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升：建党后与毛泽东决裂，49年后流亡海外，晚年在乌拉圭去世

1955年，我国派遣了一支文艺代表团前往乌拉圭进行访问演出。代表团的团长是位湖南人，和毛泽东是老乡。出发前，毛泽东叮嘱团长：“我在乌拉圭有位好朋友，叫萧子升，你到地方后，请设法联系他，我希望他能回国看看”。

图：毛泽东会见文艺工作者（并非是乌拉圭的文艺代表谈）

代表团抵达乌拉圭后，团长立刻联系当地的华侨组织，寻找萧子升的线索。彼时，萧子升在乌拉圭并非是籍籍无名之辈。然而，当萧子升得知消息后，不仅拒绝与代表团见面还无视了毛泽东的口信。

萧子升是何许人也？和毛泽东是什么关系？

萧子升与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友，前者比毛泽东小一岁，却比毛泽东高三届。这是因为毛泽东中间辍过几年学，当萧子升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时，毛泽东还在求学。

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几千人的师生量来说，毛泽东与萧子升的交集本不会太多。但是在同校读书期间，学校经常会在展览室内陈列学生的优秀作文。萧子升和毛泽东的文章都非常好，经常被老师选中。次数多了，两人便相互认识了。私下里，毛泽东和萧子升也经常交换阅读彼此的文章。

当时，萧子升不仅文章写得好，思想也很前卫，和毛泽东非常合得来。几年相处下来，毛泽东与萧子升已然成为了挚友。

1915年，萧子升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并进入楚怡学校教书。因为毛泽东比萧子升低三届，所以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可但凡有空，毛泽东就会跑到楚怡学校找萧子升叙旧。

1917年夏天，毛泽东即将迎来将近三个月的暑假。放假前，毛泽东又来找萧子升：“暑假就要到了，你的课什么时候结束？”萧子升回答说：“还有两个礼拜就要放假了，我有个新的计划，想去做一段时间的乞丐”。毛泽东非常惊讶，连忙问什么意思。

这还要从四五年前说起，尚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萧子升，就做过两次“乞丐”。

图：毛泽东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同学们的合影，二排左三是毛泽东

第一次一大早就出发了，一直往乡下的方向走，饿了便找人家行乞。接连乞讨了三户人家，总算吃饱了饭。月上树梢时，萧子升才结束第一次的“乞丐”之旅。

第二次出去了三天，相比于第一次来说，这次还要解决住的问题。那几天，萧子升真的如同乞丐一般，晚上睡在草地上，饿了便出去讨饭。尤其是第二次当叫花子的路上，萧子升还认识了一户好心人家，过去四五年一直保持着联系。

听了萧子升的两次乞讨经历，毛泽东渐渐明白了，所谓的乞讨，其实是体验另外一种生活。在乞讨的过程当中，观察别人的反应，进一步的正视社会心理。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这就是学生们的“暑期社会实践”。当时，也有人把这种行为称作是“游学”。

听了萧子升的介绍，毛泽东感觉非常有趣。他对萧子升说：“我能和你一起去吗？”萧子升回答道：“当然可以，但是要等暑假才能动身。”

两周后的一个清晨，毛泽东来到了萧子升任教的楚怡学校。只见他还穿着学校的制服，那是一身很旧的白大褂。萧子升作为楚怡学校的教员，一改平时的传统长衫，身着短装和布鞋。为了方便打理，两人还把头发剃成了“光头”。

因为是出门行乞，两人带的东西都不多。毛泽东带了一把雨伞和一个布包，布包里面有换洗的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萧子升也带了雨伞和包裹，包裹里面的东西和毛泽东差不多，只是多了一本诗集。

因为是早就决定好的事情，两人见面后寒暄了几句便出发了。他们把包裹挂在伞上，把伞扛在肩上，直直地向着长沙小西门的方向走去。当时，长沙小西门外的不远处就是湘江，步行几分钟便可到达。

想要过江，有两种办法。第一，沿着河岸往南走一里半，那里有公家的免费渡船。第二，岸边的私家小渡船，要收两个铜板的船票。出发前，萧子升将钱财都交由学校会计保管，毛泽东更是身无分文。

