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气功的特化、深化、异化

秦始皇统一六国，完成了中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在华夏大地上建立了一个空前集中、强大的封建大帝国，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中华古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气功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传统气功学形成时期。它是古气功的特化、深化和异化。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华夏文化是一块浑金璞玉，是整体的，气功和气功学融汇在这个整体之中，浑不可分。在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气功虽然蔚为大观，但作为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方法论、认识论基础，它融合在百家诸子的学说之中，是诸子百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对此以后还要论及）、阴阳五行家（黄老之学）以及医家，都有一套从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到具体的修身方法的体用兼备的气功学理论体系，但气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而问世，是秦汉以后的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特化，也就是说在秦汉到隋唐这一历史时期，气功和气功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从中华古文化的整体中分化出来了。特化的必然结果是深化和细化，不仅它本身得到了深化，而且在应用气功的其他领域（如医学）里，它亦趋于深化和细化。但是，在特化和深化的同时，气功逐渐地离开了中华文明发展的主线，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方法的气功和气功学逐渐被淡化而趋于湮没。而特化和深化了的气功及其学说，或落入了仙、佛的殿堂，成为宗教神学的一部分，或蜕化为一种专门的技艺，成为医学的一种方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异化。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既然气功实践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方法，而古代气功又如此发达，为什么不能和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直接结合而形成一门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独特的科学技术？在具体论及气功和气功学的特化、深化和异化之前，就上述问题作一番探讨是很有意义的。

自然赋予人以大脑和感官，人可以通过它感知外部世界的信息，并通过大脑的思维而认知世界。同样，人在高级生命功能态（气功态）下的超常智能，也是自然所赋予的。因此，在人类面前有两条平行的路径，可以引导人类通向未知世界，这两条途径的方法论、认识论基础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但是对于人类认识世界来说，二者是互补的。因为，对于认识世界来说，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因而各有其适用的范围。这一点，我们在绪论和第一章均有所论述，这里仅讨论和上面提出的问题有关的内容。

总的来看，对于把握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总画面，对于认识宇宙的本体以及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总规律，对于诸如人的精神、人的生命的本质、天人关系等复杂的问题的认识，以及重大的新概念、新技术、新技艺的创造和发明来说，气功实践作为一种独特的认知方法，具有常规认知方法所没有的优势和长处，在人类文明孕育、诞生和发展的初期尤其如此。因为那时人类常规认知的能力还非常局限，也没有必要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作为常规认知所必需的基础。所以，在人类文明的创生和发展的前期，在新石器时代物质文明的发明和创造，在青铜冶炼技术和炼铁技术的发明，在对于宇宙万物的生成、人类生命运动的整体规律及天人关系的认识以及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等人类文化的基础的创立等方面，气功实践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起了主导作用，其作用主要发生于突变、质变和创生阶段。但是即使在远古时代，常规认知方法在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和古典文化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极其巨大的，是必不可少的。且不谈与常规认知模式直接相关的生活资料的日常生产活动（劳动）是一切文化创造的物质基础，就从人类认识史本身来说，常规认知模式的特点（优点）是：具体、精细（但局限）、实在且客观可验，便于群众性的实践等等。因此，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初期（比如说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常规认知模式对人类文明（包括物质生产技术的进步）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再说一遍，这里且不谈与常规认知模式密切相关的古人类的日常生产活动的物质保证作用）：

