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浅浅赵丽华的诗大众不接受，艾青汪国真的诗广为流传，为什么？

纵观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类不同的诗人，一类是“为自己的”诗人，另一类是“为人民大众的”诗人。不同的的诗人，接受不同的文艺思想，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写出不同的作品，产生不同的影响力。

贾浅浅、赵丽华属于“为自已的”诗人，她们接受的是西方的文艺思想，采用的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因此，她们写出的作品往往表现出反传统，反理性，突出自我感觉，自我表现的特征。贾浅浅的作品多是“自我感觉”“自我表现”，有的甚至画面丑陋，语言粗俗，《真香啊》《朗朗》《我的娘》《日记独白》等诗，就是这样的作品。赵丽华的诗，也多是自我感觉，自我表现的作品，如《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我坚决不能容忍》等诗，就是这样的作品。“为自已的”的作品只能在其小圈子里相互传递，自我欣赏，人民大众是不会喜欢这样的作品的，正如赵丽华自己所说的，即使她“用心良苦、喋喋不休、苦口婆心”，人民大众还是不明白不接受。

贾浅浅赵丽华的诗大众不接受，不是大众诗歌审美落后，而是因为她们的创作思想落后。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产物的“现代主义”和作为资本主义后工业化社会产物的“后现代主义”才是她们创作的指导思想，西方的现代诗才是她们的标准和榜样。她们丢掉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也丢掉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因此才会提出，中国大众的诗歌审美比西方落后100年。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提到，“如果写鼻涕、大便、毛毛虫之类，不仅是晦气的，简直是绝对不可能的，简直是人类不耻的行为。所以古今5000年文明史上，还没有什么人专门写大便毛毛虫之类的作家，因为文学不论从哪个方面讲，最终目的都是劝善的，都是给人以美好的。” 鲁迅所说的“劝善的”“给人以美好的”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劝善的”是从道德的角度讲，“给人以美好的”是从审美的角度讲。

“汉上痴生”在微头条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指出，文学的使命，应该是 “文以载道”，“为世道人心者劝”。我们在《红楼梦》开篇就可以看到，那块幻形入世遍历悲欢离合的石头，想让空空道人将他的传奇故事流传人间，二人有段对话，石头说的是：“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都不如他这个传奇故事。空空道人又看了一遍，觉得这个故事有益于世道人心，“实非别书之可比”，才答应了他。

上述提到的贾浅浅赵丽华的一些作品，既不是“劝善的”，也不是“给人以美好的”，其中有的甚至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到恶心，这样的作品，无论作者怎么“用心良苦、喋喋不休、苦口婆心”，人民大众是不会接受的。。虽然说，文学作品也可描写生活中的一些肮脏丑陋的事物，但作者所表达的是对肮脏丑陋事物的厌恶之情，而不是像贾浅浅那样，对丑陋的事物表达的是一种赞美之情。

艾青、汪国真等现代诗人，属于“为人民大众的”诗人，他们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采用的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的作品能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表达人民大众的情感，画面优美，语言高雅，因此，他们的作品能在人民大众中广为流传。

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方针，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度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艾青(1910年3月27日-1996年5月5日)， 出生于浙江金华。艾青逝世20周年时，浙江在线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题目为“艾青在延安的岁月”，文中称艾青为“人民诗人”。艾青的代表作有《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向太阳》《下雪的早晨》等，其中，《大堰河——我的保姆》被选入人教版语文课本，《下雪的早晨》被选入北师大版小学语文课本。1942年5月，艾青被邀请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1943年春天，艾青随骆驼队去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采风。5月初，艾青应邀参加了西北文委召开的文化下乡经验交流会，在会上热情地介绍了自己学习工农兵，转变思想感情的经验。抗战胜利后，艾青被安排担任“华北文艺工作团”团长，去张家口一带活动。当艾青风尘仆仆来到黄河岸边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要和山告别了。山是那么单调、苦涩，山里的居民是那么贫穷。但山是伟大的，山里的居民是伟大的，山和它的居民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就是那千万险峻的山峰，波浪汹涌似的岗峦，成了我们军事力量的摇篮，不驯服的山，培养了不驯服的人民。”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在延安的生活体验，使艾青的思想情感和边区的人民融合在一块。

汪国真， 1956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1990年，出版了《年轻的潮》《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等诗集，那一年汪国真红遍大江南北。 北京零点调查公司1997年7月对“人们所欣赏的当代中国诗人”调查结果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诗人中，他名列第一。他的诗集发行量创有新诗以来诗集发行量之最。有人统计过，当时的大学和中学70%以上的学生知道并读过他的诗，41%的学生能背诵他的2-3首诗。为此，有人在诗评中说，“汪国真可算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国民诗人’”。人们对汪国真诗歌的评价是：主题积极向上、昂扬而又超脱；在表达方式上，采用明白畅晓的语言表达人生哲理。2014年11月20日，汪国真接受了河南大学报的专访。汪国真说，评价一首诗好或者不好，有没有价值，只能说凡是能够经得住时间和读者考验的才是精华。汪国真介绍了自己的创作背景：大概是30岁的时候，创作了许多励志的诗，当时自己的事业还没有成功，感情上的也没有着落，写这些诗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激励自己的。当时很多人有和我相同的境遇，相同的想法，所以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汪国真还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他对记者说，最重要的是要深入生活，不能闭门造车，要“从生活出发而又高于生活”。有人告诉他，校园恋人分手，不止一次用到《请你原谅》《给我一个微笑就够了》，汪国真说，这样的诗确实是为他们创作的。汪国真还提出，要借鉴中国古典诗词中，通俗易懂引发共鸣的语句经得起品味的创作规律，并借助音乐的形式以诗言志。从汪国真接受采访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遵循的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他既注重深入现实生活，也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因此他的作品能广为流传，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所喜闻乐见。

这次对浅浅诗的争议，也牵连到《诗刋》的某些编辑和大学的某些教师。从暴露出来的一些材料看，的确有人相互吹捧，相互利用，形成一个小圈子。圈子外的人即使写出了“为人民大众的”好作品，也很难进入这个圈子，很难在《诗刊》上发表，而圈子里的人由于种种的关系，即使写出的是“为自己的”作品，是给世道人心带来负面影响的作品，是缺乏审美价值的作品，照样可以在《诗刊》上发表，人民大众对这一点是痛恨的。《诗刊》的编辑和大学相关专业的老师，在选择刋登作品时，或者在课堂上推荐介绍中国的现代诗时，都应该考虑：作品是“为自己的”，还是“为人民大众的”；作品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品让人产生的是愉悦之情还是厌恶之情。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对占据国家文化阵地和教育阵地的人员应加强监管，对违反相关规定，或者利用国家的资源谋取私利的人应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