自行使了郡守的职务。按照汉朝律法，韩棱应该被判处禁锢。汉显宗却念其铲除窦式一族之功，便没有依照律法惩处他，而是下诏赦免了韩棱。

这便是秦汉之间关于“擅权”之罪的差异所在了。

秦朝重视律法，凡事以法为先，皇帝虽然是王朝的最高话事人，但是也很少做罔顾律法的决定。

汉朝则重皇权轻法律，皇帝可以随意赦免任何犯罪的官吏，这就对律法权威造成了一定的削弱，并不利于国家构建清明的政治生态。

除了对罪吏从严处置的原则外，赋予为官者特权，是封建律法的区别待人的重要体现。

而这些特权这也正是人们争先恐后进入仕途的目的之一。

特权与为官者的微妙关系

以官吏角度来说，秦朝官吏的特权主要表现在赋税和徭役的减免。

在秦朝为官，可以减免上交的赋税和免招徭役。

除了为官者本人可以享用这样的特权，其族中子弟也同样适用。

而在汉朝，官吏可以通过掌握的政治优势，通过特权进行不平等的交易。

比如汉初时期，丞相萧何便倚仗手中的权势“强贱买民田宅数千人”。

此外，汉朝官吏的特权，还体现在其死后，国家的优待之中。

普通人去世，家人为其举行简单的葬礼，邀请亲人吊唁就可以结束了。

穷苦人家可能连葬礼都无法举行，卷个草席就地埋葬，也就草草了事了。

而汉朝对于那些功勋显著的官吏的丧事极为看重。

为了彰显他们生前的地位和功劳，皇帝都会追赐这些官员封号，并为其举办隆重的送葬仪式。

以封狼居胥的霍去病为例。他逝世之后：“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谥之并武与广地曰景桓侯。”

由霍去病的葬礼规格和谥号来看，汉朝对于有功之臣是绝不吝啬的。

而这种情况秦朝虽然也有，但远没有汉朝隆重。

关于官吏的特权，秦汉两朝相比之下，汉朝表现的更为丰厚一些。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秦朝刚刚一统，各种制度还没有完善确定。

而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并加以修改和完善，相应的官员福利自然要比秦朝丰富完备的多。

结语：

官吏作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主要动力，其本身便具有影响社会发展和民生的重要地位。

官吏犯罪远比普通人犯罪影响深远。

轻者扰乱政治清明，破坏国家法制，造成不良影响。

重者，像赵高、秦桧之属祸国殃民，导致民不聊生，甚至国破家亡。

制定完备切实可行的法治制度是制止官吏犯罪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现代社会官吏渎职、贪污的行为仍然存在，随着以法治国政策的不断推行和实施，相信未来一定会是海晏河清。

参考文献：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睡虎地秦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