一方面是，对气功态下得到的认识和创造发明进行实践的检验。由于气功实践所固有的神秘性和主观性，人们在气功态下所感知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真正达到“大清明境”的人毕竟少之又少。因此，以常规认知模式为基础的实践的检验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历史是有明训的。比如，图腾文化和原始巫术是人类早期文化的共同的东西。中国的阴阳、八卦和《易》起源于黄河流域原始氏族的卜筮之术，《吠陀》则是古印度河流域原始巫术的总汇。但从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华夏文明（从主体上来说）淘汰了鬼神巫术的迷信，而升华为高度理性的文化；与此相对照，在差不多同样的历史时期和同样的物质文明背景（从新石器到青铜器到铁器）下，印度古文明不但摆脱不了巫术的传统，反而在神学的泥淖里越陷越深。这是为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可以肯定，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印度古先哲们（在那个时代文化毕竟属于少数不必为生活资料的必要供给而惶惶不可终日的人）的迷信被说成是神授的“吠陀”，使修士们的意元体参照系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因而在瑜伽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和认识就被定向化，致使他们轻视甚至完全忽视以常规认知为基础的实践的检验。其结果是以偏（一条道路）概全（两条道路）。而中国的先哲们却不是这样，他们知道上古文明（尤其是原始气功）不是神授，而是所谓的“圣人”们创立的，人是从近似于禽兽的原始状态下进化来的……而所谓的圣人们从一开始（就其主体而言）就是两条腿走路的，如传说中的伏羲既是阴阳学说和八卦的创始人，又是教人驯养牲畜的华夏畜牧业的开创者；神农氏既是华夏农耕种植技术的始祖，又是尝百草之“气”而知药性的中国医药学的传说中的奠基人；黄帝既是华夏族最杰出的领袖，又是“治五气”、“建立五行”的五行学说的创立者。从华夏图腾文化到以诸子百家学说为代表的高度理性的中国古典文化，是中国古代先哲们认识世界的两条途径，它们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是这两种认识世界的方法相结合的结果。

另一方面是，气功态下，即使是达于大清明境的高级气功态下的人，对于事物的认识也是有局限性的，至少，按照人的生命的天人整体观，它受到时代物质文明水平的限制，受到人类社会意识（作为一个整体）的限制，在这一点上它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的。因此，对于通过气功实践这条道路来认识世界来说，它必须以常规认知模式为基础。这有两层意思：①以常规认知模式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实践的进步，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社会文化进步的基础，而此二者的进步，是人类在气功态下认知能力的进步和提高的大前提；②突变来源于渐变的积累，质变以量变的进步为基础。《管子·内业》说得好，人在气功态下认识世界，也有一个“思”的过程，所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可见，高级气功态下的大清明境，并不是什么都摆在你面前，也是要你能动地去“思”的。当然这个“思”不同于常规的思，用一句古典气功的术语，这个思用的是“真意”。既然要“思”，而且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思”，那么，至少要有一个“思”的主题或问题。这个“思”的主题或问题的提出，就来源于常规认知过程中经验的量变积累，来源于渐变的积累。制陶技艺的发现，炼铜术的发明，炼铁术的发明，起决定作用的是气功态下的“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是人的“精气之极也”，但提出问题的，是自然界或古人类实践中偶然现象、偶然经验的触发或积累。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秦汉以后气功和气功学逐渐地离开了物质文明发展的主线，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而异化了呢？有了上述关于两种认识世界的方法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特点的认识作基础，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了。

首先，是历史的限制，即物质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限制。这有四层意思：

１.按照天人整体观，人的生命运动是在人类社会的背景中进行的，即使在高级气功态下，人的智能也是受时代文化、社会水平限制的。说到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作进一步说明。

其一，人在气功态下能认识现代科学所无从探求的“气”和“道”，那是因为：一方面“气”和“道”内化于人体内，是自在的；另一方面，对宇宙本体、人体本质以及天人关系的探求等，是古今中外人类的共同追求。所以，古人通过自身的气功实践能获得对于宇宙本体的“道”和元气的深刻认识，能获得对人体经络、脏腑气化过程的规律性的认识，能获得对天人关系（天人整体观）的全面的认识。

其二，用气功的方法去认知事物，利于把握事物的整体规律和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但由于它的特点是“自其同者而视之”，对于事物的精细结构和精确规律的认识却是模糊的。也就是说，用气功去认识事物，一是要正确地提出问题，二是气功态下的超常感知能力是多样性的，每一种能力都有一定的敏感阈，而且这多种多样的超常感知能力有隐有显（决定于实践和训练）。因此，虽然细胞、DNA等在人体内也是存在的，但在古代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可能，也不可能得到这方面的认识。