图：民国时期的乞丐

按理来说，毛泽东和萧子升应该选择乘坐公家的免费渡船。可两人都不想这样做，因为这太简单了，违背了此行的目的。他们出来过叫花子的生活，一是为了感受不同的社会风采，二是挑战困难。

可毕竟没有“叫化子”的经验，两人只能坐在岸边，眼巴巴地看着一只只的小船来来往往。直到半个小时后，毛泽东起身说：“我们去和摆渡的商量一下，告诉他们我们没有钱，请他们带我们过去。”

随即，毛泽东来到一条靠近他们的小船前，客气地解释说他们没有钱，请求带他们过江。船夫是个年轻人，上下打量了毛泽东和萧子升后，毫不客气地说：“要是没钱，就去坐公家的船，从这往南走，几分钟就到了。”

毛泽东和萧子升毕竟是文化人，听了船夫的话，又“识趣地”坐回到了岸边。这时，萧子升提议说：“要不先坐到船里面，等收钱时，已经到河中央了，到时再告诉他们我们没钱，总不至于把我们扔下河吧？”

两人站起身来，迅速登上一只刚刚靠岸的小船，旁若无人地向船舱内走去。这种私人小船没有座位可言，有的人站着，有的人坐着，满14人算一趟。随着船夫一声“开船”的长嚎，竹竿再在岸边使劲一撑，小船便迅速离岸，片刻工夫就来到了河中央。

只见一位五六岁的小姑娘，端着个盘子，挨个地向乘客收费。没有人说话，只听得铜圆扔进盘子的叮当响。小姑娘很快就来到了毛泽东和萧子升的面前。

萧子升说道：“对不起，我们没有钱。”毛泽东也插话道：“我们现在身无分文，请你带我们过去，一个月后会加倍偿还。”船夫摆渡，乘客坐船，双方都是一锤子买卖。船夫要求现钱现付，否则就把他们送回原岸。

图：右一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照片拍摄于1919年

然而，这次轮到其他乘客不愿意了。他们大声抗议道：“我们都付钱了，我们有急事，赶紧把我们送过去。”14人中有一位和蔼的老人，他主动站出来说：“如果他们实在没钱，我愿意交两个铜板，其他人再凑另外两个，我可不想回去。”最后，在老人和其他乘客的帮助下，总算是过了河。

从学校出发时，两人都穿着布鞋。过了江之后，才换上了草鞋。当时不像现在，路宽仅一米，中间由小石板铺就而成，路两旁就是稻苗，每过一个十字路口都会有着一块指示路牌。

叫花子哪有看路的？毛泽东和萧子升也不看路，只朝着大致的方向走去。此时，从学校出来已经过了大半天，两人渐渐饿了起来。

根据萧子升的经验，想要吃饱饭，需连续乞讨四五家，两个人估计要十户人家，这也太慢了。经过商量，萧子升提议说：“打听一下附近有没有读书人家，我们登门拜访，比去普通人家好一点。”经过打听，得知此地1公里外，有位刘老绅士，是位翰林。

确定好目标后，萧子升又提议，直接去拜访恐怕不妥，最好能写首诗送给他，毛泽东也表示同意。随后，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完成了一首诗。诗云：翻山渡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声。

根据路人的指引，毛泽东和萧子升很快便来到刘翰林的住宅。两人在大门上敲了五六下，便听到狗在院内狂叫。又等了五分钟，一位短装老人在门后应了声。透过门缝，毛泽东说：“我们是从省城过来的，给刘翰林带了一封书信。”边说话，边将刚刚写好的那封信从门缝中递了过去。

图：1919年，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和父亲、大伯和毛泽覃在长沙

十几分钟后，在仆人的带领下，毛泽东和萧子升来到内院。只见一位70多岁的老人，正站在书房当中，矮而瘦小，略显驼背。头顶全秃，胡须只剩下稀疏的几根。身着一件白绸衫，手拿一件白绸扇。看到毛泽东和萧子升后，略带惊奇的目光说道：“怎么这般装束？请坐，请坐！”

可不是嘛，两人一副乞丐打扮。令谁也无法料到，如此优美的诗篇中，竟然出自两位“乞丐”之手。看到刘翰林惊讶的表情后，萧子升向他解释了两人装扮的原因。当然，中间也省去了此行的目的，只是说出去体验生活，而刘翰林也识趣的没有多问。

