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追求什么样的自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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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和史学思想家赛亚•柏林曾经在论文《两种自由概念》中提出两种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他说积极自由是“做……的自由”。它能使人运用自由去训诲、形塑和改造他人，它以实际行动为特色，将结构从上而下加在他人身上，正如父母在形塑和影响儿童时、君王和总督在“改善人心”时所享有的自由。柏林发现，如运用在社会和文化上，积极自由会造成若干危险。喜欢运用这种自由的人会照着自己对自我实现、成长、生活改善的信念去积极教人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他们是卢梭和浪漫主义的后人，最终却成为现代世界某些最可怕的暴君、独裁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无不致力于改善社会、甚至人类，但他们的信念和他们所使用的强权手段却将不符合其理想模式的人置于死地。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希特勒、斯大林。

反过来说，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使个人不受外在强迫、威权思想（即使怀有善意）和行为警察的控制。要能做我们想做的事并自己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做，消极自由是先决条件。它是免于暴政的自由，是被动、而非积极行动的自由。柏林也认为这种自由有其危险：它会导致唯我独尊的个人主义和自我放纵。但他较喜欢这种自由，因为他觉得人大致上都能在混乱中为自己摸索出最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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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心理卫生工作者，我本人也更倾向于这种消极自由。从深度心理学的角度说，如果“免于……的自由”没得到有效的解决，个体要么容易患上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要么缺失“独立的人格”，沦为集体机器中的“齿轮”、“螺丝钉”，人格永远无法成熟。我在著作“禅疗四部曲”之《做自己的旁观者：用禅的智慧疗愈生命》这本书中曾经写道：

从个人“存在性”角度看，一个所谓“没有焦虑”、“社会适应良好”的正常人远没有一个所谓人类价值意义上的精神疾病/心理障碍患者来得健康。前者以放弃“自我”的“存在”来成为别人期望的样子，所有真正的个体性与自由全部丧失。而精神疾病/心理障碍患者则可被看作在争夺“自我”的战斗中不准备彻底投降的人。尽管他挽救个人“自我”的努力并未成功，也未有效地表达出“自我”，却借助精神疾病/心理障碍的症状和遁入虚拟的生活寻求拯救。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所有的精神心理疾病都与“自由”问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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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看来，自由具有个体性，它是成为自己的能力。维克多·弗兰克尔是这样表述的：“刺激与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隙。这个空隙使我们有能力选择如何反应。正是在我们思考如何做出反应的过程中，我们不断成长并拥有选择的自由。人类最终的自由是在任何给定环境下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

存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个体的生命，只是时空中的瞬间，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某种浮游的蝼蚁，飘浮不定，受各种各样客观状态的限制。同时，作为一种存在意义上的人，又必定会追求自由。用萨特的话说就是，“人就是要成为上帝的存在”。用荣格的话说就是，“就我们所能获得的认识而言，人类存在的关键目的，是在单纯存在的黑暗中点燃光明。”

就我在心理卫生科临床所见，许多“做……的自由”者的目的是“随心所欲”、“摆脱束缚”，常通过采取逃避责任、依恋权威、从众、追求时尚和刺激等措施获取。这是大部分现代人的常用方式。他们把性从爱中“成功”地剥离出来，在性解放的旗帜下放纵自己，却遗忘了爱的真正含义是与他人和世界建立联系，从而导致爱的物化、条件化，甚至爱的能力丧失。他们逃避自我，不愿承担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责任，在面临自己的生存处境时感到软弱无能，失去了意志力。个体不敢直面自己的生存境况，不能合理利用自己的焦虑，而是逃避焦虑以保护脆弱的自我，结果导致自己更加焦虑。他们顺从世俗习惯和权威，不再拥有直面自己存在的勇气，感受不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处于动物式的麻木或虚空之中。他们对食品安全、环境安全、通货膨胀感到焦虑，但他们的反应就像神经症患者的反应一样：用手边的替代物把那些可怕的事实掩藏起来，以便能够暂时缓解焦虑。从存在主义角度看说，这根本不是自由，而是逃避自由。

许多强调“免于……的自由”者往往以“实现自我”为导向，充分肯定存在意义上的个人独一无二性，它与责任一体两面。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家欧文·D.亚隆曾经提出：“进一步说，自由的概念扩展到不仅要为世界负责（也就是将意义注入世界），还要为个人的生活负责，不仅仅是为个人的行动负责，也要为不作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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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心理健康的人不是没有焦虑，而是能够直接面对和设法克服焦虑；而心理障碍者则正好相反，他身上的焦虑感迟早会封闭他的自由意识，他会感到自己仿佛戴着紧箍咒、穿着紧身衣似的。相应地，心理卫生科工作人员不应该是这个社会的心理警察，不应该单纯地把适应社会当成治疗目标。罗洛·梅提出：“把适应作为治疗的目的就意味着，治疗者是这个社会的心理警察，一种我，作为一个人，从内心感到厌恶的角色。”

我在著作“禅疗四部曲”之《过禅意人生：存在主义治疗师眼中的幸福》这本书中强调，心理治疗的目的应该是：使来访者获得“免于……的自由”、实现自我的状态；帮助他们自由地觉知和体验到他们作为“人”的潜在价值，进而实现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