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流传奇人物：物流界的斗士“南北二刘”——刘和平和刘建新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颁布前的修法史，就是一部民营快递企业的命运抗争史。刘和平和刘建新，一南一北，为改变民快递企业命运鼓与呼，被业内尊称为“南北二刘”。

刘和平，在上海振臂一呼，代表快递企业仗义执言；刘建新，守尽责，带领快递代表北京陈情。

“二刘”的并称，最先出于邮政之口。2009年新《邮政法》出台前几年的博弈中，上海东方万邦快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和平和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国际快递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刘建新，因多次“炮轰”《邮政法》修订稿中划定的邮政专营范围，成为被邮政重点关注的“二刘”。

2002年，随着邮政开始对快递猛烈打压，刘和平走上了漫长的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之路。刘和平不想“出名”，至少不想以这种近乎赤膊相争的方式出名。但他始终放不下，因为他对行业满怀希望，况且还有十多万兄弟靠快递吃饭。

刘和平是一支“好笔”，这与他过去插过队、在学校和机关工作过有关。于是，他在管理着快递公司的同时，花大量时间给政府相关部门写信。一件件十几页厚的“意见书”不断从上海寄出，到上海市政府，到信息产业部，到国家邮政局。

“上书”韩正的行动是刘和平和陈德军发起的，信件内容由刘和平起草。“我们一定要联名写信，联合快递企业，联系新华社。”刘和平一向语速很快，加上他喜欢出头，这给陈德军的印象很深。彼时，51岁的刘和平已经因为慢性肾炎只能上半天班。

《邮政法》修订稿第七稿出炉(2016年1月)，民营快递企业如坐针毡，尤其以快递发展最快的上海企业为甚。春节刚过，刘和平和上海7家快递公司的老总(陈德军、腾云、赖梅松、喻渭蛟、詹际盛、徐建荣、陆雄、徐建国、徐勇)一商量，决定共同前往北京，刘和平还聘请了他的好朋友法律顾问彭旨平律师，一行人探讨成立“上海民营快递协会”的可行性。在北京拜访各部门的过程中，刘和平不停地记笔记，到后来积攒了几百页的会议记录。

在北京，“二刘”相遇。

与刘和平一样，刘建新曾经也是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云南、山西都曾经留下他青春的足迹。他能把中南海的水带到云南，让农场的领导激动万分，连夜开着汽灯欢迎他的到来。从云南到山西“转插”，刘建新借着自费“红色旅游”的机会，到南昌、上海、武汉等地，开启了20多天的红色之旅。在山西襄汾，几十万知识青年高考，极低的概率下，刘建新考上了山西大学，并且在毕业后顺利回到了北京，进了外经贸部工作，在经贸学校有着10年的讲学经历，后凭着自己的才华成为“外运一支笔”。

刘建新对小岗村的改革深有感触，8年的农民经历，让他深深体会到吃不饱肚子是一种什么感受。多年后，等回过头来给曾经插过队的村子写村史的时候，他写得泪流满面。同样，他把这份感情也用在了源自农村、与命运抗争的民营快递企业身上。

刘建新因为有长期文字工作的积累，所以对参与的每件事都会详细记录，不但记笔记，经手的关键文件、会议资料、媒体报道文章都悉心收藏。在刘和平组织的11人来北京之前，他已经以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的名义对政体制改革和《邮政法》的修订提出了旗帜鲜明的观点：2002年，对“快递风波”的总结；2003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等三大协会就《邮政法》修订稿上书全国人大；2005年，在《国际商报》发表《实践是检验邮改成效的标准》；2006年，在《北京青年报》发表《促进竞争和规范竞争是邮政改革的方向》。2003年到2006年，刘建新5次参加国务院法制办召开的《邮政法》修订座谈会，建言献策。

刘和平等11人到北京时，经常来往于各相关部门的刘建新自然就成了大家的“向导”。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在到各个部门进行座谈的间，11人分成多个“小队”。每一份反映民营快递现状和对《邮政法》修订意见的资料都要盖上十几个章，再复印几十份，由各小队分头送往相关部门。媒体适时发布他们与政府部门通的最新进展，也对修法进程进行关注，尤其是上海和北京两地的媒体都紧盯11人的动向。

民营快递企业赴京陈情，将零散的民营力量集结起来，出人意料地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在其影响下，《邮政法》的修改沿着时代发展的脉络一路向前。

南北“二刘”，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轨道上，留下自己特定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