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贯通中西文明的通道 传承华夏文脉的圣地 （下）

留存华夏文明的河西走廊

中原发生了“永嘉之乱”，而河西走廊因为地处偏远没有受到太多冲击。在当时的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秦中川，血没腕，唯有凉州（武威）倚柱观。”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作为相对安定、平静的所在，大量人口迁徙至此。尤其洛阳以西及关中等地，投奔河西走廊的人更是络 绎不绝。甘肃秦安人郭荷一路西行，除了追随他的弟子之外，还有极为珍贵的、数代家传的经史典籍。郭荷来到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的马蹄山和山下的临松薤谷一带。在那个群雄逐鹿的年代，中原王朝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 改变，混乱与杀戮已经无法避免。重峦叠嶂，松涛起伏，山顶常年白雪皑皑，山下四季流水潺潺 的临松薤谷，对于专心治学 的人来说，马蹄山和临松薤谷是个可以潜心修行的地方。郭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还有众多和郭荷一样西迁的家族在河西走廊扎下根脉，不再东返。他们成为当地著名的大姓，史称“河西望族”。

郭荷的声望渐渐引起了士林们的注意，年轻的学子纷纷慕名而来，郭瑀等人成为郭荷的弟子，开馆讲学，传授汉学。敦煌效谷人宋纤也在酒泉南山中刻苦钻研儒家经典，开始讲学传道，弘扬中华儒家文化，教授的学生多达三千余人，规模堪比孔子。汉朝覆灭之后，中原的动荡与杀戮使得汉学、儒学遭受了重大打击。但河西儒学却独树一帜，异常繁荣。武威的文庙是仅次子山东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的全国第三大孔庙建筑群，相传最早建于前凉时期，是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传播繁衍的印证。郭瑀在河西走廊张掖一带的临松薤谷远离世间的纷争，他把郭荷传授给自己的思想融会贯通，写下了《春秋墨说》和《孝经错纬》，为后世汉学留下根脉，尊儒重教的文风在河西走廊延绵不断。郭瑀门下不断有弟子慕名求学，郭瑀传承了老师郭荷的做法，在这清幽的山谷中向弟子们传道、授业、解惑，尽自己所学，让他们明白儒家思想的真谛。学习之余，他还带领门下弟子在马蹄山开凿石窟。

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片原本只为安身而建的石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将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造像圣地——马蹄寺石窟群，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河西走廊上儒家与佛教两大文明交汇的见证。376年。前秦国君主苻坚西征前凉，河西走廊归于前秦统治。为了完善前秦国的礼仪制度，崇尚儒学的苻坚让当地太守选派300名河西子弟拜在郭 瑀门下，求学礼制，传播圣人的思想。酒泉的祁嘉、马岌，武威的段承根、 阴仲达，金城的宗钦、赵柔等一大批儒学大家也纷纷开馆收徒。河西民间 教育如雨后春笋，求学之风蔚然而起。郭瑀门下聚集了上千弟子。

“五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400年，时任敦煌太守的李暠在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建立了西凉政权。沿袭了汉晋以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兴办教育，倡导儒学，甚至亲自策问士人，量才授官。西凉时期昌盛的文治之风，在当时纷纷建立的政权中是独树一帜的。

文教事业的发展，不仅保留了中原传统汉学儒家文化，也造就了大批著名学者。身为君主的李暠亲自拜访、礼贤下士，更是让郭瑀的得意门生刘昞为之感动。这是自己的师长郭瑀与祖师郭荷未曾拥有的待遇，后来刘昞出任西凉主管文教的“儒林祭酒”，北凉建立后，又继续从事著述与教学工作。他以孔子所言“朝闻道，夕死可矣”来鼓励自己，昼夜苦读，大量饱览当时中原世族避难河西时所带来的珍贵文献典章，并为之作注。他一生著述不下120卷，是五凉时期学术著述最多的学者。此时的河西走廊，继续着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并形成了与中原地区相对应的地域文化系统。成就突出的，不仅是学术，还有以散文、诗歌、辞赋为主的“五凉文学”。北凉后期，河西地区向东晋朝廷进献了154卷典籍。《宋书》记载，其中有失传已久的西晋以前的古籍，也有刘昞等河西本土学者的著作。

