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之洞的早年经历

（一）成长经历与学术背景

张之洞出身于世称“东门张”的直隶南皮张氏，家族人才辈出，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明清两朝共出甲科进士21人”。其父张瑛长期任职于贵州，不仅为官清廉、颇有政绩，而且治学严谨。学术兼宗汉、宋，于两汉经师、国朝经学诸大师，及宋明诸大儒，皆所宗仰信从”。张之洞天资聪慧，早早就展现出学术上过人的才华，“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张之洞凭借其“典雅的书法和撰写八股文的技艺”，很快就考取功名，踏上仕途时人李慈铭评价道，“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张香涛”。

由此可见，张之洞是一位成长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精英，他是儒家正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丁韪良认为，这类出身科举正途的文官，“都是千里挑一或万里挑一的精英。他们才思敏捷，是本国文化的精华”。他出生仕宦之家，功名早达，有建功立业、匡扶社稷的远大志向。1860年，张之洞所作叙辈诗中有云，“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津为世用。明道守如珍”。该诗不仅强调了儒家忠君爱国的精神，也提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这将是张之洞将来“固本”思想和“通变”意识的来源。

（二）词臣学使与清流健将

1863年，张之洞经世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此后近20年间，张之洞除了短期赴浙江、湖北、四川等地出任学政、考官，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京城供职于翰苑。同光年间，国家正逢多事之秋。当时一批主要供职于中央政府机构的文官，“喜言国是、弹劾大僚”，居然形成一股风气。“往者词臣率雍容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崛起,纠谈时政,号为清流”。清流派大力抨击当时重功利而不不重气节、论才能而不论人品的风气，“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张之洞虽只是一介词章小儒，官位不高，但他不惧权贵，敢于直言进谏，积极上书论证，“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

张之洞频繁对朝廷的内政外交问题发表意见，往往言词犀利、紧贴时事热点，同时又能体察上意，并不迂腐死板。张之洞遂能“以谏书为捷径”，在清议群臣中脱颖而出，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面对内忧外患，清流派坚持以儒家义理来思考问题，“他们秉承尊王攘夷的古训,主张对外抵御入侵,对内整饬纲纪,力图用传统的治国理念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清流时期的张之洞，作为朝廷礼制之首、馆生士人之表率，思考外交问题是从他自小钻研的经传、史策等传统儒家知识出发的，讲究的是度德量力、远交近攻。

“从古来诸国角立之世，大率须审邻国之治乱强弱，于我之远近缓急，分别应之……”面对西方各国的到来，缺乏实政的经验张之洞表现出了极大的抗拒与排斥。“有洋官则有洋商，有洋商则有洋兵。初则夺我事权，既则反客为主，驯至彼有官而我无官，彼有兵而我无兵”。辜鸿铭认为张之洞本质上是一个儒臣，三公论道，醉心于教化问题。“张文襄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

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任职词臣学使期间并没有盲目否定洋务派的活动。虽然此时张之洞对洋务并不了解，也并不主张学习西方，“堂堂中国自有干城心腹，岂待学步他人，别求新法”。张之洞固然不时批评洋务派耗费太多而收效甚微，“但是,他不像一般清流党人那样,以不谈洋务为高，把讲求西学者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而且常以‘体用’这対范畴規范中华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彼此关系”。由此可见，张之洞虽然自幼被教导要效忠君王、固守传统，但他并不是缺乏求变意识的保守的士大夫。

二、基督宗教大规模入华传教与民教冲突频发

基督宗教来华传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虽然历史悠久，但唐、明、清三代几经禁绝，直至晚清时期才真正开始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鸦片战争后，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传教士亦紧随外国士兵的脚步，再度进入中国传教。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基督教迅速扩展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由于更多城市的开放，传教士有了更多的居住地，并且传教士有可能把传教活动扩展至周边的乡村。……传教士通常发现了，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城镇也能够定居，能够购买财产。……诸条约不仅把传教士而且把中国基督徒都置于外国列强的庇护之下。这使得皈依者有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并且使得教会的数量与日俱增”。