一番交谈后，刘翰林让他们稍等片刻，转身进了里间。等再回来时，手上多了一个红纸包，微笑地递给了毛泽东。接过纸包后，两人向刘翰林道了谢，便准备告别。走出刘府，毛泽东打开纸包发现，里面赫然放着40枚铜圆。

有人可能不解，为何刘翰林看完信后就给了他们钱呢？且看两人写的这首诗：翻山渡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声。第三句的“途见白云如晶海”，所谓的白云，其实是暗指刘翰林能够摆脱俗世纠缠，在山中过起隐居生活。而“翻山渡水”和“浸饿身”更是一目了然——需要钱和吃食。

这是文人之间的一种默契，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自然无法理解。

从刘府出来后，两人立刻找饭店吃了饭。当然，因为是叫化生活，所以只吃了一点青菜和青豆，每人花了4枚铜板。由于天色已黑，两人便在路边的旅店内投宿一夜。睡觉前，两人计划起第2天的路线。

萧子升发现，此地距离何叔衡家“不远”。虽说不远，可也有140里地。以他们两人的脚程，足需走上一整天！第2天一早，两人早早起床，便朝着何叔衡家的方向走。扣掉昨天的饭钱和住宿钱，还剩下20多枚铜圆。

图：宁乡四髯，左二是何叔衡

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相对于前一天来说，两人走起路来很轻松，因为不用再向别人乞讨了。一路无话，黄昏时分，碰到一家小饭铺，吃了点米饭、蔬菜和几个煎鸡蛋果腹。问了铺子老板才知道，还得走40多里地才能到达何叔衡家。两人吃完饭没顾得上休息便出发了，直到凌晨时分，才赶到何叔衡家附近。

因为两人只知道大概地址，不知道哪户人家是何叔衡，问了好几次，才找到何叔衡。站在何叔衡家门口，毛泽东和萧子升拍着门叫道：“何胡子！何胡子！开门，是我们”。没多久，何胡子出来了。等看清是毛泽东和萧子升时，他高兴地说道：“润之，萧胡子，你们怎么来了？赶快请进。”

这时已经是凌晨2点了，白天走了一百几十里的路，毛泽东和萧子升累坏了，顾不得客气，倒头就睡。

第二天中午，何叔衡一家为两人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午餐。有鱼，有鸡，有熏肉，还有青菜，大大小小摆了十几道菜。面对这么一桌奢华的宴席，毛泽东和萧子升特别过意不去：“你们不该这般破费，我俩现在还过着叫花子的生活。”

吃完午饭，两人本准备辞别，可在何老先生的再三挽留下，毛泽东和萧子升又待了一天，第2天早上吃完早饭才离去。离开前，还将刘翰林给的钱都留了下来。

离开何叔衡家后，下一站便是宁乡县城，这里本也有一位同学，但是因为有了在何家的经验，两人决定不再去拜访，否则叫花子的生活便失去了意义。

路上，毛泽东和萧子升路过沩山，特意拜访了沩山上的寺院，和寺院内的方丈谈论了一天。离开宁乡后，两人又转向安化。因为没钱，两人一路风餐露宿。饿了便去农户家讨饭吃，困了就睡在路边。不知不觉中，安化县城近在眼前。

图：民国时期的长沙县城

安化距离长沙和韶山都有一定距离，口音和习惯也变了，让毛泽东和萧子升真正有了置身异乡的感觉。

两人到达县城时已是十点钟，可早饭还没有吃。讨了几家后才发现，安化县城不流行打发叫花子。因为实在太饿，毛泽东和萧子升犹豫了一会儿后，硬着头皮走进一家茶馆，点了茶和早点。

吃完饭后，两人才商量着如何去付钱。最后决定，毛泽东先留在茶馆内记日记，由萧子升上街乞讨。

可花了两个小时，走遍两条街，萧子升才讨到21文钱，这还不够饭钱的一半。萧子升垂头丧气地走回茶馆，轮到他留下写日记，由毛泽东到另外一条街试一试。几个小时后，毛泽东也回来了，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在这期间，萧子升想到另外一个办法，用讨来的钱买纸，然后用这些纸写成对联，送给县城内的店主。其实，这也是文人的一种“乞讨”方式。不直接乞讨，献上一副亲手书写的对联，对方或多或少都会拿些钱财作为报酬。

