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春：艺术现象中的道与文

对于艺术现象而言，华美或者质朴的形式都有其合理性，但它们都不能极端化。正如过度的质朴是一种缺陷一样，过度的华美也是一种病态。当文成为文过饰非的时候，它就只是成为了伪装和假象了。

■ 文| 彭富春

艺术不论是作为技艺的活动，还是作为欲望的活动，都和大道或者智慧相关。如果说艺术是智慧的艺术的话，那么艺术自身是如何显现智慧的呢？

道或者智慧是一种特别的知识，也就是关于人的规定的知识。它指出了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虚无的；同时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作为如此，它已经将自身言说出来，并表现为各种历史的语言形态。虽然道或者智慧在本源上是语言性的，并且作为纯粹语言，但它并不是孤独地居住于自身，而是与人的生活世界发生各种关联，并与欲望和技术一起游戏。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道就不只是作为言说的道，而也是道路。于是，那些生活在世界中的人们可以在这条道路上行走。

然而道自身包括了一个本原性的悖论。一方面道不是言，另一方面道不离言。这导致道自身被理解为非语言性的，甚至是超语言性的，并使道和言之间始终充满了激烈的争论。在中西的历史上，道自身一直被等同于自然之道和上帝之道。但自然是沉默的，天何言哉？同样上帝也不言说，而只是暗示。因此，作为自然和上帝的道是神秘的、不可思议和不可言说的。于是，道自身在历史的语言中有着不明晰、不确定的意义，并相应地变得十分复杂和歧义。

如果道自身是完全遮蔽而不显现的话，那么它就不是存在的而是虚无的。因此，虽然这种非语言性的道是自身遮蔽的，但它也将自身显示出来。道自身正是在它的显现之中而表明自身同时也是遮蔽的。只要自身遮蔽的道去显现的话，那么它便与文建立了内在的联系。

文的本意指痕迹、纹理，迹象等。最广义的文是道的显现的迹象。对于中国的自然之道来说，最大的文就是天地之文。它们是天上的日月和地上的山川。由此便有天文、地文和人文之说。作为文的一种形态，文字具有突出的意义，这在于它是道自身最明确的显现。所谓的经文是圣人们的写下的文字。圣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特别的人。他位于天地与人之间，努力地体悟天地之道并将它传达给人。经文就是圣人写下的天地之道，并成为了引导人前行的道路。与此不同，西方的上帝之道自亘古以来就一直存在，但却遮蔽着自身。它只是显现为天上的闪电和地上的烈火以及那些先知们的灵感。到基督降生的时候，上帝才实现了道成肉身。于是，上帝之道成了基督之道，也就是基督所言说的话语。它构成了《新约全书》的根本，并使之成为了神圣的书本，即圣经。由此也可以看出，一切超语言的道也必须将自身显明为语言形态的。

与这些广义的文不同，文学艺术的文具有特别的意义。作为文艺的文当然属于人文，但它只是一种技能。因此，它不是道，而是术、技和法。同时，它不仅表现道，而且表现欲。因为文学艺术毕竟与道相关，所以当与生活世界中的日常行为和一般活动相较时，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但同时文学艺术又不是道自身，所以与对于道的认识（经学）和实践（经国济世）相比，它又只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扬雄）。至于文艺自身，它也不是同一的，而是差异的。语言的艺术是文学和文章，而非语言的艺术则往往只是匠人和艺人的活动。因此，语言的艺术在文艺中占有优越的地位。

除了上述两种主要的意义之外，文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即文采。它指艺术形式的华美，而区分于质朴。对于艺术现象而言，华美或者质朴的形式都有其合理性，但它们都不能极端化。正如过度的质朴是一种缺陷一样，过度的华美也是一种病态。当文成为文过饰非的时候，它就只是成为了伪装和假象了。#大道哲学#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选自《美学原理》，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