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毛泽东接到一封信，看完后回复：我老了，请政府照顾他

7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办公桌上多了一封信。从邮戳上来看，这封信是从毛泽东老家韶山寄来的。果不其然，信中人称呼毛泽东为三哥。

左起：江青、李敏、毛远新、亲戚毛泽嵘、毛泽东和李讷，时为毛泽嵘来看望毛泽东

进入70年代后，年近80岁的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那几年还得了白内障，看书都费劲。这封信，还是工作人员念给他听的。听罢，毛泽东口述回信道：我老了，请政府照顾一点吧！

究竟是什么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什么样的信？能让毛泽东说出这样的话。

其实，毛泽东亲戚很多，来北京看他的人也不少。可不管是谁，毛泽东从来都没让他们走过后门。而亲戚们来北京看望毛泽东的费用，也是从毛泽东稿费当中支出的。

至于那封信的前后经过，还要从1949年说起。

时年8月，湖南，长沙、湘潭、湘乡等地接连解放。解放湘潭后，时任第四野战军46军138师的师长任昌辉，考虑到毛泽东老家就在湘潭市的韶山，任昌辉便派人到毛泽东老家去打探毛泽东亲属的下落。

负责此事的同志赶到韶山后，在上屋场找到了毛泽覃烈士（毛泽东弟弟）的岳母周陈轩老人，又在东茅塘找到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和族侄毛远翔。就这样，毛泽连和毛远翔便跟着部队的同志，赶到了湘乡县城。

当时，刚刚解放湘乡的138师的师部驻扎在县城内。在这里，毛泽连和毛远翔见到了138师的师长任昌辉。见面时，师长任昌辉问两人：“你们和毛泽东是什么关系？”

图：毛泽东堂弟毛泽连

毛泽连没怎么上过学，后来一直为生计东奔西跑。对于外面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到处都在闹革命。听了师长任昌辉的介绍，才知道自己的三哥，也就是毛泽东，如今当上了主席，领导解放全中国。

面对师长的询问，毛泽连急忙回答道：“是堂兄弟，一个曾祖父。”随后，任昌辉又问了其他几个问题。谈到最后，任昌辉问毛泽连：“家里有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处理？”

毛泽连是个农民，要说有什么要紧事，也就是家中还有几亩地要施肥，老母亲需要人侍奉罢了。听罢，任昌辉叮嘱道：“你先回家，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妥当，过段时间再送你去北京。”

9月初，毛泽连将家中事物安排妥当，带着表弟李轲回到湘乡县。随后，四野的战士们将毛泽连和李轲送到了长沙。在湖南长沙，两人受到湖南省委的热情招待。后半段路程，由湖南省委派人，将毛泽连和李轲送到了湖北省武汉。

到了武汉，湖北省委的同志建议：“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毛主席肯定非常忙，现在去打扰他不合适，等开国大典结束后再将你们送到北京。你们现在先在武汉住下。”

从韶山到湘乡，从湘乡到长沙，从长沙到武汉。这一段路可不短，走走停停，出发10天后才到武汉。9月初从家走的，在武汉住下时已经是20号左右，这一住就是10多天。

10月2号，湖北省委派去的同志将毛泽连和李轲送到了北京后，将两人安排在了罗荣恒家。随后，一通电话打到了毛泽东秘书处，并告诉秘书，毛泽东老家来客人了。秘书在电话中回复说，主席刚睡下。

图：1950年9月，左起，毛泽东好友张有成，堂兄毛宇居、毛泽东，表兄文枚清在北京的合影

很多人并不了解毛泽东的作息习惯，毛泽东喜欢晚上工作，白天休息，这是长期行军打仗养成的习惯。作战期间，时间紧，任务重。尤其是白天，战士们肩负着穿插、作战的任务。而毛泽东作为总指挥，他必须在前天晚上将作战任务布置下去。时间长了，这种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的习惯便留了下来，建国后亦是如此。