清廷的对来华基督教的态度，从禁绝逐步走向宽容和保护。基督教传教士成为真正的特权人士。“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各地不仅畅通无阻，还能租买田地、建造房屋，乃至观审民教纠纷案件、干预判决”。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不仅限于传教，他们还经常干涉司法，“介入到中国的涉外法律事务中,成为促使中国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一个因素”。传教士在中国拥有很高地位，“迳用公文达之巡抚,藩臬以下等官,具有不屑与言之意”。

总之，传教士“竭力在中国传播他们的宗教并将它置于统治地位”，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感。按照费正清的理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西方列强势力的入侵。“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在华势力是造成这一切现象的原因。各国驻华公使有坚船利炮为后盾，主要的职责就是确保条约得到执行以及巩固本国政府的在华权益。享受治外法权的西方国家并未取代、而是加入到了满清的统治阶级阵营”。“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即承认‘化外’的‘四夷’乃至同入侵边境的‘蛮夷’领袖合作进行统治。

中国政府在海关等地方雇用外国管理人员和顾问,同时却不改变自身的特性，这样中国在同西方的接触中立刻就遇到了种种问题”。在现实中，基督教冲击了中国传统等级制度，侵犯了地方各级政府行政主权。传教士依仗外国公使所代表的强权，形成了一个由基督宗教组织人士和西方外交人员组成的凌驾于中国官府之上的系统。“凡与教务有关之事,教士总是夸大其辞,以危言诉诸领事、公使。而一经公使照会,总署无不立饬催办或査复,地方官稍有不慎,即遭处分，轻者申斥、记过,重则降调、撤职”。

基督教传教士试图通过蔑视官长，僭越礼节，与中国官府分庭抗礼，“辄与大吏抗衡,且乘坐绿舆,仪从喧耀”。除此以外，来华基督教还打击了地方士绅的威望与影响力。“教堂霸占土地，招佃耕种，损及了绅士赖以生存和发财的根基；教士把治外法权推及教民身上,削弱了绅士对宗族和民众的控制；教士又通过多经常举办慈善事业与绅士争夺人心,通过兴办新式文化教育,影响绅士现有的社会地位和科举仕途的畅通”。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传教与通商等均是外国人侵略中国的手段。“洋人之到中华,……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用渐夺华人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阳托修和,阴存觊觎,互相联络,恃其富强,致华人谋生之计日穷,而教民交涉之案迭起,其中煽害,倍甚通商”。来华传教士依仗西方各国的武力和外交优势，不断扩展基督教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除了海关官员之外，在中国会说汉语的洋人只有传教士了”。

在实际的社会中，中国平民与基督教会势力（传教士、教民）之间存在着利益纷争。传教士“他们往往依仗强权,盛气凌人,意视乃至侮辱不与他们配合的中国官绅商民,同时又不问良莠,来者不拒,甚至为炫耀教会的强势,招徕更多的人入教,包庇纵容一些行为不端的教徒仗势欺人。于是各地教徒习称‘教民’者与不信教者之间,时常发生矛盾对立,……并往往因此演变为当地官绅商民与外国教会势力之间的冲突,即所谓‘民教冲突’,或称之为‘教案’”。

即使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传教士也是“以一种相当令人反感的方式侵入中国的”。来华传教士们大多对异质文化抱有殖民者式的傲慢态度和优越姿态，他们试图攻击中国传统文化并迫使民众放弃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冲击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思想与道德规范。“传教士们努力发现了儒家思想中的许多缺点,并且希望能够像对其他宗教一样对它进行攻击、诋毁。

总之，鸦片战争后，西方基督教各教派的传教士蜂拥而至，在华传教士的活动范围于19世纪的最后四十年由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扩展到内地。“他们的到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经济秩序、宗教习俗、伦理道德，触犯了清政府和绅民的利益，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引发了连绵不断的教案”。教案所折射的中西文化矛盾和民教冲突问题，教案所招致的外国干涉和对教会、教民的赔偿问题，都说明基督教会已经成为影响晚清历史走向的一股重要力量，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张之洞作为中国近代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他的宦海浮沉也与基督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