拿定主意后，萧子升从街上买来几张一公尺半长，三十公分宽的纸张。根据沿途若干大的店铺名，分别写了几幅对联。头一家店铺的伙计很爽快，看完对联后，一下子就给了4个铜圆（40文钱）。然而，花不常开，月不常圆，并不是每家都很顺利。有的店主非常不耐烦：“这些字对我有什么用？把这些对联送给别人吧！”

送完几家后，萧子升手上还有几幅对联，但是所得钱财已经足够支付饭钱。于是，萧子升回到饭馆，付了饭钱后，又和毛泽东兵分两路，将剩余的几幅对联送完。有位明显是读书人的店主非常阔气，一下子就给了20个铜圆。

图：萧子升（萧瑜）和毛泽东的剪影画

离开安化城后，两人又向着益阳城前进。在这里，毛泽东和萧子升拜访了益阳县的县长张康峰。他曾经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化学老师，负责高年级教学，教过萧子升。执教期间，非常喜欢萧子升，每次考试都给萧子升打一百分。

因为有张县长的招待，两人在益阳城待了三天。中间还见到了第一师范学校的几位校友，他们有的在中学当校长，有的在小学当校长，有的在教育部门担任重要公职。临走时，张县长给两人准备了4块大洋。

离开安化后，毛泽东和萧子升直奔沅江，这里曾经是湖南最大的县城之一。

赶了几天路，两人终于从安化来到沅江。可因为来的不巧，遇上洪水。两人只好提前结束行程，乘船回到长沙。和出发时的窘迫不同，一路上的乞讨，加上张康峰给的银元，显然不需要为坐船发愁。半天后，两人便回到了长沙的西门。

一进城门，两人就找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还和出发时一样，只见毛泽东右肩上抗着一把雨伞，背上背着包裹，萧子升亦是如此。出发时剃的光头，现在已经长成了板寸。短发，短裤，草鞋，外加一身破衣长衫，似乎和出发时差别并不大，只是看上去更黑更瘦了。

暑假尚未结束，学校还没开门，毛泽东跟着萧子升回到了他任教的楚怡学校。写完了日记，开始数他们的钱，发现还剩下两块大洋40个铜板。毛泽东和萧子升决定将这些钱平分，因为这是乞丐的财产。一切安排妥当后，俩人准备都回老家一趟，就此分开。

从长沙经安化到益阳，最后再到沅江，表面上是行乞，实则是游学。更何况，萧子升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进步青年，学问高，有见识。游学途中，毛泽东和萧子升经常就看到的人、事、物展开激烈的讨论。在很多事物上，两人都有着相同的见解，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图：1919年11月26日，新民学会在长沙合影，后排左起第四为毛泽东

1918年时，毛泽东和萧子升一拍即合，准备联合一批道德良好，志同道合的学生，共同组织一个团体。该团体的宗旨是，鞭策成员自立自强，增强成员的道德修养，提高成员的文化水平，肩负起改造中国的使命。

而这个团体，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新民学会”。新民学会首批成员由毛泽东、萧子升和蔡和森在内的12人组成，他们自称是十二“圣人”。

新民学会的成立，可以说是毛泽东和萧子升友谊的巅峰。既然是巅峰，也意味着从此之后，两人的友谊开始走下坡路。

新民学会成立没多久，毛泽东和萧子升便计划让成员出国留学。然而，留学需要经费。经过讨论，萧子升准备寻求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帮助。当时，蔡元培担任华法教育学会会长，留学目的地也选在了法国。经过蔡元培等人的帮助，新民学会成员以半工半读的方式，顺利前往法国留学。

这里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当时，一战即将结束。法国作为战胜方，缺乏工人。因此，也给了新民学会成员勤工俭学的机会。自勤工俭学计划实施以来，一年内，陆陆续续有2000多名学生前往法国。其中，湖南出去的最多，足有500人。其次是广东，四川，各有300人，浙江和江苏也出去了200多人。

当大多数成员都选择前往法国留学时，毛泽东却做了和萧子升不同的决定——留在北京。后经蔡元培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负责组织新民学会的成员。