毛泽东醒后，毛泽东的秘书长叶子龙找到毛泽东：“主席，老家来客人了”。正在批阅文件的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他带着几分惊喜地问叶子龙：“来客人了？韶山来的？”叶子龙肯定地点了点头说：“来客人了，罗荣恒的秘书打电话过来了，说客人就在他家。”

听到这个消息时，毛泽东是有点不相信的。新中国刚成立，从韶山出来的他，深知老家消息闭塞。怎么能有人这么快就找到北京来呢？怎么还住在罗荣恒家呢？但是不管如何，毛泽东还是非常高兴老家能有亲戚来看自己。

没一会的功夫，毛泽连和李轲来到了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一见面，毛泽东便热情地说道：“几十年没见了，想念你们，也想念家乡”。毛泽东边说话，别拿苹果给两人吃。待两人坐下后，又开始询问他们这一路上的经历。

听了毛泽连和李轲的介绍，毛泽东才知道多亏了四野、湖南和湖北同志的帮助，否则毛泽东还不能这么早见到他们。不过，毛泽东心里一直有个疑问，到了北京，他们两人为何跑到罗荣恒家里面去住了呢？一问才知道，在长沙时，毛泽连和李轲遇到了罗荣恒的家属，他们也要去北京。到了北京后，因为联系不上毛泽东，毛泽连和李轲便住在了罗荣恒家。

之后几天，毛泽东热情款待毛泽连和李轲。几天的相处，毛泽东发现堂弟毛泽连的眼睛有疾病。虽然还没到失明的程度，但是几米以外的东西已经很难看清了。出于关心， 毛泽东问毛泽连，你的眼睛是怎么回事？

图：1955年6月7号，毛泽东“外甥”陈国生（右一）来看望毛泽东

说起毛泽连的眼疾，又是一个很久远的事情，大概要从1931年讲起。

毛泽连有个姐姐毛泽建，在她六七岁时被过继给了毛泽东家。毛泽建10来岁时，毛泽连的母亲做主，将她许配给了杨林乡的肖姓人家当童养媳。那个年月，童养媳哪有好日子？在肖家，毛泽建吃尽了苦头。

1921年春节，毛泽东从长沙回韶山。回来后才知道继妹做了童养媳，毛泽东做主，去肖家将毛泽建接了回来，并解除了那桩婚约。毛泽东担心自己走后，毛泽建再被送人，便把毛泽建带到长沙读书，接受新思想。在长沙，毛泽建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毛泽建在作战当中被捕，遭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于1929年壮烈牺牲。毛泽建牺牲后，湘潭县警察局派人到韶山，去抓毛泽建的家属。幸亏乡亲们提前通风，才让毛泽连一家逃走。那一年，毛泽连16岁，靠给地主打短工谋生。

毛家人长得都很高，毛泽东年轻时就有1米8多，毛泽东也不低，年轻时也是一个1米8的小伙子。对于地主老财来说，最喜欢招这样的工人。力气大，能干活。可一了解到他正在被通缉，那些地主老财便只愿意让他白天在家里干活，一到晚上就把他撵走，生怕惹来祸端。

就这样，毛泽连白天去干活，晚上随便找个地方凑合一宿。天气好时，在哪都能睡着。天气不好时，只能四处躲雨。长此以往，毛泽连患上了热眼病。生了病便没法干活，不干活又没工钱，没工钱自然买不了药，看不了医生。结果眼病越来越重，先是左眼，后是右眼。几年下来，毛泽连的两只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眼泪也是流个不停。等毛泽连1949年时去北京时，有只眼睛已经全盲。

图：毛泽东回韶山看望乡亲们

眼疾问题困扰毛泽连多年，面对毛泽东的关心，他趁机问毛泽东：“三哥，北京城里面有没有郎中？”顺着毛泽连的话，毛泽东回答道：“当然有了，你就在北京这里看一看吧。”当天吃完午饭，毛泽东叫来毛岸英和傅连璋，带着毛泽连在协和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

检查结果不是特别好，左眼全盲，右眼只有一点光亮。协和医院的医生建议，需要先把左眼取掉，之后才能考虑治疗右眼的方案。否则的话，右眼也难逃瞎掉的命运。摘掉一只眼球可是大问题，起初，毛泽连不是特别愿意，后来在毛泽东的劝说下便同意了。

