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泽东接见基辛格，写了张YES的纸条，基辛格：请送给我

1973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派遣基辛格访华。这是一场秘密的行动，直到访华结束后才对外披露。2月17号，毛泽东秘密会见了基辛格。会谈结束后，毛泽东感慨地说道：“我们的翻译太少了，大部分人也才二三十岁，等他们老了，翻译就不见得这么好了。”周恩来听后说道：“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对于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图：正在和毛泽东商讨工作的周恩来

建国初期，中苏正处蜜月期，俄语是学校开设的第一外语。就连出国留学，也大多选择到俄国。到了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当然，大学里面仍然开设了俄语班，英语也没有像现在这般火热。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与美国逐渐破冰，毛泽东也开始考虑多培养些英语翻译的问题。

1973年至1975年间，基辛格与毛泽东陆陆续续见了四面之多。1975年10月21日，是基辛格最后一次见毛泽东。那一年，时年82岁的毛泽东，身体多病，说话的声音也没以前洪亮。与基辛格的交流，或是靠翻译转达，或是靠纸写。

会话中，基辛格问毛泽东是否在学习英文？毛泽东回答道：“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 ，但不懂文法 。”基辛格连忙说道：“听说您还发明过一个英文字”。“是的，paper-tiger（作者注：纸老虎）”毛泽东如是说道。

有关于“paper-tiger”一事，还要从1946年说起。时年8月6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女记者斯特朗。聊天中，谈及到美国问题时，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因为英文当中没有“纸老虎”这个单词，翻译只好将它翻译成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不太懂英语，他问斯特朗：“scarecrow（稻草人）是什么意思？”

斯特朗如实解释，“稻草人”是农民用稻草扎成的，放在稻田中赶鸟的人形工具。听了斯特朗的解释，毛泽东并不满意，稻草人和自己的意思差的有点远。他又问翻译：“纸老虎的英文是什么？”

图：毛泽东、周恩来与基辛格

翻译解释说没有对应单词，于是，毛泽东现场组了一个单词——paper（纸）-tiger（老虎）。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念道：“怕怕—太根儿”。后来，纸老虎的论断广为流传，paper-tiger也被很多人所熟知。

1975年，基辛格访华“旧事重提”，说完后又对号入座般调侃道：“纸老虎，指的就是我们（美国）。”基辛格访华的那几年，美国的日子并不是特别好过。彼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急于脱身的新任总统尼克松，想趁中苏交恶之际拉拢中国。谈话时，会或多或少地用一些“隐言”代替。

谈及中美关系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以前是对手，现在是friendship（友谊），要hand-in-hand（手握手）”。毛泽东边说话边将自己的两个手握在一起。而基辛格则说道：“中国说军事力量不能决定一切，我们都有共同的敌人。”

其实，共同的敌人暗指苏联，这里被“隐言”所代替。毛泽东听后笑了笑，用英语回答道：“yes”！因为大叶性肺炎，毛泽东声音比较轻，随即将这个英文单词写在了纸上。基辛格看后说：“我看主席的英语学习大有进步”。基辛格请求毛泽东，希望能将这张纸条送给他，毛泽东也爽快地答应了。

那么毛泽东到底是懂英文还是不懂英文呢？基辛格为何又会说：“我看主席的英语学习大有进步”呢？有人说，这背后也许是一种博弈。

严格来讲，早在1910年左右，毛泽东便接触过英语。当时，距离毛泽东老家韶山不远处有座新式学堂——东山学堂。之所以新，是因为教的内容和其他私塾不同，其中就包括外语这门课程。这期间，东山学堂的两个人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大，一个是东山学堂的堂长李元甫，一个是“假洋鬼子”萧克琳。

图：年轻时期的毛泽东（右一），和父亲、大伯、毛泽覃在长沙

当时，不是谁都能上得了东山学堂，这是一所“贵族学校”。可毛泽东出身农家，一身破旧的穿着，与前来报名学生的锦衣显得差别巨大。报名时，不少同学因此事嘲笑毛泽东。就在学生们起哄时，堂长李云甫路过。他没有以貌取人，而是让毛泽东作一篇《言志》的文章交予他批阅。

毛泽东的文章中无不透露出自己的家国抱负和雄心壮志，李元甫完全被毛泽东的才气所折服。坚持要求破格录取毛泽东，还特意把他安排到了自己执教的戊班。后来，李云甫经常在学习和生活上照顾毛泽东。

至于“假洋鬼子”萧克琳，他是东山学堂聘请的外语老师。早年间赴日留学，接触维新变法后剪发易服。在东山学堂教书期间，萧克琳身穿西装，留着一头短发，像极了洋人。可他本身又不是洋人，所以同学们称呼他是假洋鬼子。

可说到底，东山学堂不过是当地的一个“贵族学校”。虽然也教授英语，但是毛泽东更加热衷于文学、史地的课程，只能简单地读出一些英文字母。后来，毛泽东前往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也接触过英语，不过英语水平不是特别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毛泽东接触英语的机会就更少了。

延安时期，经常有国外的记者来采访毛泽东。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回忆采访毛泽东的经历时说：“在会话方面，他和我一样糟。为了补助他的湖南方言，他向我的秘书学普通话，向我学英语。”

图：1936年，斯诺与毛泽东在延安的合照

1936年6月，著名国际记者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期间，他撰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后来，他将这些通讯报道整理成册，成就《西行漫游》一书。

