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浅析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主要是解构，让哲学成为语言学问题，凡是能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应该沉默，《哲学研究》则是解构之后的建构，创造一套严格表述哲学的语言不可能，因为日常生活的语言生生不息，这是哲学的源泉，哲学的本质应该在“游戏”中理解游戏。

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亦即事实的总和

事物是一个句子的指示对象，而事实是句子或命题。换言之，只能用事实去描述世界，而不能用事物去描述世界，所以世界不是词的堆砌，而是命题的总和。“事实”类似于物理中的“事件”概念：每个实际事件都占据空间的一个小区域而且持续一小段时间，也就是每一事件发生在空间的一点和时间的一瞬。如果两件事情在同时同地发生，如某人在咳嗽的同时眨了一下眼，则认为是同一事件。不过汉语的意义不一定在句子中决定，譬如“日”这个词不在句子中，其意义也已确定了，因为它是表意文字。但是对于表音文字，每一单词的含义是不固定的，在不同句子中有不同的含义，名词单独拿出来就成为一个空洞。

发生的事情即事实，亦即诸事态的存在

世界＝事实的总和＝一切发生的事情；事实＝发生的事情＝诸事态的存在。比如，“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这句话是一个事态，事实是“存在着”的事态。现实世界是事实构成的，所思世界是事态构成的，对象是所思世界的实体，事态是所思世界的基本组成单位，事实是现实世界的基本组成单位。

事实的逻辑图象是思想

什么是逻辑图象？比如，一只兔子在吃草，一个画家在旁边素描，素描的画作和真实的兔子，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个命题就像描述一个事实的图像，其图像要素如兔子和草，要素是描述一定方式结合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同样，名词就像图像的要素，命题则是事实。语言是事实或事态的图像，但不是事物的图像。虽然世界千差万别，但是事物是按照它们内在属性结合起来的，所以逻辑是表达事物之间的联系。科学规律要接触经验，导致科学是或然性的，而逻辑规律无需靠经验，所以逻辑是必然性的，即使上帝也无法违背逻辑规律去创造世界。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譬如“北京”一词，我们想到的是北京的风土人情、地理位置等等，而绝不是孤零零的这个词，表音文字体系下，单独的词毫无意义可言。事态的特点在于非存在性，事态可以成为事实所处的众多状态，那事态由什么构成？事态由事物即对象构成，一个命题最底层的就是句子的指示对象，指示对象有着内在规定性，语言要能够表意需要规定指示对象是不变的。

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

命题是由基本命题根据一定的逻辑结构组成的，譬如，一个函数表达式y=f(x)，其中函数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自变量，如y=f(f(x))。所谓真值函项，基本命题就是x，命题则是y。y和x通过一定的逻辑结构(如果....那么、要么...要么....等等)形成函项。当x的真假确定了，则y的真假确定，即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

凡不可说的保持沉默

西方哲学在认识论阶段运用“认识论”去认识“认识本身”，就产生了一个悖论，譬如，康德说存在一个不可知的物自体，这就被人质疑，既然不可知何以说它存在？怎么打破这种困境，这就是语言哲学上的可说不可说的划界。所谓可说的：即那些能够被描述的事实，这要求命题结构和实在结构相对应。这里的“可说”，是用逻辑语言去说，而不是用日常语言去说。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只有经验科学的命题是有意义的才属于可说的范围。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有：形而上学的主体即那个规定着能说和所说却自身无法说的东西，还有宗教、伦理、美学。何谓沉默？就是把言语滞留在心里而不表达出来。

语言游戏

语词的含义是人为给予的，语词的意思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使用任何词汇都要在某种场合之下，这种场合和语境有着具体的用法，这种用法规定了词汇的意义。现在设想一种完全的原始语言，假设，一个泥瓦匠教徒弟，泥瓦匠指着一块红砖说：H-砖，指着一根红柱说：H-柱子；然后指着三块砖头说：S-砖，指着三块石板说：S-石板。最后又指着一块砖说：砖-那里，自己就搬起这块砖到了那个固定的地方。当泥瓦匠说：S-H-砖-那里，此时徒弟就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叫他把三块红色的砖头搬到那里。“H”和“S”，本来没有红色和三块的意思，在这个活动的语境下，于是就有了这个意思。维特根斯坦说，这里语言的教学，不是作出说明，而是进行训练，儿童学习语言也是这样一个过程。由此出发，维特根斯坦将日常语言称为“语言游戏”：跟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以及语言本身，这个整体也叫做“语言游戏”。

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比作游戏，游戏的各种要素根据一定的规则而形成丰富的不同组合，语言亦如此，语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后期维特根斯坦说，不可能也没必要建立一套普遍的人工语言，日常语言具有一词多义和变动不居等特点，然而语言的功能主要在于使用中逐渐形成的自主系统，语言游戏的不可分割的要素就是语言、规则、使用活动。母语外的第二语言的之所以学习困难，很大程度是因为不是在使用中，语言游戏的规则是通过多次重复而为我们习惯性地掌握。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哲学中的本质主义倾向使人们相信语词的意义可以脱离它的使用过程而被固定下来，正是这种倾向造成了哲学上的混乱。日常生活中使用一般性的名词概念，只是为了方便，事物根本没有共同的本质，只有“家族相似”。譬如，儿子和父亲可能长相差不多，儿子和爷爷可能性格差不多，儿子和母亲可能爱好差不多，但是不可能每一个家庭成员有一个贯穿的共同点。

私人语言和公共规则

公共规则是通过语言的表达来实现的。比如，学校规定7点钟到校，有个学生急匆匆地在7点钟到了教学楼，于是老师惩罚他，他觉得很冤，老师回答：要求7点钟到教室而不仅仅是到教学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学校领导用解释代替了规则，根据关于规则的解释去判定是否遵守了规则。比如，唐代诗人陈子昂当时他仕途不顺，于是有感而发写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写诗时有一种感觉，但这种感觉并要表达出来必须借助于公共语言，如果借用公共语言就很难做到。所以，私人语言的含义只有他本人明白，描述的只是他本人的内心经验。比如，某人生病了，身体感到疼痛，医生问他怎么个痛法？但是就算他能描述这个痛觉，难道医生能够切身感受到他用私人语言描述的这种痛觉吗。

哲学病的医者

传统哲学家们把语言看做是对事物的命名，我们通过语言去描述难以把握的对象，就觉得日常语言过于粗糙，本来没有意义的语言，好像其意义来自于所表示的对象，以为语词一定有某种确定不变的“定义”，似乎我们能透过这些“定义”，来把握实在的对象或事物的本质。哲学家们以为，多样的事物不过是“现象”，真实的存在是现象背后的那个普遍共相。这种倾向早在苏格拉底追问“美是什么”、“勇敢是什么”就存在了，经过柏拉图的理念论，确定了现象与本质的划分这种传统观念。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个想法使哲学家错把一般语词的具体用法情况，当做不相干的东西。形而上学家并不是按照日常语言的规则讲话，不是在具体用途中考察语词的意义，反而是违反日常语言的规则，脱离具体用途，盲目寻找语词的所谓绝对意义。一个在理论上困惑的形而上学家，就像一只误入捕蝇瓶到处碰壁，却妄想飞出去的苍蝇。当哲学家们试图独立于语言的具体使用，而抽象地把握语词的含义，他们实际上如同梦中呓语，不过是真实的幻觉、高级的胡说。我们随手拿起一本哲学著作就会发现，虽然都是用日常语言写成的，但是普通人却很难读懂，因为哲学家们将日常语言运用于抽象领域，任何一个哲学概念，无论它多么抽象都有其感性的起源。