一周后，手术开始了。前后总共做了两次手术，第1次手术摘掉了左眼球，第2次手术恢复了一点右眼的视力。因为手术，毛泽连行动困难，就连吃饭喝水都需要医生喂。美中不足的是，协和医院的医生基本上都是北方人，毛泽连操着一口韶山话。医生的话他听不懂，他的话医生也是一知半解。后来在傅连璋的帮助下，找了个湖南籍的医生，才解决了听不懂的问题。

过了几天，毛泽连的身体有所好转。对于毛泽连来说，苦了一辈子的人，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整天躺在床上。痛楚刚刚减轻，毛泽连便嚷嚷着出院。按道理，毛泽连还没有达到出院的标准，医生给毛泽东打电话。毛泽东了解后说：“让他出院吧，他在里面也住不习惯，住外面还自由一些。”

出院后，毛泽连仍然在毛泽东家住着。有次闲聊时，毛泽东问毛泽连：“家里面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油盐钱有没有？”毛泽连如实回答：“孩子太小，母亲身体也不好，负担重，油盐钱也不足。”坐在旁边的李轲补充道：“泽连家里面生活困难，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帮忙？”听了两人的话，毛泽东沉默了许久。顿时间，房间也压抑了不少。

图：1951年5月，左起：江青、毛泽东，表兄文涧泉和文运昌

过了一会，毛泽东才慢悠悠地说道：“油烟钱都没有，日子肯定非常困难。但我是国家的主席，不是毛家的主席，我要解决大多数人的困难。泽连的困难，要靠当地政府解决，要靠他自己解决。”说完这些，毛泽东似乎感觉太过严肃，又补充道：“当然，要是实在困难的话，比如没有油盐钱，我倒是可以支援一二。可要是打着我的牌子，靠着我的关系，去找公家的麻烦，那肯定是不行的。”

从来北京，到住院，再到出院，眨眼间两个月过去了，毛泽连想回家了。回家前，江青让卫士从管理科领了10斤片糖，用了一个袋子装着，看起来鼓鼓囊囊的。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件事儿，看到江青提了一个大包裹便问：“这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江青回答说是糖。毛泽东就有点生气：“怎么这么多？”

江青也是好意，毛泽东已经20多年没有回家了，家里面亲戚又多。现在好不容易有人从老家过来，江青便想多准备点糖，带回去给孩子们吃。但是在毛泽东看来，10斤糖也太多了，最后让江青退回了8斤。毛泽东是小气吗？当然不是。毛泽东说：“现在国家困难，不能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大手大脚。别的同志怎么办？他们也有家属”。

毛泽连走的那天，毛泽东将他送到车站。临上车时，毛泽东又叮嘱：“你的困难我都知道，但是你是我的亲戚，你要带一个好头，不能什么事情都找政府解决。”正是这一句话，让毛泽连记住了一辈子。回到湘潭后，尽管毛泽连没去找政府，湘潭市政府出于关心，将毛泽连的母亲送到了湘潭医院治疗。

毛泽连母亲的病比毛泽连还要重，在湘潭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后来被送到长沙湘雅医院，仍然没有明显的疗效。于是，毛泽连托在长沙工作的远方侄子毛远悌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表达了想去北京给母亲治病的想法。没多久，毛泽东的回信到了，里面是这样说的：

来信收到。慰生六婶（毛泽连父亲叫毛慰生，故称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急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远悌在印厂工作，可以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祝你们都好！

图：1956年，毛泽东堂弟毛泽青（毛泽连弟弟）一家来看毛泽东

毛泽东写这封信，是担心他们花太多地方政府和国家的钱。当然，毛泽东也非常清楚，这是地方政府的主动关心。但是，作为毛泽东的家属，地方政府关心是一回事儿，自己体谅国家又是一回事儿。寄完这封信后没多久，毛泽东不放心，又给毛泽连寄去200块钱。而毛泽连也听从了毛泽东的话，带着母亲回到了老家韶山。经过此次治疗，毛泽连母亲的病虽没有痊愈，却也好了不少。