其三，由此想到，最近有些人在大力鼓吹以《易》等为代表的所谓东方科学的伟大。按他们的说法，作为计算机科学基础的二进制算法是八卦的产物，六十四卦包容了DNA遗传密码，亚原子世界的发现是受老子的启发，甚至说“玻尔根据中国的《易》发明了原子弹”（附带说一句，原子弹可不是玻尔“发明”的）等等，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不错，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奥本海默等伟大的物理学家，在论及亚原子世界的发现时，都曾对中国和印度古典的整体观予以高度的评价。奥本海默说：“我们所要作的发现只是古代智慧的一个例证、一种促进和精细化。”玻尔在因他在科学上的贡献而被丹麦国王封为爵士时，他选择了中国的太极图来作为他的徽号信章，以表示他对中国古文化的崇敬。但是，他们的高度评价，都是在方法论的高度上而言的，决不意味着我们的祖先在气功态下真地发现了所有这一切。

２.用气功实践的方法认识事物，由于存在着固有的缺陷，气功态下所得到的认识必须和以常规实践为基础的实践相结合，互补、互校，相反而相成。而当时正处于农业文明稳定发展的时代，无论是生产工具、观测方法，还是经验、认识的积累和文化水平等方面，都不可能为气功态下获得更深入的认识或更新奇的感知提供相适应的“互补”或“互校”，而这只有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了的今天才有可能。所以，气功科学的提出是当今时代的必然，而在农业文明时代是不可能的。

３.自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中国古典文化的发展，为中国农业文明尔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足够的基础。从物质文明基础而言，铁器的发明和历法的建立，为农业生产的缓慢进步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尔后只是一种量变、渐变（直到工业化浪潮的来到为止），对此，常规认知模式就足够了，不需要气功（当然少数能工巧匠的精美的创造除外）。因此，气功和气功学逐渐离开物质文明进步的主线是必然的。实际上这一过程在青铜器时代即已开始。只不过秦汉以后，随着农业文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这种离异变得越来越明显而已。另一方面，从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到百家诸子学说，从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到政治、军事、伦理、历史、文学、艺术、工程技术等各方面，中国古典文化为中华文明而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使常规认知模式下的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走上了坦途。

４.常规认知能力是人所共有的，而通过气功所获得的认知能力却仅限于禀赋特异或气功造诣较高的人。由于物质生产水平的限制，气功不可能得到普及，因此具有那种超常认知能力的人必然是极少数。在远古时代，文化、知识水平极低，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的人数虽多，但总的常规认知能力仍然很低，故与极少数人的超常认知能力相比，后者起主导作用。但到了铁器时代，如前所述，人类的文化已具有相当的基础，人们的常规认知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与此相比，气功实践仍然只能局限于极少数人（人只有解决了维持自身生命所必须的物质的供给以后，才能从事其他的活动），因而具有超常认知能力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在物质文明（生产能力）和一般的文化生活方面，人类的这两种认知能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常规认知能力逐渐占了优势，且易于得到人们的公认，而极少数人的超常认知就显得更加神秘，因而更加不容易得到社会的公认了。再加上宗教迷信的影响，情形就更为严重。一种知识（常规认知模式）逐渐掩盖了另一种知识（气功态下的超常的认识），后者遂逐步地落入宗教的藩篱。

其次，封建中央集权王朝的建立，家天下的统治，需要有为其王权服务的文化，而不允许百家争鸣。故自汉武帝以降，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儒学成了文化领域里的钦定霸主；同时，也成了封建君权的奴婢。这样，一方面，学术思想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禁锢；另一方面，百家之学本身也发生了蜕变，修身和治学分离了，变质了。这一变化以儒家最为明显。为了封建王朝的需要，从董仲舒开始，先秦诸子关于人的生命运动的天人整体观，被神化为封建王朝权力结构的天人相应说。以此为发端，谶纬之学大为盛行，儒学开始被神化、宗教化。与此同时，秦始皇为巩固其家天下的统治，焚书坑儒，给华夏文化带来了浩劫。汉初学者花了极大的功夫收集、整理、订正佚散在民间的古籍，章句训诂之学也随之盛行起来，这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是有很大功绩的。但尔后的进程却越来越趋于繁琐的考证和文字的穿凿，成了经院哲学而失去了活力。更为致命的是，以气功实践为本的修身治学，从改造自身、认识世界，蜕变为沽名钓誉的“登龙”术、“上天”（升官）梯，它的活的灵魂（气功实践）被阉割了，剩下的是逐渐僵化的躯壳。其他的各家学说也开始了相应的蜕变。如道家和黄老由修身治世之学变为玄学而进入宗教（中国佛教和道教），其中的一个分支则进入医学养生学以及各种技术、技艺（成为三教九流中九流的一部分。墨家则或流为“侠”，或变为教——早期道教），或入于下九流。总之，气功、气功学也开始了由学而术的蜕变（至少部分如此）。