十六国时期在中原和江南已经失传的魏晋时期名著《人物志》，就是由刘昞为其作注而在河西走廊保存下来，并得以传回中原和江南。尽管河西地区政权更替频繁，但战乱造成的破坏相对较小。而历代统治者皆注重文化教育，使得中原、河西两大士人群体云集河西走廊。以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为代表的河西学者，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风云际会的丰富世界。在那个 天下分崩、豪杰并起的混乱年代，他们不仅见证了河西五凉政权的百年风云，更牢牢坚守着一份属于学者的灵魂净土与儒学传承的使命。他们开办规模浩大的私学，与政府官学相辅相成，教育与著述并重，造就了五凉时期河西儒学昌盛的景象。

河西走廊因此成为中国北方的儒学文化中心，为乱世中的中原汉学文化保留下了根脉。439年，鲜卑族拓跋氏率领的北魏军队兵临武威城下，北凉灭亡。河西地区长达140年的割据态势就此结束。这是中国北方地区自西晋末期中原分崩之后首次迎来的大统一。北魏拓跋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为赢得广泛的支持，开始推行汉化政策。作为汉文化的正统思想，以及中国诸子百家学说中最具有治国安邦特色的学说，儒学受到了格外的推崇。

河西文化走向中华大地

为了加强学习汉文化与制度，北魏政权进占河西走廊之后，立刻着手将河西走廊的世家大族与工匠三万户迁徙到北魏首都平城（今天山西大同）。在这次大规模的东迁中，包括刘昞的学生在内，几乎全部的河西学者都被 迁往中原，自汉延续至今的河西文化及学术亦随之东渐。

为了建立统治秩序，北魏政权迫切需要礼仪律令的制定和完善，这些熟悉汉代儒家礼仪律令之学的河西学者得到了北魏政权的礼遇和重用。他们大兴儒风，振兴礼乐，积极参与了北魏鲜卑政权的文化转型和政治改革。此后的隋唐承袭了 北朝的政权系统，以强盛之势统一南北，开创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河西文化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并列，成为隋唐文化的渊源。两千年之后，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针对河西文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 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之混合之 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

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这是河西走廊对于中原王朝的回馈，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北魏东迁时制定的政策是年逾七十以上的长者可以获准不必东迁。而河西走廊的百年风云，已被刘昞记录在十卷本的《敦煌实录》与十卷本的《凉书》中。这位后来被北魏孝文帝誉为“德冠前世，蔚为儒宗”的河西大儒最终选择了魂归临松薤谷。后人理应感激中国辽阔的西部，西部的河西走廊这样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纷乱颠簸的命运将中原文明、中原文化引向这里，留下根脉，生根发芽，逐渐成长，河西走廊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圣地。

今天从兰州出发，越过黄土高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与河西走廊东 端分界的乌鞘岭，便正式进入河西走廊。自东南往西北，河西走廊依次经 过东段的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嘉峪关、瓜州（安西）、沙州（敦煌），一直延伸到玉门关附近。

繁荣昌盛的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居住着近50个民族。以汉族为主，主要在绿洲上从事农业生产。藏族、裕固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则从事畜牧业，构建成民族大融合，大团结大繁荣的局面。河西走廊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名胜古迹灿若星河。敦煌遗书、居延汉简等都与河西走 廊有关；中国唯一旅游标志“马踏飞燕 ”，就是从武威出土的，河西走廊的文物品类极其丰富，艺术成就很高，文物价值斐然。简牍、彩陶、壁画、岩画、雕塑、古城遗址等等，各具特色，交相辉映，简直就是一条灿烂夺目的“文化长廊”。

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的重要通道，这里留存了大量的石窟群：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玉门昌马石窟，瓜州榆林石窟，敦煌莫高窟……大大小小的石窟星罗棋布地点缀于走廊沿线 因此，河西走廊又被人们称为“石窟艺术走廊”。古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分别从阳关与玉门关进入西域（新疆），河西走廊因此成为古丝路的枢纽路段，连接着亚非欧三大洲的物质贸易与文化交流。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相互激荡，积淀下蔚为壮观的历史文明。对于河西走廊的这一优势，季羡林高度评价：“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了。”

传统文化是时代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复兴之魂魄，它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华历史的轨迹。儒家贤达们的身影也成为我们今天仰慕的一座座高山，追寻的一条条大道。今天行走在河西走廊，已经寻找不到那些士林大儒们的踪迹，但那斑斑驳驳的汉长城、烽燧还在，祁连山凛冽的雪线还在，葱茏茂盛的片片绿洲还在，讲学修行的那些书院还在，不同时期开凿的那些石窟还在，还有考古发掘出的众多历史遗迹。顺着这些历史的足迹，探寻河西走廊厚重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感受它在华夏文明传承中不 息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