屋漏偏逢连夜雨，回家后没多久，毛泽连在一次上山的路上摔了下来，把腿摔成了重伤。当时，毛泽连一家五口，上有老母需要奉养，下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毛泽连的受伤，让刚刚好转的家庭再次跌入谷底。最难受的莫过于毛泽连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原本就差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母亲的病急坏了孝顺的毛泽连，他的病也犯了，右眼又开始模糊。

此时的毛泽连越发的担心，万一腿残疾了，眼睛再瞎了，全家就都完了。

期间，毛泽连不止一次地想求助政府。母亲也劝他：“不行就给润之写封信，让他把你接到北京看一看。我年纪大了，也没必要折腾了。但是你不行，全家都指望着你。”可每当想让人帮忙写信时，毛泽连总是记着那句叮嘱：“不要什么事情都麻烦政府”。毛泽连也不想，可实在撑不下去了。

1952年5月8日，毛泽连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简单诉说了自己的近况，并表达了想去北京看病的想法。自毛泽连回去后，毛泽东也经常牵挂着这个弟弟。那几年，每逢有人来北京看毛泽东，毛泽东总会向他们打听毛泽连的近况。最后，毛泽东这样回信：

5月8日的信收到。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治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诊得好。

然而，这封信寄到没多久，毛泽连的母亲便撒手人寰。说起来，毛泽连的母亲也是个苦命人。毛泽连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大哥死得早，二哥跟随毛泽东参加革命后牺牲。毛泽建被毛泽东带出韶山，后来也在革命中牺牲。除此之外，还有个弟弟毛泽青，1937年时也参加了革命。按理说来，毛泽连一家是妥妥的革命之家，烈士之家。

图：毛泽东在老家韶山学校，和孩子们在一起

家里面孩子多负担重，毛泽连的父亲毛慰生因过度劳累，年轻时就得了肺病，年纪不大便去世了。家里面的重担便落在了母亲的身上。毛泽连母亲去世时，甚至都凑不齐下葬的费用。而母亲的死，毛泽连必须告诉三哥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刻给他幼时的老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询问情况：“……接毛泽连的信，六婶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况如何，脚伤有治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在生活上过得去否，盼请查明见告。”

写完了信，毛泽东还不放心，又寄去旧币300万元，并叮嘱毛宇居：其中100万用于六婶的葬费，200万用于毛泽连的治病费用。毛泽东太严厉了，毛泽连作为烈士家属，本应受到政府优待。但是因为他是毛泽东的亲戚，要带个好头，不能随便向政府伸手。也许，这正如毛泽东教导毛岸英的那句话“谁叫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对于毛泽连就是“谁叫他是我毛泽东的亲戚呢？”

毛泽东也非常满意毛泽连的做法，他曾经评价毛泽连：“泽连要算带了个好头，我的亲戚们都应该向他看齐。”毛泽东深知毛泽连家境困难，自六婶去世后，毛泽东每年都会给毛泽连寄去200块钱，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

70年代初，毛泽东的身体每况愈下，需要接济的不止毛泽连一人，人多负担重。实在是没办法承担这笔钱，才有了那封回信：“我老了，请政府照顾一点吧！”

这就是毛泽东，他认为毛泽连作为自己的家属。虽然是烈士之家，却要带个好头，不能什么都伸手向政府要。可毛泽连家境实在困难，为了给政府减轻负担，毛泽东便用自己的稿费去接济他。直到十几年后，毛泽东开支太大，无力承担为止。

毛泽东停止寄钱后，政府每个月给毛泽连家发放20元的生活补助。对于这件事，毛泽连心里面一直是个疙瘩：“我眼睛不好，没能给主席三哥争口气，最后还是让政府照顾了，心里面不安。”

图：毛泽东堂弟毛泽连在接受采访

毛泽连说这句话，是因为他始终记着毛泽东的话——做个榜样，别麻烦政府。但是他忘了另一件事，他是革命烈士家属，理应得到这样的照顾。

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的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