第三，宗教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宗教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里主要是指由民间宗教组织发展起来的，以墨家社会政治思想为主旨的，以古代气功（源于原始巫术）实践为基础的早期道教；以满足封建大老们长生不老的欲望为目的，以古神仙家等养生家和道家气功实践为基础的官办道教和印度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主要是道家）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佛教。被封建君权直接或间接逐出了学术大雅之堂的气功和气功学，又因为社会的需要（上层统治者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需要），穿上了羽衣僧袍，进入了仙佛的圣殿，并在“三清”和“如来”的座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它也对宗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该指出，宗教的出现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不管统治者的意愿如何，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宗教文化中气功和气功学是其重要基础，道教和中国佛教尤其是这样。

综上所述，在春秋战国以后，气功只能形成传统气功学而未能继续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并进而离开了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中华古文明发展的主线，而或进入宗教殿堂，或蜕变为“术”而成为下九流，是由气功作为认识世界的方法所固有的特点，以及它和常规的认知世界的方法的对立而又互补的关系决定的；是由农业文明的特点和进程决定的；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的必然（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决定的。总之，是以上述三者及其综合为内涵的时代的限制所决定的。气功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只有在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以大大发展了的常规认知模式为基础）高度发达的今天，才有此必要和可能。

总之，历史条件多方面的限制，使得气功和古典气功学不可能向气功科学方向发展，并越来越远离以物质文明的进步为本的文化发展的主航道。以《易》、阴阳五行学说和干支理论为代表的华夏青铜文化，以及先秦百家诸子的学说，已经为气功学的建立奠定了相当完备的理论基础。因此，秦汉以后，气功和气功学就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由于宗教的兴起，气功成为宗教徒修身实践的一部分，气功学也成为宗教神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实用化、“专业”化，即从普遍的认识世界，修身、治学、用世的基础，退回到它的固有的“领地”——人的生命领域。而在这一领域里，由于不同的社会集团有不同的要求，因此而形成了不同的分支。如果我们把气功从文化的高度进行分析就可发现：对广大劳动者来说，要紧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治病——用最省钱的方法治病、健身；对于“中户者”（小康）和士大夫阶层而言，除了祛病健身外，还希望健康长寿，颐养天年；而对于帝王贵族而言，则迷恋于他们现世所享有的荣华富贵，希望他们的这种好日子能历千秋万代而不变，追求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第一个要求是人生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是医学的目标和内涵。与之相应，气功作为一种医疗方法在中医学里取得了很大发展，而气功的原理（指应用基础部分）亦和来源于气功实践的对人的生命运动规律有认识的中医学理论相结合，而形成了气功学的一个实用分支，即医疗气功学，从秦汉到隋唐医疗气功趋于极盛。还有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以颐养天年为目标的气功学的实用分支，即气功养生学。顺应自秦皇汉武以来帝王权贵们对长生不老的追求而产生的气功学的另一个分支——先秦神仙家的神仙方术（乃至原始巫术），后来又进入了道教。应该指出，此三者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很难清楚地划分其界限。比如，中医学历来强调治未病，治未病即健体强身，这也是养生学的基本要求。又如，长生不老的第一步就是长寿，即颐养天年。连天年都未能尽，谈何神仙？因此，我们也学一下孔夫子，叩其两端而取其中，先从气功与养生学说起。

————《气功与人类文化》庞明 著 诚明子 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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