1939年，第2次来到延安的斯诺，将这本书送给了毛泽东。收到书的毛泽东很开心，给他写了一张字条，上面全是汉字：“三块肉喂你马吃”。斯诺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与翻译交流后才知道，这是英语“ 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谢谢你）”的意思。

从这里也能够看出来，毛泽东一定尝试过学习英语。但因战事紧迫，只能用零碎的时间、简单的方式学习。而等到他正式的、系统的学习英语已经是建国后的事情了。

1954年时，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随即，毛泽东正式提出向林克学习英语的事情。我们现在学习英语，是从单词到语法再到长短句的顺序。而毛泽东不同，他直接找英文文章，边读边学。碰到不认识的单词，就去翻找英汉词典。

因为熟悉的英文单词不多，毛泽东便让人找来英文版的《人民中国》和《北京周报》的短文，和新华社发的英文通讯。因为毛泽东已经看过这些内容的中文版，读英文的时候不至于太费力。这种热衷于学习的劲头，一直持续到五六十年代。

图：飞机上的工作照，毛泽东在学习英语

当时，社会上还有着一张广为流传的毛泽东的照片——《飞机上的工作照》。实际上，这并不完全是工作照，还是毛泽东学习英语的照片。根据林克后来的回忆，照片拍摄于1957年春天，他跟随毛泽东南下视察。当时，他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摄影师拍拍他，说是要给毛泽东拍张照片。于是，林克闪身到一边，也就成就了这张《飞机上的工作照》。

毛泽东不仅会抓住任何时间学习英语，而且还不局限于传统的学习方式。在毛泽东写给林克的短信当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林克同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湖南人，n和l不分。这样的问题不仅出现在普通话上，读英文单词时也是如此。比如nigt是夜晚的意思，但是被毛泽东读成light，成了灯的意思。为了改掉这个毛病，毛泽东让林克在前面念，他在后面跟着读。遇到一些读不准的地方，毛泽东还会在上面做标记。

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再加上说惯了几十年的湖南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过来的。1975年4月，毛泽东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说了一句英语：“ Welcome（欢迎）”。但是因为n和l不分，发音非常不标准。毛泽东也知道自己说得不好，他说：“讲外语，我的发音不好”。

而毛泽东历来是一个讲究实用主义的人，对于发音看得并不是太重。

图：1954年，毛泽东和女儿李敏、李讷以及侄子毛远新在一起

1949年，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毛岸英，和女儿娇娇（李敏）聚在一起，用俄语叽里呱啦地热烈讨论着。坐在一旁的毛泽东，虽然听不懂俄语，但是脸上一直挂着微笑。见状，李敏解释道：“爸爸，我们在讨论是中餐好吃还是西餐好吃。”

也许是心情比较好，毛泽东竟然用英语回答道：“还是中餐好吃，中餐种类丰富，西餐种类单调。”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三个人都有苏联留学的经验，俄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可当三个孩子听到毛泽东讲英语时，都露出了奇怪的表情，因为他们之前从来没听人说过毛泽东会讲英语。

对于孩子们的意外，毛泽东解释说：“我的英语不太好，没有你们的俄语流利。我只希望能听懂英语，看懂英文书，把自己的意思用英语表达出来就够了。”

从1910年接触英语，到1954年系统的学习英语。而以毛泽东的惊人毅力，英译版的《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上，都被他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英文注释。晚年时，毛泽东每读一遍，都会增加一些新的注解。仅凭这件事来看，毛泽东能不会英文吗？

而基辛格最后一次见毛泽东的时间是1975年，距离毛泽东开始系统地学习英语已经过了21年。尽管中间的学习多是零碎的，可毛泽东的进步绝对是整体的、巨大的。虽不一定能完全听懂外国人的长句，但是大概意思还是能理解的。

可当基辛格问毛泽东是否在学习英语时，毛泽东的回答却是：“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不懂文法”。这句话表明，毛泽东对自身英文水平的认知是准确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毛泽东不会英语。反过来，应该说毛泽东会英语，只是不是特别好。

图：1972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中间是护士张玉凤

正因如此，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博弈。即毛泽东确实会英语，也能听懂基辛格的部分谈话，但是他又没有表现出来。其实，这是一种智慧。在国际交流中，能深刻理解并运用对方语言的一方，往往掌握了主动权。

在一些国际谈判中，双方会用各自的语言起草一份谈判文书，以确保不会因为语言上的差异，而造成理解上的差错。如果说，这是第一种考虑的话，那么，一定程度上的中间人，也是缓和矛盾的方式。

如谈婚论嫁时，双方父母通常会找一些中间人传话。通过中间人的方式，沟通彩礼和习俗等问题。如若没有谈妥，中间人就成了双方的缓和带。不过，对于翻译而言，另一个作用是给领导者组织语言的时间。

当然，有人认为基辛格对毛泽东英语“大有进步”的评价也包含了另外一层含义，即他清楚毛泽东会说、会听英语。不过在我看来，不必过度解读这段对话。实际当中，这也许只是基辛格的“客套话”。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毛泽东英语的学习成果是显著的。因为1975年的最后一次谈话，给基辛格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以至于，基辛格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描述毛泽东：

“总是极富智慧，有很强的活力来控制谈话，在外交事务上很有见解”、“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 、“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压倒一切的魄力。毛泽东的确能让人体会到力量、权力和意志的共鸣”。

图：正在读报的毛泽东

这就是毛泽东，永远走在时代前列。仅仅在气势上，就能让对方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