然而，这似乎成为了萧子升和毛泽东走上最大分歧的标志点。

图：新民学会部分成员，前排是萧子升

不仅是毛泽东和萧子升之间，就连前往法国留学的新民学会成员，也逐渐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是以蔡和森为代表，力主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以达到改变中国的目的。另一派是以萧子升为代表，力主通过温和的手段走改良主义的道路。

因为分歧太大，两人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在毛泽东的回信中，他“深切的赞同”蔡和森的方式。然而，在那个时代下，谁又能站出来，百分之百地说自己是对或是错呢？结果，这两种不同的思想，一直在新民学会内部“斗争”着。

1920年10月，随着华法教育会的活动大大增加，在法国的新民学会需派一个代表回国同蔡元培校长商谈各项事务，而这个代表就是萧子升。临出发之前，来自新民学会的20多名成员就中国未来革命方向的问题，又展开大讨论。

这场热烈的讨论，从当天上午的10点多，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可最终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和分歧。讨论结束后，萧子升决定回国时，和国内的新民学会成员，尤其是毛泽东，再好好谈一谈。

1920年冬天，萧子升从法国巴黎回到北京。彼时，毛泽东已经辞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的职务，回到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次年3月，萧子升特意赶到长沙见了毛泽东一面。从3月到7月，整整4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和萧子升就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不断展开激烈讨论。

毛泽东和萧子升两人成长环境的不同，注定两人将走上不同的道路。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出生于农家，吃过苦，受过罪。而萧子升则是书香门第，所谓的苦，也是化成叫花子在省内“游学”。诸多不同，让萧子升成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也导致萧子升认为，只需要通过温和的手段，就能改变中国当时的状况。

这也正如毛泽东批评他时所说：“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不能太重感情，否则社会革命的理想1000年也实现不了。”面对毛泽东的批评，萧子升反驳道：“如果1000年能实现理想社会，那也是十分欣慰的。”可当时的中国，等不了千年，等不了百年，需要的是毛泽东的立竿见影。

图：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在北京陶然亭与朋友合影

在这期间，尽管萧子升与毛泽东之间多有争吵，可这都是理想主义的争吵，丝毫不会影响两人的感情。

192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萧子升便返回了法国。期间，萧子升依旧是和毛泽东保持通信，但是往往需要10~12周才能寄到对方手上。这一去就是3年时间，1924年时，萧子升又从法国回到中国。

此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萧子升接受北洋军阀政府的聘请，先后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等职务。期间，毛泽东和萧子升之间书信往来不断。而国共两党合作是以打倒军阀为目标，李大钊和萧子升都在段祺瑞政府的黑名单上。

李大钊被杀后，萧子升立刻前往北京、天津等租界避难。原来的住处经常被警察搜捕，为了安全起见，萧子升烧掉了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很多来信。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毛泽东被迫逃亡。而就在这时，时年33岁的萧子升，却在国民党内部飞黄腾达。这也意味着萧子升和毛泽东的关系彻底破裂。不过，萧子升的弟弟萧三和妹妹萧崑并不认同哥哥的做法，一度断绝和哥哥的关系。

也许是念及当年旧情，1930年，杨开慧被国民党逮捕时，萧子升曾试图营救，最后以失败不了了之。

或许是命运弄人，国民党内部历来是宗派林立。1931年时，萧子升被卷入了“故宫盗宝案”的丑闻后，身败名裂，从此退出政界流亡欧洲。解放战争后，萧子升没有选择留在大陆，反而跟随国民党逃亡，后又辗转来到法国和瑞士等地。

图：80岁的萧子升

1952年，中国国际图书馆馆址迁往乌拉圭，萧子升随同移居。三年后，我国派出文艺代表团友好访问乌拉圭。临出发前，毛泽东得知萧子升在乌拉圭的消息，嘱托代表团团长找到萧子升，并劝他回国。只可惜，固执一生的萧子升断然拒绝和文艺代表团见面。

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毛泽东依然惦记着萧子升，再次派人去看望他。可年近80岁的萧子升还是选择一条路走到黑。1976年，毛泽东病逝后两个多月，萧子升也在乌拉圭去世。临终前，萧子升留下遗言：“将我的骨灰带回国内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